香港之王
曾几何时，记者有着‘无冕之王’的崇高的称号，令那些有抱负的热血青年趋之若鹜，尝试着用自己的热血通过手中的笔唤起社会的的正义。然而，在历时已经一个月的香港‘占中’运动中，人们深深体会到，在香港，‘无冕之王’的‘无冕’二字，其实是可以删去的，记者就是‘香港之王’，而且是与‘社会正义’相去甚远的‘王’。
这个‘王’， 完全控制了香港的社会的舆论导向，并为香港持续的动乱起到了实实在在的推波逐浪的‘伟大作用’（用伟大一词，因之为‘王’，王之所为，当然是伟大的），充分展现了他的王者之风。
‘占中者’号称代表香港人民，口口声声‘我们是香港人’，‘为我们香港人’，以不辨真伪的‘80万实体+网络签名’为依据的‘80万’之众，呼啸而起，到戴庭耀以似乎是讨好又似乎是欺骗的口吻对他的伙伴们宣布‘占中运动，现在开始’时，约10万人参与了这一非法的行动；在被严重影响生计的市民百姓的痛斥下，至学校复课前，还曾聚集起5万人。而时至今日，虽然还不能用寥寥无几来形容这些‘占中者’，但也已经是寥寥有数了。
在‘占中者’‘代表’香港人民‘占中’之声甚嚣尘上，充斥着香港的媒体时，不愿意被代表的‘反占中大联盟’应运而生了。相对于‘占中者’不辨真伪的以网络签名为主的签名，‘反占中’也搞签名活动，一签就是140万，而且绝大多数是实体的签名；10月25日，针对‘占中者’欲故伎重演，搞‘广场签名’时，‘反占中联盟’振臂一呼，当天就有30多万人签名‘反占中’，反‘广场签名’。 干净利索地完全地打败了‘占中者’的气势，发出了正真的大多数的香港人民的声音。
‘占中’与‘发占中’，那一方更代表香港民意，代表香港大多数人的利益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但是，这个‘王’从非法‘占中’至今，一直把80%以上的资源和精力投放在非法的‘占中者’方面。维持香港的稳定，坚持正义的香港警察如何辛劳，坚忍，受委屈……，不入‘王’的法眼，不在‘王’的笔下；升斗百姓，市民商家的实际损失，沸腾的民怨……，不入‘王’的法眼，不在‘王’的笔下；政府坚守‘基本法’，以极大的忍让对待非法‘占中者’以求社会不被撕裂，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不入‘王’的法眼，不在‘王’的笔下；为了自己的利益及大多数香港人的利益勇敢地站出来的反‘占中’的正真的大多数香港人的声音，集会……，不入‘王’的法眼，不在‘王’的笔下。‘王’的笔下写的仔细描述的是‘占中者’如何‘和平’地堵住商业区的店铺，如何‘和平’地冲击堵塞政府总部大楼，如何‘和平’地使市民有班难上，学生有校难回，如何‘和平’地用杂物路障封锁街道…...。在‘王‘的笔下，那些被非法的无辜的剥夺了赖以生存的生计的，合法的驱赶违法人群的市民和小商户，是‘暴徒’。当然还有，在‘王’的笔下，‘占中运动’是冠以‘民主’之名的。
可是，与大多数市民百姓的利益相违背的‘民主’，是正真的民主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也就是说，这个假民主之名的运动，代表的是不会被街头运动搞到伤筋动骨的大资本家的利益的。
话说到这，大家就不难理解直到新华社点名，香港的富豪们都是保持‘静默’的，‘王’的笔下，没有任何富豪们的动静，也不见哪一家媒体采访采访富豪们，报道报道富豪们的意见看法。
原来是‘王’的后面还有王，王中之王就是资本。
街头上轰轰烈烈，‘王’的笔下煽风点火的同时，资本正在暗暗窃喜，看着不为他们授意而上台的梁振英如何被赶下台，看着敢用‘楼市辣椒（招）’的梁振英政府如何倒台。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沪港股市直通车’一有暂缓的风声，富豪们就马上表态反‘占中’了-------触到了资本的正真的利益了！现在中央把‘直通车’的钥匙交给了梁振英，他们也就不反梁了，而‘反占中’了。
在王中之王的幕后操纵下，在失去正义，公允的‘王’的误导下，香港政治泰国化或许就是香港的宿命。
可怜的香港人！
毛丝丢顿
2014年10月29日星期三
Wednesday, October 29, 2014
何承高：何承高致公开信批“新社会主义论”（七）
七、总结
秋老师，前面六个副标题，针对您“新论”理论体系的评论，算是告一段落。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副标题进行评论，第一我认为我是理解您的，第二，我认为我是认真的。理解您什么呢，我在第一个副标题就说过，如果您想创建一个什么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您必须会有自己观察历史发展的视角维度，简单地说，您必须会有自己的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的基石，就是世界本源论。而我认真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我必须从本源论开始谈起，谈到唯物辩证观，谈到政治经济学，谈到“毛邓合”和“毛邓论”，谈到“新论”，再进行总结；二个是，我必须用最通俗的语言，用公开信的形式，来告诉我能影响到的人，让他们知道，您的理论体系是从哪里来的，又将到哪里去，会产生什么样子的结果。可以说，这是我在理解了您之后，所力所能及做到的，捍卫一下我自己认识的马克思主义的认真态度。现在，我要做的这个总结的工作，就是把前面六个副标题的内容串联起来，来进行综合说明。
（一）本源论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秋老师，这个关联，几乎没有人提过。原因是，您的“合二为一”的整体论，实质是二元论，出现得太晚了一些。如果说您出生在马克思那个年代，在您的这个本源论的基础上，与马克思同时阐发出了共产主义，那肯定会有很多人关联这个问题。虽然您出现得稍晚了一些，但是我还是发现了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您建立在物质和意识二元论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是不可能阐发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共产主义的本质，必须要达到消灭阶级和国家，而只有建立在物质决定意识的一元论的基础之上，阶级和国家作为是物质被消灭，阶级意识和国家意识作为是物质的反映，也才能够同时被消灭。而由于秋老师认识论的意识，不是物质反映论的意识，而是宇宙诞生就有的意识，所以，如果用秋老师的二元论来阐发共产主义，即便阶级和国家都消失了，但是阶级意识和国家意识都还将存在，还是存在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麻烦大了，那就是说共产主义将永远也不会实现。为什么呢，因为阶级和国家，都是共产主义运动要消灭的资产阶级等级和法权，如果它们的意识永远不灭，那这种阴魂不散的意识就会反作用于共产主义社会，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决定共产主义社会又产生阶级和国家。而由于在秋老师的认识论里，是着重强调意识决定物质的，那就是说阶级意识和国家意识将永远存在，将决定着消灭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将永远不会到来。
不仅如此，按照秋老师的本源论，二元论，意识与宇宙同步，生来具有，永远不灭。那自有生命运动以来，各种已经灭绝的动植物，它们的本能意识还将必然存在。那这个世界哪里还有人类宁日，那必将是阴森恐怖，夜夜惊魂。那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各种腐朽堕落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不但不灭，还将累积。那这个世界哪里还有人类文明，那必将是魑魅魍魉，男盗女娼。而秋老师的本意又并非如此，您只是想着重强调精神和意识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这种本源论所必然导致这样的认识论的结果，就必然违反了客观实在和客观规律。而要想破除以上的这些谬论，您就必须要把您的认识导向，归结到上帝论的认识论之中，因为只有它们才是您的护身符，帮您降妖捉怪，帮您惩恶扬善。秋老师，也许您不是有意这样而为之，而只是为了强调精神和意识的主导性作用，才与唯物主义相对立，才与唯物辩证观相对立，才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但是，您的态度又是明确地表达了要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论的，而且是坚决要反对物质决定意识的一元论的，所以，这就决定了您的理论体系，与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必将消灭阶级和国家的本质相对立，与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方向相对立。
（二）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
秋老师，为什么我在第一、第二个副标题中着重来谈世界本源论的问题，无非是强调一个自然发展观的问题。如果我这句话能被引起重视的话，我想强调一千万遍，“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如果我写给您的公开信，能被看过的一些朋友们引起这样的重视，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一半。秋老师，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很容易懂的，她是最接近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最客观的实录。可她被人们片面地理解为深刻，是因为唯心主义把她埋在了深处，而一旦唯心主义得到了铲除，就发现马克思主义原来是这么地基础。所以，并不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有什么难度，而是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唯心主义有多少深度，而只要我们的唯心主义越来越少，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多，我们就慢慢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原来这么基础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一个是自然发展的世界观，一个是决定这个自然发展的认识论。如果树立了这样的世界观，掌握了这样的认识论，用马克思主义看待宇宙，看待历史，看待世界，看待事物，就会登高望远，茅塞顿开，就会胸有成竹，融会贯通。
秋老师，请允许我再一次强调一下，自然发展的世界观，是以物质为基础的，意识作为是人脑的产物，她还是属于是物质。我们把意识从物质之中区分开来，是为了最基本的哲学关系，是认识论的体现，否则，绝对地区分它们，就没有任何意义。而要形成这个世界观，就必须是物质决定意识的认识论。而否定了这个认识论，自然发展的世界观将无从谈起。而这个认识论到底是否符合客观规律，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地在历史中去检验，到实践中去检验。而检验的结果，如果能客观地反映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那就证明自然发展的世界观是完全正确的，那就证明物质决定意识的认识论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个正确，当然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意思就是说，意识同样反作用物质，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就避免了机械唯物主义，避免了唯心辩证法，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和发展，开辟了革命道路。不过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么基础的东西，并不是先下公式，然后再去对照历史的，而是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占有和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所得出的最能反映出客观规律的世界观和认识论的。
秋老师，在第三、第四个副标题中，我进一步阐发了这种世界观和认识论。结合第一、第二副标题的内容，说明了在自然发展的世界观下，在物质本源论的前提下，在物质决定意识的认识论里，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原来都是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随之产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起到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力的。而且，她们之间的反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又要起到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力的。正是因为这样的认识论，开辟了一切革命道路，所以在政治经济领域的认识论，也就一通百通，一了百了了。比如说原始社会，个人生产力相对生存需要的低下，要求改变社会关系，改变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改变，就发展了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出现了剩余，出现了交换。而交换一经通过货币替代等价物出现，交换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大，奴隶制生产关系的规模化扩张，就需要用制度来确立；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规模化扩张，就需要从家族到氏族、到部落、到民族、到国家来依次确立。那到了这个时候，奴隶制生产关系的阶级斗争，就暂时通过国家这个阶级法权限制了起来，来达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目的。所以，从政治领域上来讲，阶级斗争也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与生具有和突然出现的。
秋老师，我在第四个副标题中，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阐发中，详细阐述了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活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自然演变的客观规律。揭示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具体化，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随之产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它们的反作用，以及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性作用，都是源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活动，即生产与再生产。而发展生产与再生产的科学实验，集中体现为阶级斗争的社会变革和要求，就构成了人类发展的三大社会实践活动。而这三大活动的现象，这种自然发展的现象，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被知性提示过，这种自然发展观，就是在一些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那里，都已经形成了知性共识。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更进一步从现象到本质，从知性到理性，揭示了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揭示了阶级斗争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揭示了这个专政只不过是要到达消灭阶级和国家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所以共产主义运动，必然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任何跑步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注定要违反客观规律，都是注定要破产和失败的。
（三）共产主义运动自然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运动规律
秋老师，既然说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我们就要明白，共产主义运动，属于是物质运动，具有物质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我已经在第六个副标题中，在《评新社会主义论》中，进行了概念性阐述。而关于这个运动的一部分，即社会主义运动，在《评论》中，我花了大量篇幅，对导致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运动，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运动的内因和外因，以及这两种因素必将导致的结果，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我认为，这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从唯物辩证的世界观来讲，从物质矛盾运动的规律上来讲，我算是讲得比较清楚了。唯一不足的是，由于篇幅的限制（《评论》已经超过25000字），不能大量地占有材料去进行辅证。当然这个工作，我会以后在其它的论述中来说明。而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直到消灭阶级和国家的矛盾运动规律，除了已经作出了在哲学关系上的概念性陈述之外，我还将在这里，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来作出必要的补充和综合陈述。
秋老师，比如新中国从旧中国发展而来，还存在着旧中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法权，还存在着世界帝国主义对新中国进行围堵和扼杀，而妄想实行殖民统治的法权。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在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属性，是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在一国范围内，在阶级斗争中，国家的属性，是实行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工具。而这两种对外和对内的国家属性，就决定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在迈向共产主义的前进道路上，存在着两大矛盾。也就决定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对外是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是反对封建和资本主义。而要想完成这两大革命任务，就必须要搞清楚这两大矛盾的基本运动规律。我们可以首先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在对外的民族矛盾问题上，如果国内民族团结，那对外反抗侵略和殖民法权就会有凝聚力；如果国内民族强盛，那对外反抗就会有战斗力。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只要国内的阶级矛盾越来越小，那国内的民族矛盾就会越来越小；只要国内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小，那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这就说明了，决定国家属性这两大矛盾运动的主要因素，是国内的阶级矛盾，而要想解决好对外的民族矛盾，归根到底，还是在于如何解决好国内阶级矛盾的这个问题上。而只要是解决好了国内阶级矛盾，加强了民族团结，加强了民族凝聚力，加强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新中国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才能真正有战斗力来反抗侵略和殖民法权。
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即使国内的阶级矛盾解决得再小，只要是还存在着国家，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必然存在。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只要是还有帝国主义存在，还有殖民法权存在，就必然会存在着与之相对应的国家，就存在着这个国家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而由于国家是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所以共产主义运动，要想逐步达到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在世界范围内，就要首先逐步达到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而这个过程不但是自然发展的过程，而且还必须是唯物辩证的过程。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新中国，一个是要对内反对封建和资本主义法权，逐渐减少阶级差别和矛盾；一个是要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逐渐减少民族差别和矛盾。而在对外反对的过程中，不但要联合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世界无产阶级，还要在一定程度上分化、瓦解和联合一般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殖民地的国家，做到在战略上，逐步限制和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而在对内反对的过程中，不但首先是联合一切可以改造的阶级的先进分子，实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镇压一切反革命，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而且还要在逐步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在加强了“四化”和国防建设的基础之上，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之上，必须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逐步限制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法权（只要阶级和国家存在，就谈不上消灭）。
秋老师，这里必须顺带说明一下，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其主体性质是有区别的，但是她们也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行的也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被专政的对象，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主要是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主要以蒋家王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人民民主专政就逐渐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而这一过程，是上层建筑逐步反作用并决定经济基础的时期，是逐步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时期，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才真正实施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体性质。从抽象上来说，从实行三大改造开始，就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个里面还有资产阶级专政逐步减少的变化（刘邓的专政就自然不说）。从具体上来说，人民民主专政，可以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也可以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从新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前者是相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和民主，而后者是相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和民主。从范畴上来说，人民民主专政，包含着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这两种专政主体性质的区别。
而之所以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只有对内加强了自身的革命专政，才能逐步限制和减少反动法权，才能更好地进行革命建设，才能增强对外的反抗实力。而在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的革命斗争中，正反双方的矛盾运动，又势必对国内的专政和建设以及物质的消耗和分配带来重大的影响。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反帝和反修，既是唯物辩证的，其矛盾运动，为捍卫红色政权，又是艰巨和光荣的。因为尽管所有制还在逐步改造，但是这些反动法权，都时刻地想着要进行报复性地卷土重来，去联合国外的反动法权，来反抗无产阶级专政，来颠覆社会主义道路。另外，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只要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对反动法权进行不断地革命，才能防止外因通过内因而其作用，来颠覆社会主义道路，来改变共产主义的运动方向。所以，共产主义运动，注定就是一项长期而伟大，艰巨而光荣的革命运动，这就需要广大的劳动人民以高度的革命热情，以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而为之不懈奋斗。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就一个要谈到独立自主的问题，一个是要谈到被一些人污蔑的输出革命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不灭，阶级和国家就不会灭，那没有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就永远不会到来。而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该怎样灭亡，我在第六个副标题中已经进行了说明，这里不再赘述。我要说的是，独立自主和输出革命，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独立自主，在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很强大的时候，为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必须进行战略性地防御。但是，当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站稳了脚跟，或者是比较强大的时候，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必须要联合起来消灭它们，这是为实现在世界范围内消灭阶级和国家创造国际条件。所以，独立自主和输出革命，它们的对立统一，这一自然发展的过程，其共同的革命任务，就是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要有正确的革命战略思维。独立自主，不是固步自封，不是战略退怯，而是在战略防御的相持阶段，发展自己，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战略进攻。而输出革命，不是狂妄自大，不是称王称霸，而是从战略相持转化为战略进攻，联合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无产阶级，限制和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
秋老师，也许您知道有些人在输出革命的问题上，经常攻击毛主席。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理由和自信，有逻辑和原则来反击一切对毛主席的妖魔化和攻击。别说抗美援朝和援越还不算什么输出革命，只是为了战略防御，就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阵营已经变得非常强大，联合起来输出革命来限制和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这难道有什么不对的吗？难道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不是每天都在世界范围内指手画脚吗？不是每天都在实施侵占、掠夺和杀戮吗？这本来就是国家属性，在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矛盾运动的对立统一。为什么只允许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来奴役殖民地国家，只允许它们来腐蚀、攻击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而不允许殖民地国家团结起来反抗，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起来反抗和消灭它们呢？
所以，秋老师，根据以上的理由自信和逻辑原则，我们就有根据来说明如下的几个问题，来反击一些人说毛泽东时代是“贫穷的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我们认为，不是新中国不愿意大力发展轻工业来改善人民的物质消费水平，不是新中国不愿意将农产品再分配多一点给人民，来解决人民被一些人攻击为“吃不饱饭”的问题。而根本原因，一个是底子薄，二个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局限性，三个是帝国主义的封锁，四个是肩负着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历史使命。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的生产力进行一定的物质生产，重工业多了一些，轻工业就必定会相对少了一些；一定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物质分配，国家建设需要和对外援助需要多一点，满足人民的物质分配就必然相对少了一点。这本来就是新中国在当时恶劣的国际背景下，其生产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决定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比重，只能是个人服从集体和国家，局部服从全局和长远。而且其矛盾运动的自然规律，都已经被毛主席不断地解决在良性循环和快速发展的前提之下，被人民群众自觉遵守和普遍拥有奉献精神的前提之下，为什么邓小平却偏偏视而不见，要睁着眼睛说瞎话，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因此要颠覆社会主义呢？为什么到今天为止，还有人像邓小平一般，鹦鹉学舌地高唱“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因此要继续颠覆社会主义为数不多的一点公有制基础呢？难道他们不都是在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法权进行遥相呼应吗？不都是想将邓小平开创的卖国主义道路进行到底吗？
秋老师，邓小平至于如何颠覆社会主义，其用“毛邓论”来实施“毛邓合”，走与共产主义相反的反革命运动，这一矛盾运动的规律，我在第五个副标题中，在《评正反合和毛邓论》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陈述，在这里，我就不需赘述。我只想强调的是，共产主义运动，不管是前进，还是后退，不管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都有如下几大特点。其一，其矛盾运动是自然发展的，都是在曲折中前进或后退的；其二，其矛盾运动的内因，在国内，其外因在国外，而外因只能通过其内因而起作用；其三，其矛盾运动的正方向，必须达到消灭了阶级和国家之后才能算是共产主义，那就决定了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在一定的条件下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就决定了消灭它们，才是进入到共产主义的必须条件；其四，其矛盾运动的反方向，必须达到了消灭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才能进入资本主义，那就决定了从上层建筑来实施政变，来颠覆革命道路和生产关系，是国内一切反动法权报复性的反革命本性；其五，在经济上，革命的改造对于旧中国而言，因为有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法权存在，只能实行逐步改造，允许一部分商品经济存在，但是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对其进行限制；反革命的改造对于新中国而言，因为有无产阶级法权即公有制的存在，只能实行逐步改造，而如今虽然允许一极小部分集体经济存在，但是必须用资产阶级专政对其进行限制。秋老师，以上就是共产主义运动自然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
秋老师，我为什么要说明这个基本规律，是因为您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不会这样自然地看待问题，也不会这样辩证地看待问题。因为，您是以意识来起决定性作用来看待问题的，所以，如果按照您的理论体系，从主观上，您就会脱离客观要求，就会犯急性病。第一，依靠上层建筑，会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第二，喜欢走捷径，急于求成，会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第三，容易走极端，会犯刘邓“反右扩大化”和制造“五风”的错误；第四，容易自以为是，犯林彪那样的阳奉阴违的错误。正是因为您不是以物质为第一性，以客观要求为前提，以是否符合矛盾运动的规律为根据，所以，在您的思维逻辑中，总是在想当然地进行跳跃式发展。而跳过的是客观实在，发展的是唯心主义。秋老师，从良好的愿望上来讲，也许您是真心想为这个祖国好，为这个民族好，为这个人民好，甚至是为这个世界好。但是，您要知道，主观主义泛滥，就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泛滥，就是利己主义。而利己主义泛滥，就是自私自利泛滥，就是封建和资本主义反动法权，和帝国主义的殖民法权的万恶之源。
（四）新的世界格局和新的国情如何与马列毛主义相结合
秋老师，新的世界格局和新的国情，是您的“新论”理论体系出来的历史背景。至于如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做到把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您选择的不是继承和发展，而是另起炉灶。首先，我要纠正一下胡石英先生的概念逻辑错误，他说继承和发展就是理论创新，这句话是很大欺骗性和反动性的。什么叫做继承，相对于马列毛主义而言，就是基本原理不能变；什么叫做发展，就是用其基本原理与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积累其在具体革命实践中解决矛盾问题的认识论，来丰富其理论体系。从广义上来讲，比如说列宁主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算不算是创新呢，当然算，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没有去改变，相反是用其基本原理，来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所以，从狭义上来讲，列宁主义就可以归结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当然也就可以叫做马列主义了。
但是列宁主义的广义的创新，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新呢？我们发现，他只是阐述了资本主义运动的进程，帝国主义将是他们的最高阶段。那也就是说，列宁根据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分析和论断了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历史终结的局点。而在此基础之上，他才在帝国主义还没有彻底完成殖民分割的情况下，在薄弱环节，首先取得了一国之胜利。这本来就是他用基本原理，去结合具体情况，去进行具体的革命实践，而取得了伟大成果；而这一伟大成果，又反过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唯物辩证地论证。而由于他在长期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但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一切改良主义进行猛烈地反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这些革命论战，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的创新，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创新，不仅不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冲突，相反，他更加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联系实际。他是用基本原理在新的历史阶段，来产生革命实践具体化的认识论，来丰富抽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那这样的一种创新，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地发展，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地减少和背叛。那这样的一种创新，当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了，当然就可以归结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了。
像毛主席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也是这样，在继承基本原理的时候，必须要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如果不与旧中国具体的国情相结合，片面地继承马列主义，那就会照搬照抄，像王明一类一样，犯‘左’倾冒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甚至走向反革命的方向上去。正是因为毛主席根据了自己的国情，走向了农村包围城市而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所以，他老人家才避免了机械的继承，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以，继承和发展，是唯物辩证的对立统一。只继承不发展，那是机械地继承。如果只是机械地继承，那肯定是没有把具体的革命实践，实施在具体的国情之上，或者是没有实施好，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去实施。而只有在继承的前提下，与具体情况相结合，那么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就一定会产生分析和解决矛盾问题的认识论，在知性到理性的反复运动中，就会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发展了。之所以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老是那些东西，就没有生命力了，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尽管这样，如果谁要是打着与新的历史阶段相结合的幌子，来篡改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那这种理论创新，就不是一般的创新了，那就是在变革事物的根本属性，那就是在否定别人，在肯定自己，那就是在另起炉灶。
比如说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革命理论不完全是毛主席的独创。《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决裂，本来就是一个不断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于1850年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还对不断革命作出了这样伟大的论述。他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恩选集》第一卷第479—480页）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可以简单地说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要不断革命。继续革命是有起点和终点的，而不断革命，是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所以，为什么毛主席说“文革”隔个七八年再来一次，实际上就是在起点和终点之后再继续革命，这样连接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了。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只是抽象的继续革命，而毛主席的不断革命，是有时间规划的具体的继续革命。但是不管如何，从继续革命理论的来源上，都属于是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而在继续革命的运动方式上，又可以说毛主席是继续和发展了列宁主义。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说过“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代表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来防止这种趋势。”（《列宁选集》第3卷第525页）“我们的目的是要吸引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其形式愈多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多的经验来检查它，并且定为法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除做八小时‘份内的’生产工作外，还要无报酬地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过渡到这个制度，是特别困难的，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起来。”（同上）这两段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为了防止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辟，必须实行“全体贫民”（即全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参加国家管理工作，实行自下而上的大民主运动，实行“全体贫民”自觉履行当家作主的国家义务。只是，列宁说的“首先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还是抽象的，其“形式”还没有“研究”，没有“系统化”，没有“经验检验它”，也没有“定为法规”。而这一切，都被毛主席具体化了，系统化了，法律化了（“75《宪法》”），并在伟大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实践中，检验了。而且检验得很彻底，检验了她真正的阶级主体性，即无产阶级专政！
从上面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所谓继承，一个是前人论述的某一事物的基本运动规律，一定要遵守，然后根据这一规律，根据这一事物运动的特殊状态，来作出从特殊到一般运动规律的认识论，这个就是发展。一个是前人论述的某一事物，处在一种抽象的状态下，由后人根据这一事物的本质，去具体地研究它，得到阐述这一事物本质的认识论，这也是继承和发展。但是胡石英先生是秋老师请来的，他也知道秋老师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而他本人又是反对“文革”的（视频为证），那么从他嘴里出来的“理论创新”，在他礼貌、和气、微笑的谈论中，在他“继承就是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的感召下，在涉及到秋老师“新论”的范围内，就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了。而由于他把“文革”的大民主诋毁成资产阶级的“民权运动”，而且还把这种所谓“糟得很”的“民权运动”指责成为“怎么没有人反思和追究”，那我就可以说，他的欺骗性中，还带有一定的反动性了。
秋老师，那在新的世界格局和新的国情下，到底该如何与马列毛主义相结合呢？我在第六个副标题《评新社会主义论》中已经给出了提示，在第四和第五个副标题中，已经陈述了为什么要这样结合的理由。而且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副标题中，也已经综合陈述了这样结合的必然性（辩证唯物史观）。在这里，我想再次强调一下，希望能引起秋老师的重视。第一，今天的世界格局，已经不是简单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了，所谓的世界一体化，几乎把全部的国家都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而以帝国为中心的殖民体系，虽然表面上有一定的矛盾，但是，世界金融寡头和世界托拉斯的高度集中，已经形成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与雇佣劳动力的尖锐对立。第二，今天的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中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中心了，传统的中心是以某国为中心，是以国家为单位，是以民族为单位。而今天的中心是金融为中心，是以金钱为单位，是以世界各国的精英卖国集团为单位。
第三，包括美国在内，各国政府首脑表面上的国家意志，已经成为了维护本国政治和经济稳定的作秀意志，而他们服务的对象，是那个高不可攀的世界金融寡头和顶级托拉斯，是那个披着神秘的色彩而又忽影忽现的封建邪恶组织，即共济会。第四，在世界范围内，世界资源的过度开发，已经与无止境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产生了尖锐的矛盾；科学技术转为为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使得日益排挤雇佣劳动力而出现大面积剩余人口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第五，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久衰不振，使得马克思所总结的“解决经济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必将“伴随着大量的工人阶级死亡”，而这一必然灾难结果正在来临，而这一实则为人为的计划，用转基因和疫苗等生物战略武器正在实施之中。第六，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殖民地国家了。目前几乎所有的邓氏精英卖国集团，都已经纳入到了封建管理模式的共济会体系之中。第七，中国全体劳动人民，早就处在被军事管理的状态之下，早就处在被武装警察用军管进行镇压的战争状态之下。而且从1995年以来，又被加重处在转基因和疫苗等生物战争消灭的序列之中。第八，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垃圾进口国，包括工业用品和消费用品；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化工污染项目生产国，包括PX项目和四大生物公司的剧毒农药生产等等。中国40多个完全不顾及会污染长江、黄河的“核地雷”（AP1000）的上马，这个已经被日本军国主义财团收购的项目的上马，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经到了万劫不复之地。内陆上马“核地雷”的省市，有湖南、湖北、江西、重庆和北京等。
第九，中国的四万亿外汇储备就是一张白条，如稀土之类的战略资源，正在被里应外合地掠夺得丧失殆尽；中国农业已经超过1300多个物种被转基因，超过60﹪的土地被种植了转基因，超过80﹪转基因工业食品在流通，西南5省连续5年干旱都与转基因桉树（速生树）有着直接的联系；中国一线城市的水务基本控制在外资手里，2012年检测出饮用水含有绝育激素；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遭受到了巨大破坏，地下水被污染，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中国农村以每年10万个村庄的速度正在消失，全国不孕不育已经超过8000万，儿童白血病和智障病合计已经超过1000万，2.6亿人患各种慢性疾病，各种肿瘤疾病呈高发态势；中国于2010年9月和2011年9月，连续进行了2次强制性的疑似麻疹绝育疫苗的接种，第一次一个亿指标，成功逃脱了一半，第二次补种，逃脱多少，人数未知。
第十，中国雇佣劳动力，一线的工人阶级约4亿左右，劳资关系已经高度集中。而从全国各地的劳资纠纷，引发罢工以及被镇压的结果上来看，工人阶级的维权意识仅停留在经济主义的阶段，在自在、自觉和自为的阶级斗争方面，还停留在第一阶段，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还远没有形成（本人3年深入工厂一线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从参与2012年抗日游行的人群的阶级成分来看，从我在深圳2次亲自领队调查的结果来看，工人阶级占了8成左右，小资产阶级仅占了2成，这就说明了工人阶级的民族革命意识，比他们自身的阶级革命意识要强烈得多。由于工人阶级、军队军人和在校学生，是高度集中的人群，超过80﹪的转基因工业食品流通，他们是消费这些毒食品的主要序列；而因此包括，凡是没有享受有机食品消费特供资格的阶级和人群，都是被生物战争消灭的序列。2012年以来，全球每年都有三次反转大游行运动，可中国媒体全部封锁，可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就是，申请不批，但是你出去了就要抓人。在中国，各种思潮分崩离析，泛左翼运动各行其是，由于没有马列毛主义党，无党性原则导致自由主义，无组织纪律导致一盘散沙。在中国，纪念毛主席时而允许，时而不允许，特别是在深圳，先恐吓你不要去，但是你真去了就要全程监管。在深圳，唯独进行唱红反转活动大部分能进行；城管开始抓的，后来不抓了；警察开始管的，后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国保有些人虽然不承认毛主席伟大，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转基因是好东西。结果是，挂上毛主席喷绘和反转横幅，先唱完《国际歌》，然后发的发资料，演讲的演讲；发的是反转资料，讲的是马列毛主义。有捣乱和质疑的过来问，“为什么要挂上毛泽东？”回答是，“认同转基因危害吗？”“认同”，“认同转基因是生物战争武器吗？”“认同”，“认同转基因是战争吗”“认同”，“认同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战无不胜和攻无不克吗”，有的“认同”，有的默认，有的还争执几句。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无论是警察也好，什么保安也好，包括一些地痞流氓也好，只好作罢，灰溜溜地走了。
秋老师，世界和中国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就今天中国经济通胀与滞涨终于会师并存，并由耸入云霄的高房地产泡沫包裹着，相当于是用一根稻草，把中国之命运系在了悬崖壁上，随时会摔得粉身碎骨。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之命运，无论用多么危险的词语来形容它都不为过。今天的中国，作为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它已经不是一般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那样，只是一般对剩余价值的剥夺，只是一般资本的积累了。由于它已经纳入了共济会的体系之中，那么它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范围就扩大了。工人和农民阶级是它消灭的对象，军人和学生是它消灭的对象，小资产阶级是它消灭的对象，一般民族资本家是它消灭的对象，凡是进入不了特供序列的官吏，都也成为了它消灭的对象。所以，这场阶级斗争，就演变成了中华民族与官僚权贵买办进行捍卫生存权的阶级扩大化斗争。而至于有些人不理解，所谓中国资本对外输出，说中国是一个二流帝国主义国家，这一个是没有搞懂国家之间必然发生政治和经济关系，产生矛盾，是对立的统一；二个是没有搞懂这只是由于共济会的体系，深扎在每个国家的金融寡头和托拉斯中，必须发生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相互渗透和相互倾轧的现象，而被倾轧的对象不是权贵官僚买办，而是被它们称为垃圾人口的世界劳动人民。一般而言，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为了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而像美国人民，继续享受着帝国主义殖民法权所带来的一点好处，但这只是传统法权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延续，而并非美国一部分人民不在共济会消灭的序列之中。只是，他们的情况相对中国人民来说，要好很多。从美国一个国家每次反转大游行的情况来看，每次都有超过200多个城市同时发起，有400多万人参加，这就说明了生物战争，已经跨越了种族界限。当然，在美国，相对穷困线以下的，绝大部分都是黑人。而由于美国虽然也转基因种植，但是食用消费量并不大，主要是用于工业和出口，所以，种族灭绝计划对美国而言，只是相对的，是极少部分人。但是相对于中国，就基本上就是整个中华民族了。
秋老师，严格意义上来说，改开到1996年之前，中国作为政治和经济附庸，被美国控制，被世界银行控制，那个时候的邓氏人马可以叫做汉奸卖国贼。但是，从1995年的所谓垃圾人口灭绝计划开始，邓氏人马就已经不是简单的汉奸卖国贼了，他们引进生物战争纳入到共济会的体系，就已经表示他们是全世界被消灭序列的劳动人民的共同阶级敌人了。所以，今天的反转斗争，已经不是如同抗日统一战线的那场民族革命战争了，而是每个国家内部阶级扩大化的捍卫民族生存权利的民族革命战争了。比如说，中国自己的“孟山都”即深圳市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现在向越南、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和非洲等各国输出转基因，这是在协同美国孟山都完成种族灭绝的计划，是一种相互倾轧的现象。表面上看，美国孟山都在中国的份额在减少，但是中国自己的“孟山都”的份额却在增加，这不但完成了杀人任务的交接和替代，而且这样可以更加让中国人民神不知鬼不觉。因为绝大部分反转人士，误以为生物战争，只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一场战争，那么以民族主义出现，就会加大中国人民抵抗美国孟山都的民族凝聚力。所以，以美国孟山都主动战略退却，而以中国的“孟山都”悄悄战略补位，这样不但避免了他们认为的所谓民族主义的泛滥会影响稳定，而且还于2012年成功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在小麦等转基因物种种植方面，攻城略地，大获全胜。像这种既毒杀本国劳动人民，又毒杀他国劳动人民的阶级敌人，就是世界劳动人民共同的的阶级敌人。
秋老师，前不久从官方公布的《选编》中，披露出来了习总两个表态。一个是说自己挨饿，间接说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二个是直接用语言对“…不得不提…转基因问题”表了态。其实我认为习总不需要表态，因为他于2012年的2月14日西方情人节，率团访美签订了400多亿元的转基因大单，就已经算是表了态。由于习总发表了208个字的表态，其逻辑有点需要人去解读才能搞清楚的味道，所以我就于第二天就发表《简评习总谈转基因的辩证法》。对于习总说“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社会对转基因技术有争议、有疑虑，这是正常的。”我认为，“其实，习总这几句话看似辩证，不过少了一定的条件。转基因技术这个新生事物，它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人民要在意识上去争议和疑虑这个物质。也就是说，在什么条件下，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而且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由于习总强调了“转基因是一项新技术”，“也是一个新产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我认为他的“确保安全”和“自主创新”，是把方向搞错了。我认为“这本来是一个战略口号，在逻辑用语上是，可以说是为了更好地确保国家和民族安全，我们必须独立自主勇于创新。但是习总的这个战略口号不是针对于军事国防，而是针对于国内推广，说‘在推广上要慎重，在研究上要大胆’。习总在这里彻底放弃了唯物辩证的态度，在逻辑的空格里，进行了政治表态。‘在研究上要大胆’，这个可以说是中性，但是我们要考虑大胆研究的目的、步骤和结果是什么。”我的质疑是归结到习总的“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商业化推广，要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技术规程规范进行，稳打稳扎”这样官方一直沿用的转基因推广语言上，而由此直接把习总的唯心辩证，变为唯物辩证，并直接质问道，“如果说通过大胆研究，发现了转基因是有害的，那还要对国内进行推广吗？而如果发现了转基因危害，对外不是采取战略防御，对内相反是执意推广，这种大胆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简评》最后的辩证法就是，“习总谈推广转基因的步骤，其实这是习总在强调转基因作为高科技生产力，所决定一定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在‘稳扎稳打’的战术要求下，最后做到用制度化来进行确定。如果说习总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谈‘占领转基因技术制高点’的两点论和重点论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在忽视安全的前提下在谈转基因生产力，最终是谈这个生产力所决定的殖民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秋老师，归纳一下前面所列举的全部材料，我们对今天的世界格局和中国国情的分析，可以这样结论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已经到高度腐烂的程度，而由其亲手制造而又无法解决的经济危机，已经迫使它们露出了最狰狞的面目，最残暴的本质，来对世界范围内殖民地国家的雇佣劳动力进行痛下杀手。由于中国卖国主义路线的自甘堕落，主动或被挟持加入到这个杀人机器的角斗场，迫使中国像其他各殖民地国家一样，都形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矛盾，都形成了每个国家的劳动人民为捍卫民族生存权利而斗争的阶级斗争。所以，目前每一个国家民族革命斗争的对象，一个是共济会的机器，即像美国孟山都和中国的“孟山都”这样的军事化战略组织；一个是共济会扎根在每个国家内部起决定性统治作用的统治阶级。而在中国，后者是主要的敌人。虽然每个国家内部，都是被消灭序列的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大联合，捍卫的是民族生存权利的民族革命斗争，但是，由于每个国家和民族，早就具有了列宁所说的民族自决权，而否定这个自决权的却是国内的统治阶级，所以，行使民族自决权并同时行使推翻共济会扎根的统治阶级，就一并成为了每个国家和民族追求独立和解放的第一任务。而世界无产阶级，应该马上从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接过接力棒，继续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由于转基因作为军事战略武器，具有不能留种的战略威胁，世界其他的国家，即使不能一次性完成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但是在中国，决不能停留。虽然在战略上，可以持有联合一切阶级阶层，来首先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胜利的谋略，但是由于今天的中国，是从无产阶级专政颠覆过来的，所以从战术上，就一定要重视它并努力把它颠覆回去，实行唯物辩证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专政。
秋老师，今天的中国不同于蒋介石时代的中国，主要原因，一个是毛主席作为民族英雄的化身和建立新中国的功绩，已经深入民心；二个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威力，迫使走资派们直到现在，只能高举特色社会主义，而不能彻底变为资本主义。所以，今天的中国不像旧中国了，谈马列主义不会杀头了，因为当局也在谈；谈毛泽东主义不会杀头了，虽然他们不谈。这就为无产阶级战士们，在合法化和非合法化斗争的策略和原则下，去力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所以，正确地认识新的世界格局和中国国情，对于我们正确把马列毛主义的原理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只有掌握了马列毛主义，才能唯物辩证地去认识新世界和新中国（今天的中国），这是相辅相成的。从上面的列举和总结中，结合我在第六个副标题，即《评新社会主义论》的概述中，难道我说的这些不符合毛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吗？而这些在马列毛时代，还没有出现过的帝国主义高度腐烂的局点，用我的认识论来表达，不也算是对马列毛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吗？而为什么秋老师您偏要搞出来一个，与当前世界格局和中国国情差之甚远，也根本改变不了民族危难现实的虚幻“新论”呢？所以，我认为，也许您是好心，但是方向搞错了；您没有认识到，是因为您不是用马列毛主义来分析和认识的；但是即使您认识不到，您不懂就不要说马克思主义不行；而正是您的唯心主义泛滥，搞出来了一个“新论”，所以，在您的帖子里面，看不到一个危在旦夕，正在奔向地狱之门的民族在呼救。您搞的这些无关紧要的理论研究，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依据，所以，您的“新论”，根本就不起任何作用。马恩列斯毛，首先是伟大的革命家，虽然是我们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但是，如果首先是没有革命的行动，就绝对没有革命的正确理论。这就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意识反作用物质，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
（五）关于对称性破缺的逻辑问题
秋老师，在第三个副标题中，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我说过了要在总结中来谈到下列问题的，如反映论与先验论，怀疑论与武断论，本体论与认识论；对象化与非对象化，本质与现象，共相与殊相，一般与个别；中与外，古与今，大与小，强与弱的。但是由于篇幅限制，加上我认为已经没有了必要，所以我这里只想强调一下它们的逻辑问题。虽然只是简单强调，我也希望能引起您的重视。第一是要承认它们都是相对运动的，这个前提不存在的话，它们就不能在任何一种关系中存在。第二是在承认它们在运动的前提下，那么就有一个相对的统一，而在某一个相对静止的统一面上，就可以发现它们类似于互为手性或镜像，但这并不是绝对的，而都是对称破缺的。第三，正是因为它们都是对称破缺的，所以，所以它们才有对立的统一，才是运动和发展的。像这几组里面，关于思想意识判断的，和物质形状、体积、质量的，和历史横向和纵向的，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唯物辩证认识论的，都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逻辑思维观，那就是对称性破缺。任何矛盾的两个方面，必须有主次之分，没有主次之分，矛盾就不存在。对称性破缺的实质就是矛盾，没有对称性破缺，就没有矛盾。我但愿秋老师能明白这个道理，您明白了之后，您就要回过头来分析一下，物质和意识，肯定是对称破缺的，到底是谁在决定谁呢？谁在逻辑上起到指向性的作用了呢？如果不是有您的“新论”这个前提存在，那会有我这个反对您“新论”的存在吗？秋老师，有些道理，完全是幼儿园理论，可是您的固执己见，都要到达您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的方向上去。所以我建议您，先停下您“新论”的创作，先把逻辑的一些东西搞清楚再说，好吗？要不您也可以先补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课，再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好吗？秋老师，全部公开信内容到此收笔，希望能得到您的批评或批判意见，希望您全家幸福和安康，多唱《东方红》！抵抗转基因！此致，何承高。
秋老师，前面六个副标题，针对您“新论”理论体系的评论，算是告一段落。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副标题进行评论，第一我认为我是理解您的，第二，我认为我是认真的。理解您什么呢，我在第一个副标题就说过，如果您想创建一个什么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您必须会有自己观察历史发展的视角维度，简单地说，您必须会有自己的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的基石，就是世界本源论。而我认真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我必须从本源论开始谈起，谈到唯物辩证观，谈到政治经济学，谈到“毛邓合”和“毛邓论”，谈到“新论”，再进行总结；二个是，我必须用最通俗的语言，用公开信的形式，来告诉我能影响到的人，让他们知道，您的理论体系是从哪里来的，又将到哪里去，会产生什么样子的结果。可以说，这是我在理解了您之后，所力所能及做到的，捍卫一下我自己认识的马克思主义的认真态度。现在，我要做的这个总结的工作，就是把前面六个副标题的内容串联起来，来进行综合说明。
（一）本源论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秋老师，这个关联，几乎没有人提过。原因是，您的“合二为一”的整体论，实质是二元论，出现得太晚了一些。如果说您出生在马克思那个年代，在您的这个本源论的基础上，与马克思同时阐发出了共产主义，那肯定会有很多人关联这个问题。虽然您出现得稍晚了一些，但是我还是发现了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您建立在物质和意识二元论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是不可能阐发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共产主义的本质，必须要达到消灭阶级和国家，而只有建立在物质决定意识的一元论的基础之上，阶级和国家作为是物质被消灭，阶级意识和国家意识作为是物质的反映，也才能够同时被消灭。而由于秋老师认识论的意识，不是物质反映论的意识，而是宇宙诞生就有的意识，所以，如果用秋老师的二元论来阐发共产主义，即便阶级和国家都消失了，但是阶级意识和国家意识都还将存在，还是存在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麻烦大了，那就是说共产主义将永远也不会实现。为什么呢，因为阶级和国家，都是共产主义运动要消灭的资产阶级等级和法权，如果它们的意识永远不灭，那这种阴魂不散的意识就会反作用于共产主义社会，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决定共产主义社会又产生阶级和国家。而由于在秋老师的认识论里，是着重强调意识决定物质的，那就是说阶级意识和国家意识将永远存在，将决定着消灭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将永远不会到来。
不仅如此，按照秋老师的本源论，二元论，意识与宇宙同步，生来具有，永远不灭。那自有生命运动以来，各种已经灭绝的动植物，它们的本能意识还将必然存在。那这个世界哪里还有人类宁日，那必将是阴森恐怖，夜夜惊魂。那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各种腐朽堕落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不但不灭，还将累积。那这个世界哪里还有人类文明，那必将是魑魅魍魉，男盗女娼。而秋老师的本意又并非如此，您只是想着重强调精神和意识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这种本源论所必然导致这样的认识论的结果，就必然违反了客观实在和客观规律。而要想破除以上的这些谬论，您就必须要把您的认识导向，归结到上帝论的认识论之中，因为只有它们才是您的护身符，帮您降妖捉怪，帮您惩恶扬善。秋老师，也许您不是有意这样而为之，而只是为了强调精神和意识的主导性作用，才与唯物主义相对立，才与唯物辩证观相对立，才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但是，您的态度又是明确地表达了要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论的，而且是坚决要反对物质决定意识的一元论的，所以，这就决定了您的理论体系，与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必将消灭阶级和国家的本质相对立，与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方向相对立。
（二）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
秋老师，为什么我在第一、第二个副标题中着重来谈世界本源论的问题，无非是强调一个自然发展观的问题。如果我这句话能被引起重视的话，我想强调一千万遍，“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如果我写给您的公开信，能被看过的一些朋友们引起这样的重视，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一半。秋老师，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很容易懂的，她是最接近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最客观的实录。可她被人们片面地理解为深刻，是因为唯心主义把她埋在了深处，而一旦唯心主义得到了铲除，就发现马克思主义原来是这么地基础。所以，并不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有什么难度，而是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唯心主义有多少深度，而只要我们的唯心主义越来越少，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多，我们就慢慢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原来这么基础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一个是自然发展的世界观，一个是决定这个自然发展的认识论。如果树立了这样的世界观，掌握了这样的认识论，用马克思主义看待宇宙，看待历史，看待世界，看待事物，就会登高望远，茅塞顿开，就会胸有成竹，融会贯通。
秋老师，请允许我再一次强调一下，自然发展的世界观，是以物质为基础的，意识作为是人脑的产物，她还是属于是物质。我们把意识从物质之中区分开来，是为了最基本的哲学关系，是认识论的体现，否则，绝对地区分它们，就没有任何意义。而要形成这个世界观，就必须是物质决定意识的认识论。而否定了这个认识论，自然发展的世界观将无从谈起。而这个认识论到底是否符合客观规律，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地在历史中去检验，到实践中去检验。而检验的结果，如果能客观地反映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那就证明自然发展的世界观是完全正确的，那就证明物质决定意识的认识论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个正确，当然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意思就是说，意识同样反作用物质，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就避免了机械唯物主义，避免了唯心辩证法，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和发展，开辟了革命道路。不过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么基础的东西，并不是先下公式，然后再去对照历史的，而是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占有和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所得出的最能反映出客观规律的世界观和认识论的。
秋老师，在第三、第四个副标题中，我进一步阐发了这种世界观和认识论。结合第一、第二副标题的内容，说明了在自然发展的世界观下，在物质本源论的前提下，在物质决定意识的认识论里，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原来都是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随之产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起到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力的。而且，她们之间的反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又要起到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力的。正是因为这样的认识论，开辟了一切革命道路，所以在政治经济领域的认识论，也就一通百通，一了百了了。比如说原始社会，个人生产力相对生存需要的低下，要求改变社会关系，改变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改变，就发展了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出现了剩余，出现了交换。而交换一经通过货币替代等价物出现，交换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大，奴隶制生产关系的规模化扩张，就需要用制度来确立；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规模化扩张，就需要从家族到氏族、到部落、到民族、到国家来依次确立。那到了这个时候，奴隶制生产关系的阶级斗争，就暂时通过国家这个阶级法权限制了起来，来达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目的。所以，从政治领域上来讲，阶级斗争也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与生具有和突然出现的。
秋老师，我在第四个副标题中，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阐发中，详细阐述了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活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自然演变的客观规律。揭示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具体化，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随之产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它们的反作用，以及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性作用，都是源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活动，即生产与再生产。而发展生产与再生产的科学实验，集中体现为阶级斗争的社会变革和要求，就构成了人类发展的三大社会实践活动。而这三大活动的现象，这种自然发展的现象，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被知性提示过，这种自然发展观，就是在一些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那里，都已经形成了知性共识。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更进一步从现象到本质，从知性到理性，揭示了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揭示了阶级斗争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揭示了这个专政只不过是要到达消灭阶级和国家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所以共产主义运动，必然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任何跑步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注定要违反客观规律，都是注定要破产和失败的。
（三）共产主义运动自然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运动规律
秋老师，既然说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我们就要明白，共产主义运动，属于是物质运动，具有物质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我已经在第六个副标题中，在《评新社会主义论》中，进行了概念性阐述。而关于这个运动的一部分，即社会主义运动，在《评论》中，我花了大量篇幅，对导致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运动，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运动的内因和外因，以及这两种因素必将导致的结果，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我认为，这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从唯物辩证的世界观来讲，从物质矛盾运动的规律上来讲，我算是讲得比较清楚了。唯一不足的是，由于篇幅的限制（《评论》已经超过25000字），不能大量地占有材料去进行辅证。当然这个工作，我会以后在其它的论述中来说明。而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直到消灭阶级和国家的矛盾运动规律，除了已经作出了在哲学关系上的概念性陈述之外，我还将在这里，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来作出必要的补充和综合陈述。
秋老师，比如新中国从旧中国发展而来，还存在着旧中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法权，还存在着世界帝国主义对新中国进行围堵和扼杀，而妄想实行殖民统治的法权。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在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属性，是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在一国范围内，在阶级斗争中，国家的属性，是实行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工具。而这两种对外和对内的国家属性，就决定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在迈向共产主义的前进道路上，存在着两大矛盾。也就决定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对外是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是反对封建和资本主义。而要想完成这两大革命任务，就必须要搞清楚这两大矛盾的基本运动规律。我们可以首先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在对外的民族矛盾问题上，如果国内民族团结，那对外反抗侵略和殖民法权就会有凝聚力；如果国内民族强盛，那对外反抗就会有战斗力。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只要国内的阶级矛盾越来越小，那国内的民族矛盾就会越来越小；只要国内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小，那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这就说明了，决定国家属性这两大矛盾运动的主要因素，是国内的阶级矛盾，而要想解决好对外的民族矛盾，归根到底，还是在于如何解决好国内阶级矛盾的这个问题上。而只要是解决好了国内阶级矛盾，加强了民族团结，加强了民族凝聚力，加强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新中国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才能真正有战斗力来反抗侵略和殖民法权。
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即使国内的阶级矛盾解决得再小，只要是还存在着国家，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必然存在。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只要是还有帝国主义存在，还有殖民法权存在，就必然会存在着与之相对应的国家，就存在着这个国家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而由于国家是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所以共产主义运动，要想逐步达到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在世界范围内，就要首先逐步达到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而这个过程不但是自然发展的过程，而且还必须是唯物辩证的过程。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新中国，一个是要对内反对封建和资本主义法权，逐渐减少阶级差别和矛盾；一个是要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逐渐减少民族差别和矛盾。而在对外反对的过程中，不但要联合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世界无产阶级，还要在一定程度上分化、瓦解和联合一般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殖民地的国家，做到在战略上，逐步限制和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而在对内反对的过程中，不但首先是联合一切可以改造的阶级的先进分子，实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镇压一切反革命，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而且还要在逐步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在加强了“四化”和国防建设的基础之上，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之上，必须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逐步限制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法权（只要阶级和国家存在，就谈不上消灭）。
秋老师，这里必须顺带说明一下，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其主体性质是有区别的，但是她们也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行的也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被专政的对象，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主要是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主要以蒋家王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人民民主专政就逐渐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而这一过程，是上层建筑逐步反作用并决定经济基础的时期，是逐步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时期，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才真正实施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体性质。从抽象上来说，从实行三大改造开始，就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个里面还有资产阶级专政逐步减少的变化（刘邓的专政就自然不说）。从具体上来说，人民民主专政，可以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也可以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从新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前者是相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和民主，而后者是相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和民主。从范畴上来说，人民民主专政，包含着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这两种专政主体性质的区别。
而之所以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只有对内加强了自身的革命专政，才能逐步限制和减少反动法权，才能更好地进行革命建设，才能增强对外的反抗实力。而在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的革命斗争中，正反双方的矛盾运动，又势必对国内的专政和建设以及物质的消耗和分配带来重大的影响。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反帝和反修，既是唯物辩证的，其矛盾运动，为捍卫红色政权，又是艰巨和光荣的。因为尽管所有制还在逐步改造，但是这些反动法权，都时刻地想着要进行报复性地卷土重来，去联合国外的反动法权，来反抗无产阶级专政，来颠覆社会主义道路。另外，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只要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对反动法权进行不断地革命，才能防止外因通过内因而其作用，来颠覆社会主义道路，来改变共产主义的运动方向。所以，共产主义运动，注定就是一项长期而伟大，艰巨而光荣的革命运动，这就需要广大的劳动人民以高度的革命热情，以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而为之不懈奋斗。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就一个要谈到独立自主的问题，一个是要谈到被一些人污蔑的输出革命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不灭，阶级和国家就不会灭，那没有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就永远不会到来。而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该怎样灭亡，我在第六个副标题中已经进行了说明，这里不再赘述。我要说的是，独立自主和输出革命，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独立自主，在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很强大的时候，为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必须进行战略性地防御。但是，当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站稳了脚跟，或者是比较强大的时候，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必须要联合起来消灭它们，这是为实现在世界范围内消灭阶级和国家创造国际条件。所以，独立自主和输出革命，它们的对立统一，这一自然发展的过程，其共同的革命任务，就是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要有正确的革命战略思维。独立自主，不是固步自封，不是战略退怯，而是在战略防御的相持阶段，发展自己，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战略进攻。而输出革命，不是狂妄自大，不是称王称霸，而是从战略相持转化为战略进攻，联合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无产阶级，限制和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
秋老师，也许您知道有些人在输出革命的问题上，经常攻击毛主席。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理由和自信，有逻辑和原则来反击一切对毛主席的妖魔化和攻击。别说抗美援朝和援越还不算什么输出革命，只是为了战略防御，就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阵营已经变得非常强大，联合起来输出革命来限制和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这难道有什么不对的吗？难道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不是每天都在世界范围内指手画脚吗？不是每天都在实施侵占、掠夺和杀戮吗？这本来就是国家属性，在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矛盾运动的对立统一。为什么只允许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来奴役殖民地国家，只允许它们来腐蚀、攻击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而不允许殖民地国家团结起来反抗，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起来反抗和消灭它们呢？
所以，秋老师，根据以上的理由自信和逻辑原则，我们就有根据来说明如下的几个问题，来反击一些人说毛泽东时代是“贫穷的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我们认为，不是新中国不愿意大力发展轻工业来改善人民的物质消费水平，不是新中国不愿意将农产品再分配多一点给人民，来解决人民被一些人攻击为“吃不饱饭”的问题。而根本原因，一个是底子薄，二个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局限性，三个是帝国主义的封锁，四个是肩负着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历史使命。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的生产力进行一定的物质生产，重工业多了一些，轻工业就必定会相对少了一些；一定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物质分配，国家建设需要和对外援助需要多一点，满足人民的物质分配就必然相对少了一点。这本来就是新中国在当时恶劣的国际背景下，其生产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决定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比重，只能是个人服从集体和国家，局部服从全局和长远。而且其矛盾运动的自然规律，都已经被毛主席不断地解决在良性循环和快速发展的前提之下，被人民群众自觉遵守和普遍拥有奉献精神的前提之下，为什么邓小平却偏偏视而不见，要睁着眼睛说瞎话，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因此要颠覆社会主义呢？为什么到今天为止，还有人像邓小平一般，鹦鹉学舌地高唱“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因此要继续颠覆社会主义为数不多的一点公有制基础呢？难道他们不都是在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法权进行遥相呼应吗？不都是想将邓小平开创的卖国主义道路进行到底吗？
秋老师，邓小平至于如何颠覆社会主义，其用“毛邓论”来实施“毛邓合”，走与共产主义相反的反革命运动，这一矛盾运动的规律，我在第五个副标题中，在《评正反合和毛邓论》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陈述，在这里，我就不需赘述。我只想强调的是，共产主义运动，不管是前进，还是后退，不管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都有如下几大特点。其一，其矛盾运动是自然发展的，都是在曲折中前进或后退的；其二，其矛盾运动的内因，在国内，其外因在国外，而外因只能通过其内因而起作用；其三，其矛盾运动的正方向，必须达到消灭了阶级和国家之后才能算是共产主义，那就决定了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在一定的条件下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就决定了消灭它们，才是进入到共产主义的必须条件；其四，其矛盾运动的反方向，必须达到了消灭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才能进入资本主义，那就决定了从上层建筑来实施政变，来颠覆革命道路和生产关系，是国内一切反动法权报复性的反革命本性；其五，在经济上，革命的改造对于旧中国而言，因为有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法权存在，只能实行逐步改造，允许一部分商品经济存在，但是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对其进行限制；反革命的改造对于新中国而言，因为有无产阶级法权即公有制的存在，只能实行逐步改造，而如今虽然允许一极小部分集体经济存在，但是必须用资产阶级专政对其进行限制。秋老师，以上就是共产主义运动自然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
秋老师，我为什么要说明这个基本规律，是因为您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不会这样自然地看待问题，也不会这样辩证地看待问题。因为，您是以意识来起决定性作用来看待问题的，所以，如果按照您的理论体系，从主观上，您就会脱离客观要求，就会犯急性病。第一，依靠上层建筑，会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第二，喜欢走捷径，急于求成，会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第三，容易走极端，会犯刘邓“反右扩大化”和制造“五风”的错误；第四，容易自以为是，犯林彪那样的阳奉阴违的错误。正是因为您不是以物质为第一性，以客观要求为前提，以是否符合矛盾运动的规律为根据，所以，在您的思维逻辑中，总是在想当然地进行跳跃式发展。而跳过的是客观实在，发展的是唯心主义。秋老师，从良好的愿望上来讲，也许您是真心想为这个祖国好，为这个民族好，为这个人民好，甚至是为这个世界好。但是，您要知道，主观主义泛滥，就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泛滥，就是利己主义。而利己主义泛滥，就是自私自利泛滥，就是封建和资本主义反动法权，和帝国主义的殖民法权的万恶之源。
（四）新的世界格局和新的国情如何与马列毛主义相结合
秋老师，新的世界格局和新的国情，是您的“新论”理论体系出来的历史背景。至于如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做到把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您选择的不是继承和发展，而是另起炉灶。首先，我要纠正一下胡石英先生的概念逻辑错误，他说继承和发展就是理论创新，这句话是很大欺骗性和反动性的。什么叫做继承，相对于马列毛主义而言，就是基本原理不能变；什么叫做发展，就是用其基本原理与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积累其在具体革命实践中解决矛盾问题的认识论，来丰富其理论体系。从广义上来讲，比如说列宁主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算不算是创新呢，当然算，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没有去改变，相反是用其基本原理，来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所以，从狭义上来讲，列宁主义就可以归结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当然也就可以叫做马列主义了。
但是列宁主义的广义的创新，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新呢？我们发现，他只是阐述了资本主义运动的进程，帝国主义将是他们的最高阶段。那也就是说，列宁根据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分析和论断了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历史终结的局点。而在此基础之上，他才在帝国主义还没有彻底完成殖民分割的情况下，在薄弱环节，首先取得了一国之胜利。这本来就是他用基本原理，去结合具体情况，去进行具体的革命实践，而取得了伟大成果；而这一伟大成果，又反过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唯物辩证地论证。而由于他在长期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但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一切改良主义进行猛烈地反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这些革命论战，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的创新，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创新，不仅不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冲突，相反，他更加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联系实际。他是用基本原理在新的历史阶段，来产生革命实践具体化的认识论，来丰富抽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那这样的一种创新，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地发展，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地减少和背叛。那这样的一种创新，当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了，当然就可以归结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了。
像毛主席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也是这样，在继承基本原理的时候，必须要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如果不与旧中国具体的国情相结合，片面地继承马列主义，那就会照搬照抄，像王明一类一样，犯‘左’倾冒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甚至走向反革命的方向上去。正是因为毛主席根据了自己的国情，走向了农村包围城市而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所以，他老人家才避免了机械的继承，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以，继承和发展，是唯物辩证的对立统一。只继承不发展，那是机械地继承。如果只是机械地继承，那肯定是没有把具体的革命实践，实施在具体的国情之上，或者是没有实施好，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去实施。而只有在继承的前提下，与具体情况相结合，那么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就一定会产生分析和解决矛盾问题的认识论，在知性到理性的反复运动中，就会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发展了。之所以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老是那些东西，就没有生命力了，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尽管这样，如果谁要是打着与新的历史阶段相结合的幌子，来篡改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那这种理论创新，就不是一般的创新了，那就是在变革事物的根本属性，那就是在否定别人，在肯定自己，那就是在另起炉灶。
比如说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革命理论不完全是毛主席的独创。《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决裂，本来就是一个不断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于1850年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还对不断革命作出了这样伟大的论述。他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恩选集》第一卷第479—480页）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可以简单地说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要不断革命。继续革命是有起点和终点的，而不断革命，是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所以，为什么毛主席说“文革”隔个七八年再来一次，实际上就是在起点和终点之后再继续革命，这样连接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了。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只是抽象的继续革命，而毛主席的不断革命，是有时间规划的具体的继续革命。但是不管如何，从继续革命理论的来源上，都属于是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而在继续革命的运动方式上，又可以说毛主席是继续和发展了列宁主义。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说过“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代表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来防止这种趋势。”（《列宁选集》第3卷第525页）“我们的目的是要吸引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其形式愈多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多的经验来检查它，并且定为法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除做八小时‘份内的’生产工作外，还要无报酬地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过渡到这个制度，是特别困难的，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起来。”（同上）这两段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为了防止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辟，必须实行“全体贫民”（即全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参加国家管理工作，实行自下而上的大民主运动，实行“全体贫民”自觉履行当家作主的国家义务。只是，列宁说的“首先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还是抽象的，其“形式”还没有“研究”，没有“系统化”，没有“经验检验它”，也没有“定为法规”。而这一切，都被毛主席具体化了，系统化了，法律化了（“75《宪法》”），并在伟大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实践中，检验了。而且检验得很彻底，检验了她真正的阶级主体性，即无产阶级专政！
从上面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所谓继承，一个是前人论述的某一事物的基本运动规律，一定要遵守，然后根据这一规律，根据这一事物运动的特殊状态，来作出从特殊到一般运动规律的认识论，这个就是发展。一个是前人论述的某一事物，处在一种抽象的状态下，由后人根据这一事物的本质，去具体地研究它，得到阐述这一事物本质的认识论，这也是继承和发展。但是胡石英先生是秋老师请来的，他也知道秋老师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而他本人又是反对“文革”的（视频为证），那么从他嘴里出来的“理论创新”，在他礼貌、和气、微笑的谈论中，在他“继承就是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的感召下，在涉及到秋老师“新论”的范围内，就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了。而由于他把“文革”的大民主诋毁成资产阶级的“民权运动”，而且还把这种所谓“糟得很”的“民权运动”指责成为“怎么没有人反思和追究”，那我就可以说，他的欺骗性中，还带有一定的反动性了。
秋老师，那在新的世界格局和新的国情下，到底该如何与马列毛主义相结合呢？我在第六个副标题《评新社会主义论》中已经给出了提示，在第四和第五个副标题中，已经陈述了为什么要这样结合的理由。而且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副标题中，也已经综合陈述了这样结合的必然性（辩证唯物史观）。在这里，我想再次强调一下，希望能引起秋老师的重视。第一，今天的世界格局，已经不是简单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了，所谓的世界一体化，几乎把全部的国家都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而以帝国为中心的殖民体系，虽然表面上有一定的矛盾，但是，世界金融寡头和世界托拉斯的高度集中，已经形成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与雇佣劳动力的尖锐对立。第二，今天的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中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中心了，传统的中心是以某国为中心，是以国家为单位，是以民族为单位。而今天的中心是金融为中心，是以金钱为单位，是以世界各国的精英卖国集团为单位。
第三，包括美国在内，各国政府首脑表面上的国家意志，已经成为了维护本国政治和经济稳定的作秀意志，而他们服务的对象，是那个高不可攀的世界金融寡头和顶级托拉斯，是那个披着神秘的色彩而又忽影忽现的封建邪恶组织，即共济会。第四，在世界范围内，世界资源的过度开发，已经与无止境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产生了尖锐的矛盾；科学技术转为为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使得日益排挤雇佣劳动力而出现大面积剩余人口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第五，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久衰不振，使得马克思所总结的“解决经济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必将“伴随着大量的工人阶级死亡”，而这一必然灾难结果正在来临，而这一实则为人为的计划，用转基因和疫苗等生物战略武器正在实施之中。第六，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殖民地国家了。目前几乎所有的邓氏精英卖国集团，都已经纳入到了封建管理模式的共济会体系之中。第七，中国全体劳动人民，早就处在被军事管理的状态之下，早就处在被武装警察用军管进行镇压的战争状态之下。而且从1995年以来，又被加重处在转基因和疫苗等生物战争消灭的序列之中。第八，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垃圾进口国，包括工业用品和消费用品；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化工污染项目生产国，包括PX项目和四大生物公司的剧毒农药生产等等。中国40多个完全不顾及会污染长江、黄河的“核地雷”（AP1000）的上马，这个已经被日本军国主义财团收购的项目的上马，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经到了万劫不复之地。内陆上马“核地雷”的省市，有湖南、湖北、江西、重庆和北京等。
第九，中国的四万亿外汇储备就是一张白条，如稀土之类的战略资源，正在被里应外合地掠夺得丧失殆尽；中国农业已经超过1300多个物种被转基因，超过60﹪的土地被种植了转基因，超过80﹪转基因工业食品在流通，西南5省连续5年干旱都与转基因桉树（速生树）有着直接的联系；中国一线城市的水务基本控制在外资手里，2012年检测出饮用水含有绝育激素；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遭受到了巨大破坏，地下水被污染，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中国农村以每年10万个村庄的速度正在消失，全国不孕不育已经超过8000万，儿童白血病和智障病合计已经超过1000万，2.6亿人患各种慢性疾病，各种肿瘤疾病呈高发态势；中国于2010年9月和2011年9月，连续进行了2次强制性的疑似麻疹绝育疫苗的接种，第一次一个亿指标，成功逃脱了一半，第二次补种，逃脱多少，人数未知。
第十，中国雇佣劳动力，一线的工人阶级约4亿左右，劳资关系已经高度集中。而从全国各地的劳资纠纷，引发罢工以及被镇压的结果上来看，工人阶级的维权意识仅停留在经济主义的阶段，在自在、自觉和自为的阶级斗争方面，还停留在第一阶段，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还远没有形成（本人3年深入工厂一线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从参与2012年抗日游行的人群的阶级成分来看，从我在深圳2次亲自领队调查的结果来看，工人阶级占了8成左右，小资产阶级仅占了2成，这就说明了工人阶级的民族革命意识，比他们自身的阶级革命意识要强烈得多。由于工人阶级、军队军人和在校学生，是高度集中的人群，超过80﹪的转基因工业食品流通，他们是消费这些毒食品的主要序列；而因此包括，凡是没有享受有机食品消费特供资格的阶级和人群，都是被生物战争消灭的序列。2012年以来，全球每年都有三次反转大游行运动，可中国媒体全部封锁，可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就是，申请不批，但是你出去了就要抓人。在中国，各种思潮分崩离析，泛左翼运动各行其是，由于没有马列毛主义党，无党性原则导致自由主义，无组织纪律导致一盘散沙。在中国，纪念毛主席时而允许，时而不允许，特别是在深圳，先恐吓你不要去，但是你真去了就要全程监管。在深圳，唯独进行唱红反转活动大部分能进行；城管开始抓的，后来不抓了；警察开始管的，后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国保有些人虽然不承认毛主席伟大，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转基因是好东西。结果是，挂上毛主席喷绘和反转横幅，先唱完《国际歌》，然后发的发资料，演讲的演讲；发的是反转资料，讲的是马列毛主义。有捣乱和质疑的过来问，“为什么要挂上毛泽东？”回答是，“认同转基因危害吗？”“认同”，“认同转基因是生物战争武器吗？”“认同”，“认同转基因是战争吗”“认同”，“认同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战无不胜和攻无不克吗”，有的“认同”，有的默认，有的还争执几句。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无论是警察也好，什么保安也好，包括一些地痞流氓也好，只好作罢，灰溜溜地走了。
秋老师，世界和中国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就今天中国经济通胀与滞涨终于会师并存，并由耸入云霄的高房地产泡沫包裹着，相当于是用一根稻草，把中国之命运系在了悬崖壁上，随时会摔得粉身碎骨。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之命运，无论用多么危险的词语来形容它都不为过。今天的中国，作为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它已经不是一般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那样，只是一般对剩余价值的剥夺，只是一般资本的积累了。由于它已经纳入了共济会的体系之中，那么它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范围就扩大了。工人和农民阶级是它消灭的对象，军人和学生是它消灭的对象，小资产阶级是它消灭的对象，一般民族资本家是它消灭的对象，凡是进入不了特供序列的官吏，都也成为了它消灭的对象。所以，这场阶级斗争，就演变成了中华民族与官僚权贵买办进行捍卫生存权的阶级扩大化斗争。而至于有些人不理解，所谓中国资本对外输出，说中国是一个二流帝国主义国家，这一个是没有搞懂国家之间必然发生政治和经济关系，产生矛盾，是对立的统一；二个是没有搞懂这只是由于共济会的体系，深扎在每个国家的金融寡头和托拉斯中，必须发生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相互渗透和相互倾轧的现象，而被倾轧的对象不是权贵官僚买办，而是被它们称为垃圾人口的世界劳动人民。一般而言，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为了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而像美国人民，继续享受着帝国主义殖民法权所带来的一点好处，但这只是传统法权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延续，而并非美国一部分人民不在共济会消灭的序列之中。只是，他们的情况相对中国人民来说，要好很多。从美国一个国家每次反转大游行的情况来看，每次都有超过200多个城市同时发起，有400多万人参加，这就说明了生物战争，已经跨越了种族界限。当然，在美国，相对穷困线以下的，绝大部分都是黑人。而由于美国虽然也转基因种植，但是食用消费量并不大，主要是用于工业和出口，所以，种族灭绝计划对美国而言，只是相对的，是极少部分人。但是相对于中国，就基本上就是整个中华民族了。
秋老师，严格意义上来说，改开到1996年之前，中国作为政治和经济附庸，被美国控制，被世界银行控制，那个时候的邓氏人马可以叫做汉奸卖国贼。但是，从1995年的所谓垃圾人口灭绝计划开始，邓氏人马就已经不是简单的汉奸卖国贼了，他们引进生物战争纳入到共济会的体系，就已经表示他们是全世界被消灭序列的劳动人民的共同阶级敌人了。所以，今天的反转斗争，已经不是如同抗日统一战线的那场民族革命战争了，而是每个国家内部阶级扩大化的捍卫民族生存权利的民族革命战争了。比如说，中国自己的“孟山都”即深圳市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现在向越南、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和非洲等各国输出转基因，这是在协同美国孟山都完成种族灭绝的计划，是一种相互倾轧的现象。表面上看，美国孟山都在中国的份额在减少，但是中国自己的“孟山都”的份额却在增加，这不但完成了杀人任务的交接和替代，而且这样可以更加让中国人民神不知鬼不觉。因为绝大部分反转人士，误以为生物战争，只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一场战争，那么以民族主义出现，就会加大中国人民抵抗美国孟山都的民族凝聚力。所以，以美国孟山都主动战略退却，而以中国的“孟山都”悄悄战略补位，这样不但避免了他们认为的所谓民族主义的泛滥会影响稳定，而且还于2012年成功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在小麦等转基因物种种植方面，攻城略地，大获全胜。像这种既毒杀本国劳动人民，又毒杀他国劳动人民的阶级敌人，就是世界劳动人民共同的的阶级敌人。
秋老师，前不久从官方公布的《选编》中，披露出来了习总两个表态。一个是说自己挨饿，间接说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二个是直接用语言对“…不得不提…转基因问题”表了态。其实我认为习总不需要表态，因为他于2012年的2月14日西方情人节，率团访美签订了400多亿元的转基因大单，就已经算是表了态。由于习总发表了208个字的表态，其逻辑有点需要人去解读才能搞清楚的味道，所以我就于第二天就发表《简评习总谈转基因的辩证法》。对于习总说“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社会对转基因技术有争议、有疑虑，这是正常的。”我认为，“其实，习总这几句话看似辩证，不过少了一定的条件。转基因技术这个新生事物，它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人民要在意识上去争议和疑虑这个物质。也就是说，在什么条件下，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而且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由于习总强调了“转基因是一项新技术”，“也是一个新产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我认为他的“确保安全”和“自主创新”，是把方向搞错了。我认为“这本来是一个战略口号，在逻辑用语上是，可以说是为了更好地确保国家和民族安全，我们必须独立自主勇于创新。但是习总的这个战略口号不是针对于军事国防，而是针对于国内推广，说‘在推广上要慎重，在研究上要大胆’。习总在这里彻底放弃了唯物辩证的态度，在逻辑的空格里，进行了政治表态。‘在研究上要大胆’，这个可以说是中性，但是我们要考虑大胆研究的目的、步骤和结果是什么。”我的质疑是归结到习总的“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商业化推广，要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技术规程规范进行，稳打稳扎”这样官方一直沿用的转基因推广语言上，而由此直接把习总的唯心辩证，变为唯物辩证，并直接质问道，“如果说通过大胆研究，发现了转基因是有害的，那还要对国内进行推广吗？而如果发现了转基因危害，对外不是采取战略防御，对内相反是执意推广，这种大胆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简评》最后的辩证法就是，“习总谈推广转基因的步骤，其实这是习总在强调转基因作为高科技生产力，所决定一定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在‘稳扎稳打’的战术要求下，最后做到用制度化来进行确定。如果说习总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谈‘占领转基因技术制高点’的两点论和重点论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在忽视安全的前提下在谈转基因生产力，最终是谈这个生产力所决定的殖民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秋老师，归纳一下前面所列举的全部材料，我们对今天的世界格局和中国国情的分析，可以这样结论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已经到高度腐烂的程度，而由其亲手制造而又无法解决的经济危机，已经迫使它们露出了最狰狞的面目，最残暴的本质，来对世界范围内殖民地国家的雇佣劳动力进行痛下杀手。由于中国卖国主义路线的自甘堕落，主动或被挟持加入到这个杀人机器的角斗场，迫使中国像其他各殖民地国家一样，都形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矛盾，都形成了每个国家的劳动人民为捍卫民族生存权利而斗争的阶级斗争。所以，目前每一个国家民族革命斗争的对象，一个是共济会的机器，即像美国孟山都和中国的“孟山都”这样的军事化战略组织；一个是共济会扎根在每个国家内部起决定性统治作用的统治阶级。而在中国，后者是主要的敌人。虽然每个国家内部，都是被消灭序列的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大联合，捍卫的是民族生存权利的民族革命斗争，但是，由于每个国家和民族，早就具有了列宁所说的民族自决权，而否定这个自决权的却是国内的统治阶级，所以，行使民族自决权并同时行使推翻共济会扎根的统治阶级，就一并成为了每个国家和民族追求独立和解放的第一任务。而世界无产阶级，应该马上从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接过接力棒，继续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由于转基因作为军事战略武器，具有不能留种的战略威胁，世界其他的国家，即使不能一次性完成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但是在中国，决不能停留。虽然在战略上，可以持有联合一切阶级阶层，来首先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胜利的谋略，但是由于今天的中国，是从无产阶级专政颠覆过来的，所以从战术上，就一定要重视它并努力把它颠覆回去，实行唯物辩证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专政。
秋老师，今天的中国不同于蒋介石时代的中国，主要原因，一个是毛主席作为民族英雄的化身和建立新中国的功绩，已经深入民心；二个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威力，迫使走资派们直到现在，只能高举特色社会主义，而不能彻底变为资本主义。所以，今天的中国不像旧中国了，谈马列主义不会杀头了，因为当局也在谈；谈毛泽东主义不会杀头了，虽然他们不谈。这就为无产阶级战士们，在合法化和非合法化斗争的策略和原则下，去力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所以，正确地认识新的世界格局和中国国情，对于我们正确把马列毛主义的原理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只有掌握了马列毛主义，才能唯物辩证地去认识新世界和新中国（今天的中国），这是相辅相成的。从上面的列举和总结中，结合我在第六个副标题，即《评新社会主义论》的概述中，难道我说的这些不符合毛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吗？而这些在马列毛时代，还没有出现过的帝国主义高度腐烂的局点，用我的认识论来表达，不也算是对马列毛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吗？而为什么秋老师您偏要搞出来一个，与当前世界格局和中国国情差之甚远，也根本改变不了民族危难现实的虚幻“新论”呢？所以，我认为，也许您是好心，但是方向搞错了；您没有认识到，是因为您不是用马列毛主义来分析和认识的；但是即使您认识不到，您不懂就不要说马克思主义不行；而正是您的唯心主义泛滥，搞出来了一个“新论”，所以，在您的帖子里面，看不到一个危在旦夕，正在奔向地狱之门的民族在呼救。您搞的这些无关紧要的理论研究，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依据，所以，您的“新论”，根本就不起任何作用。马恩列斯毛，首先是伟大的革命家，虽然是我们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但是，如果首先是没有革命的行动，就绝对没有革命的正确理论。这就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意识反作用物质，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
（五）关于对称性破缺的逻辑问题
秋老师，在第三个副标题中，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我说过了要在总结中来谈到下列问题的，如反映论与先验论，怀疑论与武断论，本体论与认识论；对象化与非对象化，本质与现象，共相与殊相，一般与个别；中与外，古与今，大与小，强与弱的。但是由于篇幅限制，加上我认为已经没有了必要，所以我这里只想强调一下它们的逻辑问题。虽然只是简单强调，我也希望能引起您的重视。第一是要承认它们都是相对运动的，这个前提不存在的话，它们就不能在任何一种关系中存在。第二是在承认它们在运动的前提下，那么就有一个相对的统一，而在某一个相对静止的统一面上，就可以发现它们类似于互为手性或镜像，但这并不是绝对的，而都是对称破缺的。第三，正是因为它们都是对称破缺的，所以，所以它们才有对立的统一，才是运动和发展的。像这几组里面，关于思想意识判断的，和物质形状、体积、质量的，和历史横向和纵向的，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唯物辩证认识论的，都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逻辑思维观，那就是对称性破缺。任何矛盾的两个方面，必须有主次之分，没有主次之分，矛盾就不存在。对称性破缺的实质就是矛盾，没有对称性破缺，就没有矛盾。我但愿秋老师能明白这个道理，您明白了之后，您就要回过头来分析一下，物质和意识，肯定是对称破缺的，到底是谁在决定谁呢？谁在逻辑上起到指向性的作用了呢？如果不是有您的“新论”这个前提存在，那会有我这个反对您“新论”的存在吗？秋老师，有些道理，完全是幼儿园理论，可是您的固执己见，都要到达您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的方向上去。所以我建议您，先停下您“新论”的创作，先把逻辑的一些东西搞清楚再说，好吗？要不您也可以先补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课，再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好吗？秋老师，全部公开信内容到此收笔，希望能得到您的批评或批判意见，希望您全家幸福和安康，多唱《东方红》！抵抗转基因！此致，何承高。
Monday, October 27, 2014
何承高: 何承高致公开信批“新社会主义论”（六）
六、评新社会主义论
秋老师，因其他事情的影响，我写给您的公开信还没有写完，还有第六和第七个副标题的内容没有写完。所以，我必须得抓紧时间，争取尽快完成这个收尾工作。前些天以您为主导的所谓“新社会主义研讨会”终于在北京举行了，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因为这可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正与反的任何事物，它们都一定会自然产生和发展，而且它们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一定会从一种形态发展为另外一种形态。而既然它们有着这样的普遍规律，属于自然过程，而且又由于它们特别适应于这个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属于是必然产物，所以，我们任何人都不要违背客观规律，或视而不见，或者是否定它们的社会存在，这应该是唯物主义者们的基本世界观。不过要说明的是，秋老师说自己越来越有信心了，这其实是秋老师在阐述自己的推动作用，具体来说是在阐述自己在引发“新社会主义论”的这场论战中，所起到的使这场论战从一种形态变为另外一种形态的矛盾运动的推动作用。而推动作用力的大小变化，秋老师是满意的，而且是越来越有信心了。其实，这又是秋老师的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表现。
第一，秋老师具有马克思所说的“正确本能”，对一些抽象性的对错，进行了选择性地判断。在一些非常表面和简易的是非问题上，秋老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比如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共产主义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在一些比较隐秘（如哲学）和深刻（如唯物辩证）的原则问题上，秋老师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反马克思主义。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的前两个部分，秋老师基本上是完全否定的。而既然选择了否定前两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应该接着否定，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都是紧密相连的。而且是，没有第一个部分就没有第二个部分，没有第二个部分，就没有第三个部分。但是，秋老师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违反辩证逻辑地表现出来了一点点“正确本能”。必须要说明的是，秋老师的这个“正确本能”，是用了一些心思的，在如何颠三倒四地搞乱人们正常的辩证逻辑思维方面，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例如，您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前两个部分，实则就是否定了毛泽东主义的革命理论基础；而您又在高举着毛泽东主义的旗号来反对着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一部分人在您这么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动之中，或许是因为太激动，却不知道或者是没有关注到您同时也将毛泽东主义反掉了。
第二，秋老师的“正确本能”，是有着其它针对性的。在新自由主义看来，您的这种反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将毛泽东主义进行反掉的步骤，像新媳妇见公婆一样，是羞羞答答的。他们不太喜欢您，是因为您太保守，会说您，既然不守妇道，何必在夏夜的躁动中，还包裹得严严实实，所以，他们有强奸您的欲望。其实，他们与您之间的矛盾，就相当于他们与特色集团之间的矛盾一样，在反马列毛的根本方向上没有区别，只是根据各自的利益需要而实施的步骤不同而已。而您这种“正确本能”，相对于特色集团而言，您还没有特色集团保守。特色集团虽然在反马列毛的实践中已经迈出了一大步，已经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全部反掉了，但是在哲学上，它们还打着唯物辩证的旗帜（如各个大学哲学教本还有马哲课程），即使它们也同样塞进了唯心主义的私货，干的是历史虚无和实用主义的勾当。虽然您也口口声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但是您将毛泽东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石都抽走了，您说哪一种性质让马列毛主义会死得更惨？！虽然您的这种釜底抽薪，更多地是倾向于新自由主义，介于特色集团与新自由主义之间，但是您的这种推动作用，可以逐步瓦解马列毛主义，所以从根本意义上，您的这个“正确本能”之外的折扣部分，是符合新自由主义的利益的，是符合特色集团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因此，您的这个“正确本能”，是非常安全的。
第三，正是因为您的这个“正确本能”是非常安全的，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主观上，您把握得非常准确。但是，您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唯物辩证的自然过程。因为，正反双方的任何力量，任何人的力量，都必须受到正反双方和任何人的相互影响、制约或抵消。而如果您引发的这场论战，没有人去回应，您的作用力就近乎为零，就相当于您打了一个嗝，叹了一口气。但是，这不符合国情，不符合辩证法，不符合对立的统一。因为您提出来的这个针对性论题，是在影响、刺激或干扰着他人，而不是真正像你打嗝和叹气只是作用于空气那么简单，那么，别人的反作用力，就势必会对您进行反影响、反刺激和反干扰。所以，就肯定会出现一部分在您看来是比较尖刻的批驳，左和右的都有，但是左的批驳会更多一些。您就可能会把这样一部分人对您的反作用力理解为人身攻击和谩骂，其实秋老师，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首先是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歪曲、攻击和取消，反马克思主义者是欢迎的，而捍卫马克思主义者，一定是讨厌的。而如果一律都是欢迎的态度，恐怕连您自己也都不会相信。而至于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立场来欢迎您，那是因为您的反马克思主义言论，可以锻炼马克思主义者们怎样捍卫马克思主义。如果说您要谈到什么信心，那就要相信每个人的作用力在合成为平行四边形的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是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您这个所谓的信心，就是来自于这个交互作用的矛盾体的自然反映。而我这个被您激发起来的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信心，也是属于这个自然反映，与您构成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是因为您的存在而存在，因为你的消亡而消亡（是相对于您的言论而言，但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会永不停息）。
秋老师，在这次北京研讨会的正反双方的阵营中，我发现您方阵营的将帅序列里面，新社会主义的认识论，也是对立统一的。在这点上，您说了大实话，说您的新社会主义论跟其他的人还不太一样，其实，这是矛盾运动基本规律的反映论，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和结果。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修正马列毛主义，实质为反马列毛主义。将马克思所说的“正确本能”之外的部分进行了折扣，不是您方阵营的将帅们不具备“正确本能”来甄别哪些是马列毛主义的，哪些是非马列毛主义的，而是这些将帅们都知道，折扣一部分“正确本能”，对他们来说，是绝对安全的。因为，这个被折扣的部分，是已经被特色社会主义打了折扣的部分，无非是这些将帅们是想折扣多一点还是想折扣少一点的问题。其实，无论折扣多少，留下多少，这都是一种附和，一种依附，一种实则为投降主义的阶级本能。当然，像郭松民老师等人的世界观，如哲学的；认识论，如阶级和阶级斗争分析法的；方法论，如如何改造这个世界的；他们中间有些人还的确与您秋老师是不太一样的。虽然说只要是提出了这个所谓的新社会主义论的，其阶级本能与您的阶级本能都有趋同性，但是性质还是有天壤之别的。我认为，有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可以改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利益被其它资产阶级挤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利益被整个无产阶级专政，这都是属于是物质决定意识的指令性作用。而有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不可以改造，而且还要把这种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论体系固定下来，带到棺材里面去，把物质决定意识的指令性作用颠倒过来，把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进行绝对化，其实，这就是一种对马列毛主义进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对其完全彻底地进行消灭的资产阶级思想。
秋老师，您的固执己见，真的快要滑到这个不可改造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边缘了，不管您对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新”的包装，用多么美丽的图案，用多么动听的辞藻，然而只要您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二元论的基础之上的，那您的理论体系就是逻辑混乱的，就是形而上学的，就是反马列毛主义的，就是为彻底颠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服务的。您说您跟卢麒元先生的新社会主义论不一样，的确是不一样。不过我认为，即使卢麒元先生的世界观带着很浓厚的资产阶级情结，但是都没有您举着红旗反红旗的新社会主义论的危害性质那么大。因为，卢麒元先生的“正确本能”，是由于其阶级本能和个人利益的需要，他还没有与资产阶级世界观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其“正确本能”被折扣的部分，是真实透明的，是很容易区分得开来的。但是尽管如此，尽管他从一开始只是从民族主义出发，只是向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分靠拢，但是，他还属于是可以改造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而您呢，您出身于工人家庭，现在个人生活水准相当于“无产阶级”，有人说您还有点神似毛主席，加上您天天高举着毛主席，那您说，如果您在您前期铺垫好的而且现在越来越扩大影响的泛左翼圈子里面搞点什么破坏，那危害是不是更加大一些呢，性质是不是更加恶劣些呢？反过来说，即使卢麒元先生现在天天在攻击马克思和毛主席，只要他能够敢说敢当，“光明正大”，这都不算大事，这只能说明他的资产阶级思想观还没有改造好，还需要继续改造。而这种很容易区分的反马列毛主义的言论，是危害不大的。而您呢，您天天明里从口号上敢说毛主席伟大，敢说江青同志伟大，敢说“文革”伟大，而暗里从行动上却将奠定毛泽东主义的唯物辩证的基石都抽走了，将毛主席一再肯定和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否定了，您这样的一种举着红旗反红旗，难道不是危害更大吗？秋老师，我们判断某一事物的危害程度，一个是看范围，一个是看本质，而且还必须要辩证分析。来自于堡垒外部的危害，影响再大，范围再大，只要没有危及到堡垒内部的事物存在，其危害是相对小的；而来自堡垒内部的危害，影响再小，范围再小，只要是危及到了堡垒内容的事物存在，其危害就是相对大的。而在这点上，秋老师您这次在北京研讨会上，继续讲“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难道您不知道特色理论从外部来瓦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变化的条件，而像您这样从内部来瓦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变化的根据吗？而且这样内外一夹攻，就可能会导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土崩瓦解吗？而由于“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假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旦土崩瓦解，演变成了您曾经提到的新社会主义的实质即“毛邓合”，那您这样的一种作用，难道您不知道您作为内因来瓦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功劳将会是第一位的吗？
秋老师，您在北京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在第四个副标题《为什么要提新社会主义》中，提出了“共产主义运动要不要反思和升级”的第一个问题，其实，这是您在偷换概念。我们的问题可以这样提及，“共产主义运动要不要反思和总结”，而您是直接把总结变革为升级，其目的就是为了变革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共产主义运动，我们认为，是不断对私有制和私有制观念进行革命斗争的政治性运动，其革命斗争运动的时间，是无限向前的，其革命斗争运动的空间，其形态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其形态变化的政治意义，只有前进和后退之分，只有进步和落后之分，而没有所谓的升级之说。而您这里所提到的升级，不是指“共产主义运动要不要反思和总结”的问题，而是指要不要改变共产主义运动方向的问题。我们同时也认为，共产主义运动，肯定要反思和总结，之所以要反思，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已经面临着失败；之所以要总结，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必须要朝着成功和胜利的方向继续前进。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要说明的是，反思与总结的唯物辩证，必须是物质决定意识的一元论。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从诞生那一刻开始，她就具有着客观实在的物质属性。她一定会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外一个阶段，从一种形态发展到另外一种形态。她的诞生到灭亡的过程，是直到私有制全部消失，直到私有制的观念被不断地禁锢（被不断的革命运动禁锢为万恶之源的自我革命的革命精神），直到阶级消失，直到国家消失，直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处在一种高度辩证，高度自律的状态之下。而她的灭亡，是意味着她以另外一种高度自为的共产主义运动而诞生，形成更加高度自为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陈代谢，形成更加唯物辩证的物质循环的矛盾运动。 秋老师，请注意，这个物质循环的矛盾运动，虽然她需要我们今天和未来的共产主义者在思想和理论上去不断地反思和总结，在行为和实践上去不断地努力和推动，但是，她必须遵循这样的一种基本运动规律。那就是，共产主义运动，是历史唯物辩证世界观、阶级斗争分析认识论和消灭私有制以及私有制观念的社会变革论的三大革命运动的对立统一，其矛盾运动的基本轨迹，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其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反复运动中，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在这点上，列宁和毛主席都依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第一、第二、第三个里程碑的运动、继承和发展中，锤炼出更加能指导共产主义运动从不断曲折走向不断胜利的马列毛主义。
秋老师，请您在这里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第一，抽象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三大具体革命运动，是不可分割的。而如今，既然您已经明确地否定了前面两大革命运动的本质，篡改了这两大革命运动的方向，请问，您那种还经常挂在嘴边的共产主义运动，那还是共产主义运动吗？而且，这个被马克思用严密的逻辑来论述的三大革命运动规律的理论体系，被列宁和毛主席用艰苦卓越的革命斗争来检验这个理论体系真理性的实践证明，容得您这样断章取义、舍本求末和缘木求鱼吗？或者说，您都改变了前面两大革命运动的方向，而您这种奔向资产阶级怀抱的修正共产主义运动，那还会奔向共产主义前方吗？或者说，您这种反思和升级的本质，难道不是在愚弄别人的同时，也是在自欺欺人吗？第二，马列毛主义的一体化，在今天来说，相对于共产主义运动而言，她也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是，她是革命理论与实践、再理论与再实践相结合的自然产物，不是历史杜撰、冠名和虚拟的主观愿望；二个是，她是真实客观完整地阐发出了三大革命运动的普遍规律，而且由于其中因为有毛泽东主义的战无不胜，使其在今天看来，更加显得是承前启后和唯物辩证，是伟大正确和光辉灿烂。但是，秋老师，您又是如何来对待马列毛主义的呢？果不其然，您又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三大革命运动的原则一样，又来了个断章取义、舍本求末和缘木求鱼，请问，秋老师，您这样立场坚定地去分割马列毛主义，去打倒马列主义，那毛泽东主义还会独善其身吗？还会有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灵魂吗？您把毛泽东主义的革命理论基础都抽走了，您这样的一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和升级，难道不是彻底地反马列主义，不是彻底地反毛泽东主义吗？秋老师，我认为，您的反思和升级，与邓小平的反思和升级可以属于是同一种类型。邓小平是用“贫穷”来反思社会主义，您是用“失败”来反思共产主义；邓小平是用升级来改变社会主义道路，而您是用升级来改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秋老师，您与邓小平如此心灵相通的一种思路，这难道只是一种巧合吗？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是导致“贫穷”的根本原因，所以必须变革社会主义道路；而您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所以必须变革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秋老师，这恐怕就是您提倡“毛邓合”深层次原因的一个根源吧？！不过，秋老师，尽管邓小平的“贫穷”反思和您的“失败”反思都属于是同一种类型，但是区别还是很大的。邓小平的升级最终走向了卖国主义，而您的升级现在还停留在民族主义阶段，而如果您不立即悬崖勒马，继续服务于“毛邓合”，继续为创建“毛邓合”的新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奔走，那您也必将随着特色集团的卖国主义道路，一路滑下去，会堕落到突破民族主义底线的深渊。
秋老师，您说“不少同志并不反对秋石客文章内容，而反对新字，主张提科学社会主义，劝我去掉新字。很多反新社会主义人反对新字是可笑的，哪有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出新的道理？”秋老师，我非常敬佩您的敬业精神，起码在这点上，我要深深地鞠躬向您敬意！您的新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其实质内容都是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为什么有些人，又到底是哪些人要您以假充真地来冒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难道您的理论体系只是去掉一个“新”字就可以了吗？或者张冠李戴地按上一个“科学”二字就可以了吗？难道您说的“不少同志”对您的新社会主义论的认识只是这样的一个衡量、甄别和判断标准吗？难道这些“不少同志”都只是这样的一点新的马列毛主义的认识论吗？秋老师，您的这个报道确实让我感到吃惊，如果您的这个报道是真实的，那您的反马列毛主义的反作用，就是最珍贵和最深刻的反教育。所以，我非常感谢您引发新这场社会主义论的论战，非常感谢您以高风亮节，以求真务实的学者风范，不将新社会主义论归纳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因为您的新社会主义论，本来就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对立，即使您的理论体系一定是以反对马列毛主义为目的，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因为您的理论体系，只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候，所出现的那些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过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所以，您的理论体系，可以叫做任何主义，可以叫做新社会主义，也可以叫做最新社会主义，这都是您的自由。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您这个“新”或“最新”，都有那么一些不太光彩的部分，都有那么一些不太辩证的部分。说您不太光彩的部分，是说您总是喜欢把毛主席拿出来垫脚，虽然看起来是您把毛主席抬得很高，其实是摔得最重，因为您抽走了毛泽东主义的理论基石，实质最终是把毛主席踩到了脚下。本来您的理论体系就是反马列毛主义的，但是您为了达到在泛左翼人堆里面搞出一点什么动静，就举着毛主席的旗号，这样就会影响一大片，甚至还可以蒙蔽一大片。从这个方面，就可以对前面肯定过您的所谓高风亮节打一个大折扣，那我就可以说您有点喜欢搞阴谋诡计了。说您不太辩证的部分，是说您为什么只在泛左翼这个人堆里面搞这些动静，而不在新自由主义那边，在特色集团那边去搞这些动静。因为您的理论体系，是介于新自由主义和特色主义之间的，应该来说，您的理论体系是可以暂时性地解决它们之间的纷争的。而只要新自由主义后退一步，特色主义前进一步，这样就可以解决它们的纷争了，就可以解决它们的矛盾了，这样不是很好吗？虽然特色主义暂时性地是它们矛盾运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新自由主义只是暂时性地处在次要的地位，但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必然会向新自由主义招手，特色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主次矛盾的转换，也必然会此消彼长。而一旦新自由主义将来独大，您秋老师的理论体系，就是非常有利于新自由主义的；而只要您那个时候叉掉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您就完全可以把您的理论体系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了，这不才是实事求是的吗？所以，从这个方面，就可以对前面肯定过您的所谓求真务实打一个大折扣，那我也就可以说您真是有点不识时务了。
秋老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反对出现新生事物的，相反一定会相信在一定的条件下，会诞生出适应这个生存条件的新生事物的。新生事物之所以能够诞生，必定有它存在的生存条件，就如同在资本主义要向帝国主义过渡的那个阶段，必定要出现马克思主义一样，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为消灭资本主义而诞生出社会主义而作的革命思想、认识、理论、宣传、动员、组织和行动的准备。但是必须要同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从诞生那一刻起，除了有她自身从生到死的矛盾运动，还必须有她能够存在的生存条件的矛盾运动。而这个矛盾运动，就是她的对立面，与之形成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的方方面面。那么，各种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形形色色的新马克思主义就必然会诞生和存在。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反抗，不存在新马克思主义的反抗，世界上一切都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那马克思主义就一定会马上消亡。因为这不符合辩证法，不符合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所以，对于一些新的马克思主义，新的毛泽东主义，新的马列毛主义，我们都会欢迎它们唯物辩证地到来。而如果它们不到来，那才证明了马列毛主义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已经没有了她们存在的生存条件。所以，我们绝对会欢迎像秋老师这样的新社会主义论不失时机地到来，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对秋老师的言论进行分析，进行甄别，进行分类，进行斗争。因为作为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我们是捍卫马列毛主义者的一方，而秋老师是反对马列毛主义者的一方，在性质上，我们与秋老师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这是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的。不过在斗争中，我们必须要遵循如下三大原则。如果说，秋老师能够改变自己的歪理学说，不再歪曲、攻击和取消马列毛主义，我们可以改变斗争的性质，秋老师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甚至可以在某一个民族革命运动的并肩作战中，成为我们的同志。如果说，秋老师能够放弃自己的歪理学说，并能够公开作出深刻的检讨，变成完全拥护马列毛主义，我们还可以改变团结的性质，秋老师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同志，甚至只要秋老师要求不断进步，还可以在马列毛主义的捍卫、学习、继承和发展中，成为我何承高真正革命同志式的老师。但是，如果说以上两种可能都不存在，如果说秋老师完全不能放弃自己的歪理学说，坚持将反对马列毛主义的反革命行动坚持到底，那秋老师就一定会成为我们越来越深刻和越来越尖锐的革命式批判，这是必然的。而且这一切，都处决于秋老师这一方，我们矛盾运动的激烈程度将随着您的变化而变化。或许我们将来会在您某一个致命的反动立场上进行猛烈地攻击，因为，我们这一方是正义的，而且直到现在都是有理有节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都没有容忍度，无止境地容忍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明打，对毛泽东主义进行暗打，对马列毛主义进行乱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有信心将捍卫马列毛主义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而且有信心一定会取得捍卫马列毛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最终胜利。
所以，秋老师，您说的“不少同志并不反对秋石客文章内容”，证明这些“不少同志”是缺乏马列毛主义认识论的火眼金睛的；“而反对新字，主张提科学社会主义，劝我去掉新字”，证明这些“不少同志”是盲人摸象，是非常糊涂的；“很多反新社会主义人反对新字是可笑的，”这点您说得没错，因为各种“新社会主义”它一定会到来；而“哪有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出新的道理？”这句话就是您的移花接木和偷梁换柱了，因为我们不反对新生事物并不代表我们不对新生事物进行分析，不代表我们不对它的性质进行甄别和分类，不代表我们不对反马列毛主义的歪理学说进行斗争，是吧？所以，我们一方面是欢迎您的到来，另一方面是要打开您送给我们的礼物，看看您这个礼物的“新”字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是不是这样？比如说世界银行于1995年11月开出《1996财年中国国家经济报告》的药方来帮中国搞改革开放，如今这个药方已经被证明是化公为私，是贱卖国资，是破坏生态，难道说世界银行于2012年又送药方来帮中国继续搞改革开放，民族主义者杜建国先生就不能说这个药方是毒药吗？比如说转基因推手们于1995年开始引进转基因，在中国搞所谓现代的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战略，如今这个战略已经被证明是殖民发展方式，是生物战争，是自取灭亡，难道说转基因推手们于2012年以来，继续把这个所谓的战略当成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我们中国人民就不能反对这个断子绝孙的战略吗？比如说“核地雷”（AP1000）的推手们于2005年引进“核地雷”，在中国搞所谓的现代能源的战略发展，如今这个战略发展已经被揭露是为加固殖民发展方式，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财团即三井集团所收购和控制，是自废武功和自寻死路的战略发展，难道说“核地雷”的推手们于2014年又要加快东部“核地雷”的核电建设，我们中国人民就不能反对这个万劫不复的战略发展吗？秋老师，以上的药方、转基因和“核地雷”，不都是新生的事物吗？难道我们不需要去分析、甄别和分类，就一味地都去接受吗？而至于走资派们无条件地去接受，甚至是主动去引进，那只能证明国内阶级矛盾的剧烈程度，已经达到了无比尖锐的程度；而至于走资派们为了漂白原罪，不遭日后清算，清除这个如芒在背的梦魇，去勾结和投靠美帝从而走上铤而走险和杀人越货的不归之路，这不是顺理成章的吗？这不证明毛主席所预言的“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是无比前瞻和正确的吗？所以，秋老师，既然邓小平的资本主义道路，到今天已经恶化成为了卖国主义道路，那么他昨天所谓的“贫穷”的反思，不是已经被证明他的反思是为了他们少数官僚权贵的“富贵”该如何早日到来吗？从而才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升级的吗？而您的新社会主义论呢，我们是不是也要懂得吃一堑长一智了，要对你这个“新”的本质进行认真地研究了？所以，秋老师，问题不在您的“新”要不要出来，什么时候出来，会出来混多久，而在于您的“新”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新”，是反对和攻击马列毛主义的，还是拥护和捍卫马列毛主义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所以，秋老师，我们就要研究一下您的“新”了，看看您的“新”，到底具有哪些新生事物的生命力。经过研究，我们发现，您所说的“新”，就是指事物根本属性的变革，是一种物质对另外一种物质的否定。比如您在这次北京研讨会上所说的“五四新文化、新民主主义论、新中国、文革中的新生事物、立四新”，这五个“新”中，除了“文革中的新生事物”算是中性以外，其他的四个“新”，都表示是一个阶级集团对另外一个阶级集团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实行坚决否定的革命运动。“五四新文化”的“新”体现在，是以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联盟为集团，对地主和买办阶级集团的封建殖民文化统治，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论”的“新”体现在，是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上，为追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各个爱国阶级联盟集团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买办阶级集团统治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革命斗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革命理论。“新中国”的“新”体现在，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胜利，为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的三大改造提供了政治基础。“立四新”的“新”体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一切封建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风俗和习惯进行革命斗争的社会总动员，这也是“文革”在大民主的革命运动中，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从集中到民主、从特殊到普遍的社会反映。秋老师，您所说的这四个“新”，有必然性，也有突发性，而突发性，也是必然性的阶段性结果。在这四个“新”的历史阶段中，每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突发性，都是每个历史事件在历史演变规律中的沉淀和爆发，都是来自一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到相反作用或是决定性作用的客观反映。在“五四运动”之前，追溯到1840年之间，中国已经是一个任人蹂躏的半殖民和半封建国家，在国家与国家的世界关系中，在民族与民族的世界依存中，中国在这个历史阶段，是处在一个被世界帝国主义分割、剥削和压迫的地位上。那么，这样一定的殖民和半殖民关系，就决定着这个历史阶段的中国，其上层建筑是被殖民化的，其经济基础是被殖民化的，其生产关系是被殖民化的，其生产力是被殖民化的生产关系所束缚的。而且这样的一种殖民化，被封建主义的历史延续统治固定了下来。那么，既然生产力与之所决定的殖民生产关系发生了矛盾，而且是在封建主义统治的固定之下，而由于封建主义的统治是以“孔家店”的愚民文化统治为基础的，所以，要想使生产力脱离殖民生产关系的束缚，必须先将封建主义统治的固定枷锁进行打破，包括上层建筑国家机器的和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的，等等。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反封建和反殖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萌芽，就是一场要打破半封建和半殖民的经济基础和解放这种生产关系下所束缚的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端。而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这样的一种萌芽、开端、累积和扩张，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化，这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暴力革命运动打了基础。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分割中国殖民主义的扩张和侵略战争的爆发，这种必然性的突发性结果，势必会导致中国各个阶级的革命运动内部矛盾运动的对立统一，必然向着为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方向发展。而随着抗战的胜利成果将要被美帝的代理人所攫取，旧中国的命运又将面临着新的殖民主义的扩张和统治的挑战，所以，以毛主席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彻底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缔造了新中国，为在新中国实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政治基础。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过程中，所有制的改造必须与政治思想的改造齐头并进，私有制与私有制观念的两个决裂必须是齐头并进，而这个必须又存在唯物辩证的矛盾规律，而其中的周期律就是来自于统治阶级不能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导致。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必须实行大民主，必须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代表者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利益。否则，历史周期律就会重演，广大劳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所以，秋老师，你说的这四个“新”，都是有生命力的，而且都是有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是代表着进步、文明和革命意义的生命力的。而这个生命力的旺盛和繁荣的活跃程度，即一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客观社会反映，都是来自于一定旺盛和繁荣的经济基础的生命力的决定性作用，而最终是来自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要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生产力的发展代表者生命力的强弱程度来决定生产关系的。所以，这四个“新”的生命力，就是代表着一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的。所以，秋老师，您说列举的这四个“新”的“新生事物”，是必须要出现的。但是，这跟您的那个“新社会主义论”的“新”字又有什么关系呢？秋老师，我不得不说出来，这跟您的“新”字出现的历史意义是完全相反的。您的“新”的历史意义，是在特色主义的历史背景下，自主席逝世后和社会主义道路被颠覆之后，特色主义由于化公为私的私有制制度的逐步形成和确定，来决定需要对马列毛主义进行肢解和修正的理论形成和确定。所以，秋老师，并不是您的“新社会主义论”能不能出现，而是它一定会出现，是一定会在这个服务于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生产关系上出现。所以，您的“新”的本质，在介于特色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时候，必须是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又必须是暗地修正毛泽东主义的。而由于您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盘否定既不符合特色主义，又相对保留一点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又不符合新自由主义。所以，秋老师，虽然您的“新”的历史意义符合特色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利益，但是，您这种欲抱琵琶半遮面的“新”，还是两边都讨不到好的。因为，特色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还没有从形式上完全否定唯物辩证观，而您这种势必会导致任凭洪水滔天的唯心上帝论，也是不符合世界资产主义的实用主义精神原则的。因为意识形态的精神作用，一定影响到上层建筑的领域中，而一旦上层建筑太过于精神泛滥，势必会影响到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和社会稳定。因为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会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一旦精神泛滥的经济基础又进入到决定上层建筑的正常轨道时，上层建筑就远远地赶不上经济基础前进的步伐。而一旦精神泛滥的经济基础又要求上层建筑作出改良和变革时，上层建筑就可能会在再一次的精神泛滥中崩溃。所以，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管理模式，都一定程度地实行了阴阳权术。政策和法律是阳的一面，贯彻和执行是阴的一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甚至在今天还出现了一个世界影子政府，与之相对立的就是那个表面上的联合国政府。这样的一种辩证法，连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阶级都非常清楚，它们怎么可能去接受一个像秋老师这样的不能自圆其说的缺乏自洽性的理论体系呢？而我前面所说的，一旦新自由主义独大，只要秋老师叉掉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秋老师的理论体系就可以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但是，这个历史过程是非常瞬间的。因为新自由主义与特色主义的斗争，在还没有取得胜利的时候，是向往着民粹主义的，而一旦它们取得了胜利，它们又会朝着特色主义的道路上迈进，这就如同它们共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危机一样，从繁荣走向衰退，从衰退走向危机，以此循环反复。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持续和稳定，也必须是权贵资产阶级用国家机器进行集中、集权和统治，所以，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度，只有具体的少数人的自由和民主，而没有绝大多数人的抽象的自由和民主。这样一来，在资本主义的世界范围内，只要有国家的存在，在国际关系中，就会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运动的主次之分，就会出现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现象，就会出现殖民地的分割、人权的践踏和经济的掠夺等一切剥削和压迫的世界现象。而这样的一种世界格局，必然会使国与国之间出现两个极端和中间游离的国际关系现象出现。所以，新自由主义，实质为一种幻想中的民粹主义，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不可能以无政府状态的民粹主义的国家主义出现。而只要它们打着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取得了胜利，它们马上就会转身对其它各个阶级进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如同轮流坐庄的资产阶级政客一样，难道他们之间的权利争夺，不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他们所代表的那个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的吗？难道他们这个“更好的服务于”，不是以世界劳动人民更多的被剥削和压迫为代价的吗？难道在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用最文明的手段实质为用最野蛮的残暴来清除世界所谓垃圾人口的计划，不是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吗？
所以，秋老师，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你的“新社会主义论”的“新”，与前面您列举的四个“新”的历史意义，是完全对立的。它们都具有斗争性和革命性，只是您的“新”的斗争性却走到相反的反革命方向上去了。但是，您却在这里进行了混淆视听，把它们并列在一起，以此妄想在逻辑上做到同一，好蒙混过关。其实，秋老师，您这样做又有什么意思呢？正常人的思维逻辑一定会是这样的，您所列举的四个“新”是对四个“旧文化、旧民主、旧中国和四旧”的革命斗争，这都是阶级斗争的矛盾，难道您把“新”与“社会主义”安放在一起，是想与“社会主义”进行革命斗争吗？与“社会主义”有阶级斗争的矛盾吗？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两个决裂，而您的“新”与两个决裂进行斗争，不就是证明您的“新”是为了反对消灭私有制吗？不是为了反对消灭私有制观念吗？秋老师，您在很多“新社会主义论”的帖子中，反复把斯大林时代的前苏联称之为“旧社会主义”，和把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称之为“新社会主义”，其实您就是在搞乱社会主义的定性。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刚才已经说过了，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决裂。而这两个决裂是运动和发展的，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这两个决裂一直贯穿在这个过程的始终，直到共产主义的到来。当然，社会主义运动，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赘述。秋老师，您把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拿出来对比，您是用什么样子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谁是进步的，谁又是落后的？我来告诉您，一个是要看她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内和国外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具体情况，二个是要看她们在进行两个决裂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与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所以，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允许有不同，那是因为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但是本质不能变，那就是必须是进行两个决裂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而只要是她们都在进行着这两个决裂的革命运动，那么，她们就都是社会主义的，而没有什么新的与旧的社会主义之分。而至于如何比较她们谁进步些，谁落后一些，那就要看她们谁把两个决裂与具体情况结合得好一些，谁在这个结合中把产生的矛盾进行分析、处理和解决得好一些，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兄弟国家和对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的矛盾解决得好一些。显然，斯大林在结合中的矛盾解决方式是有些问题的，在国际关系上的矛盾解决方式，也是有些问题的，而这些问题，都属于是马克思主义者需要自身完善和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毛主席是看得非常清楚的，评价也是非常准确的。不过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社会主义阵营基本上阵亡的惨烈，像斯大林这样的革命导师们的错误和缺点，我们在重视的同时，就一定要有包容的态度。而他的遗体最后被鞭尸，这难道不是走资派们干的？而走资派们为什么要鞭他的尸，不正是因为走资派们仇恨斯大林式的道路？而在所他领导下的前苏联，难道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唯物辩证地去看待前人的不足，就需要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去看待问题，看矛盾运动的主要方向，是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还是向着资本主义滑去的。而正是因为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有所不足，而毛主席看到了这样的不足，所以毛主席在分析、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问题的方式方法上就相对要好一些。
秋老师，在评价革命导师的问题上，我想深入地谈一下，因为这个深入可以涉及到您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五段论的问题上。我碰到过这样的微词，有些人说，虽然我们在情感上不能接受说毛主席有任何失策，但是，这是唯物辩证的吗？难道说毛主席就没有任何失策码？比如说该不该让邓小平1973年复出，该不该让华国锋成为接班人？虽然从正的一方面来说，这个能够说明毛主席是宽宏大量的，从历史教训的角度来说，这是毛主席给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上了深刻的一课。但是，从结果上来说，是不是太惨烈点了呢？如果说中华民族在这次生物战争面前没有挺过去呢，那这样的反思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言，是不是太沉重点了呢？关于这个微词，不能说这样的认识论没有道理，但是我认为，如果真正想研究毛主席这个方面的所谓失策，那就既要从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方面的唯物辩证来看，也要从理论和实践对立统一的国际国内的综合面来看。有人说，从理论方面，他老人家的所谓失策，不是识别走资派的政治敏锐能力有所不足，不是他老人家解决走资派的政治战略决策有所不足，而是他老人家对阶级敌人的残忍度相对于走资派而言而有所不足。如果我们只是纯粹从理论上这样去分析和认识，其实这是单方面的，是机械的，因此实质是唯心的。而具体的实践和过程又是怎么样子的呢？就拿一个具体的纠正“五风”来说，毛主席都要耐心地在成都、南宁、武昌、上海和两次郑州等会议上做工作。如果按照性质来说，所谓的“五风”，其实都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是‘左’倾，就是右倾。如果从理论上来说，毛主席可以从政治层面上来解决这些问题啊，但是为什么不直接从政治层面来解决这些问题呢？这个问题我在上一个副标题的帖子中已经阐述过了，它的道理跟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只能首先解决军事问题而不能首先解决政治问题一样，是既要唯物，也要辩证的，主要是看客观事物的实际作用，是什么在决定着什么，是谁在决定谁，这才是最关键性的。遵义会议要解决红军的出路问题，首先的条件是红军不能灭亡，决定着首先要解决军事领导和指挥权的问题，这是第一性的。而至于“五风”的问题，虽然主席前瞻性地看到这是走资派们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破坏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这样的口号不能直接说出来，因为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认识和觉悟还没有那么高，所以必须要拿事实说话，必须让牛鬼蛇神们都跳出来，这样才能让人民相信你是对的，这样才能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所以主席在纠正“五风”的问题上，不是从政治层面入手，而是从生产力和协调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方面入手。而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入手之后，再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入手。所以主席一方面在各种会议中，甚至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拿事实说话，对走资派们进行苦口婆心地教育；一方面，主席在理论上把这种教育上升到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层面上进行斗争，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曲折的。甚至在7000人的大会上，主席也只能是采取一种折中主义的方式，还为走资派们承担了所谓的部分责任。我们有的人，仅仅只从这个方面来歌颂毛主席伟大，歌颂毛主席伟大的胸怀，当然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如果毛主席不这样做，也必然会导致全党分裂，就会导致新中国的红色政权在美苏的核讹诈下支离破碎，一盘散沙，这也是必然的。有的人甚至埋怨毛主席为什么不斩立决，其实，这只是秀才们的逻辑思维，不理论联系实际，不实事求是，不知道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比如说1964年12月28日，距离1962年的7000人大会才过了2年多，毛主席都要被边缘化，都要拿着《党章》和《宪法》去开会，去进行斗争。如果我们只是从毛主席与走资派们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一个方面去看待问题，不去认真分析美苏分别对中国进行核讹诈的这个外部环境同时去看待问题，我们就会陷入机械唯物主义的漩涡之之中。
秋老师，有一位从事军事战略研究的吕先生分析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真正原因，我认为他说对了一半，因为他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的。不过，他从国际国内的军事战略角度来分析“文革”，阐述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及时性、必须性和必要性时，在这一方面，他显然又是有些正确的。这位吕先生的可爱之处，是在军事战略上采取了唯物辩证，但是在政治立场上，采取了形而上学。所以，我们看待问题，不仅要从两个方面来看，而且还要看这两个方面的主次之分和主要方面，是向着社会主义发展的，还是向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还要把问题置身于当时的国际局势中来看。比如说“刘邓林”等，都是亲苏派，其本质因为他们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很容易”的“走资派”，所以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前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儿子党”。但是，如果中共真的成为了“儿子党”，并使中国成为了前苏联的马前卒，就极有可能在美越战争未知的变化中，在刘少奇那种越来越形左实右的无限援助的口号中，与美国直接交战，让美国最后孤注一掷地把战争继续升级，采用核武器，进行速战速决，以防止前苏联趁虚而入西欧而实施东撤西进的战略转移。像这种直接从外部用非对称性和非对抗性的战略武器，直接会造成敌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陷入全面瘫痪的外因，其实还是以内因为根据的。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前进、进步和文明的内因；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言，剥削、压迫、侵占、掠夺、杀戮，等等，资本的驱动，甚至不惜动用军队和高科技战略武器，还是为了经济利益，阶级斗争还是内因。因此，与其吕先生所言说毛主席是为了避免核战争，才发动的“文革”，还不如说，这是因为贯穿于人类历史前进的阶级斗争的内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才让毛主席有这个根据来实施这个伟大的战略转移。而这个战略转移，不仅在越南战场上成功地实施了，而且还为今天一些世界战略家们如梦方醒，如同醍醐灌顶。这个实则为战略撤退的战略转移，以守为攻，不仅对美苏进行了战略牵制，而且还使其在世界格局中以对立为主，以不能强强联合的矛盾状态得以保持，这就为中国在核战略武器还处在非对抗性能力的关键时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在“刘邓林”等人的“亲苏政变”开始升级、暴露和有的失败（林彪）之后，在取消了刘少奇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之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也许我们当时的确是看不到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的世界性战略影响，而当我们今天终于得以比较全面地评价她时，我们不得不为毛主席高屋建瓴的战略布局而惊叹得近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她的伟大，不仅是体现在与私有制观念实行决裂的践行和方法上，不仅体现在创造性地发展了无产阶级实现大民主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上，而且从军事战略上，她挽救了中国，挽救了越南，挽救了美苏等一切在可能一触即发的核战争下不可控灾难的国家和民族，挽救了这些国家和民族中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而这些，如果不学习军事和战略，肯定看不到这些，只抓着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尺子到处度量；而这些，如果不学习哲学和历史，肯定不能够完全地唯物辩证，尽管“文革”有着这么伟大的战略意义，但是她的一切世界作用和影响，都还是来自于阶级斗争这个最根本的根据。
秋老师，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阶级矛盾和革命斗争，可以反映到世界格局的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上。民族矛盾成为阶级矛盾的放映论，因每个国家的阶级矛盾的不同而不同。所以，这就注定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变革，因其不同的民族矛盾的反映论，而必然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而由于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梦魇，必然会导致世界资本主义必定要对她进行围堵和扼杀，所以，对于实行两个决裂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必然成为是整个社会主义对整个资本主义实行两个决裂的革命运动。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这是千真万确的。反过来说，在帝国主义统治薄弱的环节，曾经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虽然暂时性地取得了突破和胜利，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到底是谁战胜的根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不仅仅是与私有制进行决裂，而且还要与私有制观念进行决裂。而在这两个决裂的矛盾运动中，私有制作为物质是第一性，私有制观念作为意识是第二性，虽然私有制决定着私有制观念，但是私有制观念的反作用，会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就决定了与私有制观念的决裂，将是一场从灵魂深处彻底改变人们政治思想认识的革命运动。而即使在某一个国家已经取得了与私有制进行决裂的暂时胜利，但是，只要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还存在着科学发展和物质丰富程度的差距，那么就存在私有制观念会反作用私有制死灰复燃的可能。或者说，只要世界资本主义还存在，就有世界社会主义被颠覆的可能；或者说，即使全世界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了，只要是还没有到达消灭阶级和国家那一天到来，全世界社会主义还有退回到资本主义的可能。从这个意义方面来说，私有制观念的决裂，必须要有普遍的非私有制观念的形成，累积、扩大和规模化，而它对应的私有制本身，对应的生产力本身，对应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本身，必须是到了高度糜烂的地步。所以，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只有到了高度发达和高度腐朽的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进行得自然和得以顺利完成，才能完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质的飞跃，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当然，这样的普遍规律并不代表特殊，但是，特殊规律，一定是包含有普遍规律的运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五段论，就是站在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来阐发的，是唯物辩证地从两个决裂的矛盾运动中来阐发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的。请问秋老师，这有什么不对吗？正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真理性地阐发了这样的一种普遍规律，所以，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们，就可以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请问秋老师，这又有什么不对吗？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普遍变修变色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规律，不正好说明了与私有制观念进行决裂将是一场伟大而艰难的革命斗争任务吗？而这样的一场革命斗争任务，难道不是需要整个无产阶级必须以高度集中、高度觉悟和高度纪律的革命热情来进行的吗？而如果这样的一种集中、觉悟和纪律，还没有形成与私有制观念进行决裂的革命热情，还不足以让整个无产阶级真正以高度自为的阶级力量，来捍卫与私有制进行决裂的革命成果，那从公有制退回到私有制，出现与私有制进行决裂的第一次成功和失败，这不正好说明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吗？不正好说明人类社会发展作为是物质运动而符合曲线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规律吗？
秋老师，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规律，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是因为资本主义高度腐烂的量变还没有彻底地完成，演变到社会主义的量变累积还没有完成质的飞跃。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即使像前苏联和中国能够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取得了革命斗争的暂时胜利，能够完成与私有制进行革命斗争的第一个决裂，但是，由于有世界帝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强大存在、垂死挣扎和围堵扼杀，由于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完成与私有制观念进行革命斗争的第二个决裂，所以，没有完成的第二个决裂，就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观念有趋同性。而没有完成的第二决裂，属于是社会主义从初级走向高级的决定性因素，而她作为内因，如果与资本主义的外因发生了妥协、合作或者是联合，那么，她就会在外因的条件作用下协助内因使社会主义的性质发生变化，使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历史的大倒退。对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言，由于其他各个国家和民族因地理、人口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发展有差异，出现了先进和落后之分，那么就为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分割这些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可能。这样一来，就缓解了帝国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就出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相对于殖民地的工人阶级来说，是一种工人阶级贵族的现象。而这样的一种现象，必然会导致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贵族，在意识形态上，产生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而只要帝国主义国家还能够从殖民地身上搜刮油脂，来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工人阶级贵族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启蒙、觉悟、精神和斗志，去进行两个决裂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所以，帝国主义国家要想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要达到高度腐烂的过程，而只有高度腐烂的量变累积将要产生质的飞跃的时候，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就会产生和到来。而这一过程是，当殖民地国家已经不能够或者说已经没有了油脂给予被搜刮的时候，当全世界的殖民地国家被残酷的殖民政策，被残暴的阶级压迫逼出红色风暴风起云涌的时候，当帝国主义国家再也无法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只得给工人阶级贵族断奶，让这个阶级贵族每况愈下的时候，让每个阶级阶层都出现了大量的无产阶级的时候，而他们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已经达到了需要马列毛主义理论来解决的时候，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发生革命运动的质变就会到来。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殖民地国家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时，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消灭帝国主义，相当于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包围城市而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秋老师，在以上规律的阐述中，我要提炼出如下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马恩在世的时候，帝国主义刚刚萌芽，帝国主义的运动和发展，使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国际关系，在资本主义的性质下，形成了梯形结构。而这个梯形结构的政治模式，就是一种封建等级的管理模式。而由于每一个殖民地国家需要维稳不能完全以一种封建模式的国际关系出现，所以，以金融寡头为最高级别的封建邪恶组织就自然产生了，它就成为了管理每一个殖民地国家上层建筑的影子政府即共济会。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世界格局中，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国家，就具有一种平行四边形的交互作用。而在这样的一种交互平台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就可以绝对要求每一个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根据自己本国的具体情况去发起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历史作用。而这种交互作用的合力，就是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革命力量，就是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推翻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革命力量，就是进行两个决裂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革命力量。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其五段论自然演变的历史规律，是在这样的一种绝对要求下来进行的。而这样的一种普遍规律，就成为一种普遍真理去要求我们只能搞马克思主义，不能搞修正主义。这是第一个提炼。第二个提炼就是，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彻底性。殖民地国家内无产阶级的形成，是由于受着双重的阶级和民族矛盾的剥削和压迫而快速累积的。在帝国主义出现之前，殖民地国家由于落后，一般都处在封建和半封建的历史发展前提下，由于绝大部分农民阶级的封建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占主导地位，而这个时候的无产阶级刚刚处在萌芽和累积的阶段，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国家中，还只是处在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作为孪生兄弟诞生和成长的阶段。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在这些国家中显然不能提前实现和完成；那么，也只能在一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由越来越壮大的无产阶级来实现和完成。所以，马克思主义在马恩在世的时候，可以成为直接指导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绝对真理。而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真正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马恩的笔下，只能肯定其历史启蒙意义，而要批判和总结她的错误和教训。如果说，在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英国，一切质疑和否定资本主义的思潮和意识形态，体现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不是类似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而都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统治的英国，即使还没有达到高度腐烂的地步，都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初步胜利，起码是能取得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客观事实是，任何思潮和意识形态的交叉出现，都是客观存在的各个阶级阶层的观念反映。只能是在对立统一中曲折前进，而不能在一个早上全部统一起来，而不能在马恩在世的时候统一起来。所以，在当时最发到的资本主义英国，就不可能发生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而取得胜利。尽管如此，这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革命理论是错误的，而只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地揭示了这一社会变革的基本规律，绝对性地要求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去朝着这个方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而世界无产阶级在他们在世的时候，没有跟上他们的步伐，这只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马恩天才性的发现，而由此更加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
秋老师，第二个提炼还要说明的是，马恩作为是伟大的唯物辩证者，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意识统一于物质属于是物质的反映，属于是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就要反作用这个物质，使其按照人类社会发展从蒙昧走向文明走向高度文明的历史进程自然发展。这才真正地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观。在马恩在世的时候，在马恩的笔下，已经出现了资本的集中，已经出现了辛迪加现象。之所以马恩不能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因为这个还没有出现的帝国主义对殖民地进行普遍分割的现象，只能由后人历史唯物主义地进行总结，而不能形而上学地去进行预言。因为，帝国主义的本质，还是属于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腐烂到何种程度，只能由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去体验、分析和总结。这就如同几个兄弟国家的领导人请教毛主席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明天该怎么建设一样，毛主席说不知道，确实不知道。其实，这并不是毛主席不知道怎么建设，而是必须历史唯物主义地去看待问题，坚持了唯物辩证观。所以，为什么说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都是相通的。马克思在还没有系统性地研究经济学的时候，就没有随心所欲地去写经济理论著作，而是通过研究后，通过四十年的呕心沥血，才完成《资本论》。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矛盾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他没有随心所欲地说明天的建设该怎么办，因为他知道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不断地发现矛盾、碰到矛盾和解决矛盾，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是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前进的，而不是想当然地忽视矛盾的客观存在而顺利进行的。秋老师，第二个提炼还要说明的是，殖民地国家由于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所以，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进程进行了提速，这就加快了这些殖民地国家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而一旦资本主义的助产婆诞生和成长了越来越壮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时候，加上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资本主义的双重统治，让这个国度的民族存亡条件达到极限之后，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就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发生质的飞跃。而由于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是共济会影子政府封建管理模式下的最悲惨的劳苦阶级，所以，他们的革命觉悟和性质就更坚决一些，更坚强一些，更彻底一些。所以，一旦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就会在交互作用的合力中，爆发出排山倒海的革命威力，去推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等一切反动的统治阶级。基于这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完全符合今天的世界格局的。因为每一个帝国为中心的殖民统治体系，在完成了殖民分割后，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帝国主义内部也有矛盾，它们的殖民分割还将不断地进行内斗，这就更加加剧了世界无产阶级的疾苦，这就更加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早日到来创造了条件。
秋老师，这两个提炼说明完之后，就要站在帝国主义的角度上来说明一下问题。世界无产阶级最终要用马列毛主义来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问题，人家帝国主义也在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这个性质，是完全敌对的，其方向，是完全相反的。为什么马克思说，资本主义解决经济危机的手段会越来越少，其解决经济危机的手段，会变得越来越极端，将伴随着大批的工人阶级死亡，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在越来越糜烂的过程中，其解救药方越来越少，其垂死挣扎的残暴本性，将越来越强烈，必将穷凶极恶地把雇佣劳动力抛落到万劫不复之地。即使帝国主义已经到了高度腐烂的地步，他们也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还要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他们一方面采用一些改良的所谓阳光政策，进行腐蚀、拉拢、迷惑和诱惑，以缓解矛盾；另一方面，由于世界资源过度开发的枯竭已经与他们无止境的社会化大生产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所以，在改良的政策背后，他们又同时进行了人口和人种的剿灭计划，以消灭最可能爆发革命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以改善他们影子政府下面的封建管理模式和秩序，以最终妄想继续维护它们的法西斯殖民统治。秋老师，我必须要在这里强调的是，我说的这些第一不是危言耸听，第二不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而我是站在马列毛主义的认识论的基础之上来阐发的。帝国主义的残暴不仁，不仅仅是在一些云谲波诡的所谓顶层设计中搞些阴谋诡计，而是在今天实实在在地在实施这个惨无人道的法西斯计划。而这个计划的残忍度，因为不是直接像枪炮刀剑来得那么血雨腥风，能激起革命运动的自动对抗性爆发，而是像糖衣炮弹那样来得那么甜甜蜜蜜，让丧失了战略警惕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自动消亡。比如说转基因这个高科技手段，既能发展生产力（不增产但能节省劳动力），决定殖民地国家的生产关系；又能作为生物战争武器，消灭所谓的垃圾人口。而一旦一个殖民地国家的农业都被转基因物种控制，这个国家就丧失了进行革命运动的战略能力，那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力量，就只能在自杀似的革命运动冲锋中或在悄无声息的取消革命中灭亡。而这些，都是马恩列斯毛没有看到的一种帝国主义的高度腐烂的程度，用这样的一种极端手段来解决它们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政权危机。所以，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必须要理论联系实际，不能退守在上个世纪热兵器时代的瞭望塔上去看待今天的世界军事战略，不能退守在上个世纪冷战思维时代的瞭望塔上去看待今天的世界政治战略，而应该实事求是地根据帝国主义腐烂程度的加剧，根据它们残暴手段的加剧，来分析和判断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共同敌人有哪些，而这些共同的敌人是否共同有求生的欲望，是否共同有反抗的意识和精神，是否共同有能力去取得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胜利，是否共同能促成国家和民族救亡图存的统一战线。而在这个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能否成为排头兵和领头羊，这才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所应该学习和拥护的革命战略思维。因为，当一个殖民地国家的阶级斗争的革命运动还不能立即到来和不能保证取得胜利的时候，一定是具有高度集中、觉悟和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革命热情还没有形成，那么就不能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质的飞跃。那么，一定的国家和民族的革命运动，就会点燃这个革命热情，去锻炼无产阶级去具备这个革命热情。特别是由于转基因生物战争具有时间限制的战略特性，这就要求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具有战略眼光，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首先取得国家和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基础上，去继续完成两个决裂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艰巨任务，直到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获得了解放，就继续朝着世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而前进！
秋老师，关于您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五段论的言论，我以上的这些反驳先说这些。从我反驳的言论中，您应该可以看出我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那就是基本原理要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如果不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没有任何取得革命胜利的战略眼光，那就是机械论和取消论。如果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相结合，采取了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那就是自由论和唯心论。在以上的反驳中，我也间接说明了为什么社会主义阵营会变修变色，会发生历史性的大倒退的问题。因为这也是前几个副标题中我要回答您的问题，所以就顺带一起说明了一下。而关于您攻击说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属于是马克思主义，而列宁作为第三国际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属于是列宁批判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本来是准备在这个副标题中来详细谈的，但是我觉得既然您的逻辑思维是处在一种混乱的情况下，过多的梳理，可能让您更加糊涂。那么我在这里，只需要简单地说明一下，就可以了，就可以抓住您的本质了。您的混乱逻辑是什么呢，像您用毛泽东主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一样，您这是用列宁主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最后您想表达的是什么呢，用列宁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把列宁主义同时也反掉了；用毛泽东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也一同可以把毛泽东主义反掉了。因为您打着的毛泽东主义的旗号，是您已经抽掉了革命灵魂的毛泽东主义的旗号，是已经变了颜色的毛泽东主义的旗号，所以，您像第二国际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成为了东方的新毛泽东主义者，也最终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新社会主义者。而您的新社会主义论，既不讲究逻辑，又不联系实际；向着诡辩论的思辨领域的中心主义回归，既不是为了革命理论，又不是为了革命实践。但是尽管这样，您还要趾高气扬地说您9次打败了马克思主义者，秋老师，您不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可笑吗？您说您的“新社会主义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深层批判邓小平封建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秋老师，这些内容在哪里呢，恐怕您说反了吧？！邓小平再反动再卖国，他也没有直接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开刀啊，他假不假还总是把自己说成马克思主义者。而您呢，您彻彻底底地将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灵魂都否定了，难道这样的反马列毛主义者，能深层次地批判邓小平吗？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而为什么我能够说您介于特色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是因为您的理论体系偏向于新自由主义，当然也就与特色主义有矛盾，与邓小平有矛盾。但是，这能说您的言论就是回归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言论吗？相反，您修正毛泽东主义，而且把这个所谓的新社会主义论强加在毛主席的身上，请问，您到底是什么主义？尊敬的秋老师，本人在这个副标题的评论中，没有原封不动地引用一句马恩列斯毛的语录，没有一丝对您表示客气的态度，是因为我只想用我的认识论来对您进行坚决彻底地反驳。而至于说对您不太客气，是因为您在这次北京研讨会上的言论，已经超出了研讨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社主义理论的范围，在性质上，已经是彻彻底底的反马列毛主义，反社会主义。所以，对这样的新社会主义论，难道不应该进行坚决彻底地批判吗？所以，秋老师，我尊重您，对您的新社会主义论能唯物辩证地到来，我表示热烈地欢迎；但是，对您的言论的反革命论调，我必须进行坚决彻底地批判，这就是我评新社会主义论的革命态度！
秋老师，因其他事情的影响，我写给您的公开信还没有写完，还有第六和第七个副标题的内容没有写完。所以，我必须得抓紧时间，争取尽快完成这个收尾工作。前些天以您为主导的所谓“新社会主义研讨会”终于在北京举行了，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因为这可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正与反的任何事物，它们都一定会自然产生和发展，而且它们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一定会从一种形态发展为另外一种形态。而既然它们有着这样的普遍规律，属于自然过程，而且又由于它们特别适应于这个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属于是必然产物，所以，我们任何人都不要违背客观规律，或视而不见，或者是否定它们的社会存在，这应该是唯物主义者们的基本世界观。不过要说明的是，秋老师说自己越来越有信心了，这其实是秋老师在阐述自己的推动作用，具体来说是在阐述自己在引发“新社会主义论”的这场论战中，所起到的使这场论战从一种形态变为另外一种形态的矛盾运动的推动作用。而推动作用力的大小变化，秋老师是满意的，而且是越来越有信心了。其实，这又是秋老师的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表现。
第一，秋老师具有马克思所说的“正确本能”，对一些抽象性的对错，进行了选择性地判断。在一些非常表面和简易的是非问题上，秋老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比如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共产主义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在一些比较隐秘（如哲学）和深刻（如唯物辩证）的原则问题上，秋老师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反马克思主义。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的前两个部分，秋老师基本上是完全否定的。而既然选择了否定前两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应该接着否定，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都是紧密相连的。而且是，没有第一个部分就没有第二个部分，没有第二个部分，就没有第三个部分。但是，秋老师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违反辩证逻辑地表现出来了一点点“正确本能”。必须要说明的是，秋老师的这个“正确本能”，是用了一些心思的，在如何颠三倒四地搞乱人们正常的辩证逻辑思维方面，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例如，您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前两个部分，实则就是否定了毛泽东主义的革命理论基础；而您又在高举着毛泽东主义的旗号来反对着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一部分人在您这么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动之中，或许是因为太激动，却不知道或者是没有关注到您同时也将毛泽东主义反掉了。
第二，秋老师的“正确本能”，是有着其它针对性的。在新自由主义看来，您的这种反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将毛泽东主义进行反掉的步骤，像新媳妇见公婆一样，是羞羞答答的。他们不太喜欢您，是因为您太保守，会说您，既然不守妇道，何必在夏夜的躁动中，还包裹得严严实实，所以，他们有强奸您的欲望。其实，他们与您之间的矛盾，就相当于他们与特色集团之间的矛盾一样，在反马列毛的根本方向上没有区别，只是根据各自的利益需要而实施的步骤不同而已。而您这种“正确本能”，相对于特色集团而言，您还没有特色集团保守。特色集团虽然在反马列毛的实践中已经迈出了一大步，已经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全部反掉了，但是在哲学上，它们还打着唯物辩证的旗帜（如各个大学哲学教本还有马哲课程），即使它们也同样塞进了唯心主义的私货，干的是历史虚无和实用主义的勾当。虽然您也口口声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但是您将毛泽东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石都抽走了，您说哪一种性质让马列毛主义会死得更惨？！虽然您的这种釜底抽薪，更多地是倾向于新自由主义，介于特色集团与新自由主义之间，但是您的这种推动作用，可以逐步瓦解马列毛主义，所以从根本意义上，您的这个“正确本能”之外的折扣部分，是符合新自由主义的利益的，是符合特色集团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因此，您的这个“正确本能”，是非常安全的。
第三，正是因为您的这个“正确本能”是非常安全的，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主观上，您把握得非常准确。但是，您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唯物辩证的自然过程。因为，正反双方的任何力量，任何人的力量，都必须受到正反双方和任何人的相互影响、制约或抵消。而如果您引发的这场论战，没有人去回应，您的作用力就近乎为零，就相当于您打了一个嗝，叹了一口气。但是，这不符合国情，不符合辩证法，不符合对立的统一。因为您提出来的这个针对性论题，是在影响、刺激或干扰着他人，而不是真正像你打嗝和叹气只是作用于空气那么简单，那么，别人的反作用力，就势必会对您进行反影响、反刺激和反干扰。所以，就肯定会出现一部分在您看来是比较尖刻的批驳，左和右的都有，但是左的批驳会更多一些。您就可能会把这样一部分人对您的反作用力理解为人身攻击和谩骂，其实秋老师，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首先是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歪曲、攻击和取消，反马克思主义者是欢迎的，而捍卫马克思主义者，一定是讨厌的。而如果一律都是欢迎的态度，恐怕连您自己也都不会相信。而至于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立场来欢迎您，那是因为您的反马克思主义言论，可以锻炼马克思主义者们怎样捍卫马克思主义。如果说您要谈到什么信心，那就要相信每个人的作用力在合成为平行四边形的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是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您这个所谓的信心，就是来自于这个交互作用的矛盾体的自然反映。而我这个被您激发起来的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信心，也是属于这个自然反映，与您构成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是因为您的存在而存在，因为你的消亡而消亡（是相对于您的言论而言，但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会永不停息）。
秋老师，在这次北京研讨会的正反双方的阵营中，我发现您方阵营的将帅序列里面，新社会主义的认识论，也是对立统一的。在这点上，您说了大实话，说您的新社会主义论跟其他的人还不太一样，其实，这是矛盾运动基本规律的反映论，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和结果。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修正马列毛主义，实质为反马列毛主义。将马克思所说的“正确本能”之外的部分进行了折扣，不是您方阵营的将帅们不具备“正确本能”来甄别哪些是马列毛主义的，哪些是非马列毛主义的，而是这些将帅们都知道，折扣一部分“正确本能”，对他们来说，是绝对安全的。因为，这个被折扣的部分，是已经被特色社会主义打了折扣的部分，无非是这些将帅们是想折扣多一点还是想折扣少一点的问题。其实，无论折扣多少，留下多少，这都是一种附和，一种依附，一种实则为投降主义的阶级本能。当然，像郭松民老师等人的世界观，如哲学的；认识论，如阶级和阶级斗争分析法的；方法论，如如何改造这个世界的；他们中间有些人还的确与您秋老师是不太一样的。虽然说只要是提出了这个所谓的新社会主义论的，其阶级本能与您的阶级本能都有趋同性，但是性质还是有天壤之别的。我认为，有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可以改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利益被其它资产阶级挤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利益被整个无产阶级专政，这都是属于是物质决定意识的指令性作用。而有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不可以改造，而且还要把这种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论体系固定下来，带到棺材里面去，把物质决定意识的指令性作用颠倒过来，把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进行绝对化，其实，这就是一种对马列毛主义进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对其完全彻底地进行消灭的资产阶级思想。
秋老师，您的固执己见，真的快要滑到这个不可改造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边缘了，不管您对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新”的包装，用多么美丽的图案，用多么动听的辞藻，然而只要您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二元论的基础之上的，那您的理论体系就是逻辑混乱的，就是形而上学的，就是反马列毛主义的，就是为彻底颠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服务的。您说您跟卢麒元先生的新社会主义论不一样，的确是不一样。不过我认为，即使卢麒元先生的世界观带着很浓厚的资产阶级情结，但是都没有您举着红旗反红旗的新社会主义论的危害性质那么大。因为，卢麒元先生的“正确本能”，是由于其阶级本能和个人利益的需要，他还没有与资产阶级世界观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其“正确本能”被折扣的部分，是真实透明的，是很容易区分得开来的。但是尽管如此，尽管他从一开始只是从民族主义出发，只是向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分靠拢，但是，他还属于是可以改造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而您呢，您出身于工人家庭，现在个人生活水准相当于“无产阶级”，有人说您还有点神似毛主席，加上您天天高举着毛主席，那您说，如果您在您前期铺垫好的而且现在越来越扩大影响的泛左翼圈子里面搞点什么破坏，那危害是不是更加大一些呢，性质是不是更加恶劣些呢？反过来说，即使卢麒元先生现在天天在攻击马克思和毛主席，只要他能够敢说敢当，“光明正大”，这都不算大事，这只能说明他的资产阶级思想观还没有改造好，还需要继续改造。而这种很容易区分的反马列毛主义的言论，是危害不大的。而您呢，您天天明里从口号上敢说毛主席伟大，敢说江青同志伟大，敢说“文革”伟大，而暗里从行动上却将奠定毛泽东主义的唯物辩证的基石都抽走了，将毛主席一再肯定和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否定了，您这样的一种举着红旗反红旗，难道不是危害更大吗？秋老师，我们判断某一事物的危害程度，一个是看范围，一个是看本质，而且还必须要辩证分析。来自于堡垒外部的危害，影响再大，范围再大，只要没有危及到堡垒内部的事物存在，其危害是相对小的；而来自堡垒内部的危害，影响再小，范围再小，只要是危及到了堡垒内容的事物存在，其危害就是相对大的。而在这点上，秋老师您这次在北京研讨会上，继续讲“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难道您不知道特色理论从外部来瓦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变化的条件，而像您这样从内部来瓦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变化的根据吗？而且这样内外一夹攻，就可能会导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土崩瓦解吗？而由于“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假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旦土崩瓦解，演变成了您曾经提到的新社会主义的实质即“毛邓合”，那您这样的一种作用，难道您不知道您作为内因来瓦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功劳将会是第一位的吗？
秋老师，您在北京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在第四个副标题《为什么要提新社会主义》中，提出了“共产主义运动要不要反思和升级”的第一个问题，其实，这是您在偷换概念。我们的问题可以这样提及，“共产主义运动要不要反思和总结”，而您是直接把总结变革为升级，其目的就是为了变革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共产主义运动，我们认为，是不断对私有制和私有制观念进行革命斗争的政治性运动，其革命斗争运动的时间，是无限向前的，其革命斗争运动的空间，其形态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其形态变化的政治意义，只有前进和后退之分，只有进步和落后之分，而没有所谓的升级之说。而您这里所提到的升级，不是指“共产主义运动要不要反思和总结”的问题，而是指要不要改变共产主义运动方向的问题。我们同时也认为，共产主义运动，肯定要反思和总结，之所以要反思，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已经面临着失败；之所以要总结，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必须要朝着成功和胜利的方向继续前进。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要说明的是，反思与总结的唯物辩证，必须是物质决定意识的一元论。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从诞生那一刻开始，她就具有着客观实在的物质属性。她一定会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外一个阶段，从一种形态发展到另外一种形态。她的诞生到灭亡的过程，是直到私有制全部消失，直到私有制的观念被不断地禁锢（被不断的革命运动禁锢为万恶之源的自我革命的革命精神），直到阶级消失，直到国家消失，直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处在一种高度辩证，高度自律的状态之下。而她的灭亡，是意味着她以另外一种高度自为的共产主义运动而诞生，形成更加高度自为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陈代谢，形成更加唯物辩证的物质循环的矛盾运动。 秋老师，请注意，这个物质循环的矛盾运动，虽然她需要我们今天和未来的共产主义者在思想和理论上去不断地反思和总结，在行为和实践上去不断地努力和推动，但是，她必须遵循这样的一种基本运动规律。那就是，共产主义运动，是历史唯物辩证世界观、阶级斗争分析认识论和消灭私有制以及私有制观念的社会变革论的三大革命运动的对立统一，其矛盾运动的基本轨迹，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其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反复运动中，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在这点上，列宁和毛主席都依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第一、第二、第三个里程碑的运动、继承和发展中，锤炼出更加能指导共产主义运动从不断曲折走向不断胜利的马列毛主义。
秋老师，请您在这里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第一，抽象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三大具体革命运动，是不可分割的。而如今，既然您已经明确地否定了前面两大革命运动的本质，篡改了这两大革命运动的方向，请问，您那种还经常挂在嘴边的共产主义运动，那还是共产主义运动吗？而且，这个被马克思用严密的逻辑来论述的三大革命运动规律的理论体系，被列宁和毛主席用艰苦卓越的革命斗争来检验这个理论体系真理性的实践证明，容得您这样断章取义、舍本求末和缘木求鱼吗？或者说，您都改变了前面两大革命运动的方向，而您这种奔向资产阶级怀抱的修正共产主义运动，那还会奔向共产主义前方吗？或者说，您这种反思和升级的本质，难道不是在愚弄别人的同时，也是在自欺欺人吗？第二，马列毛主义的一体化，在今天来说，相对于共产主义运动而言，她也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是，她是革命理论与实践、再理论与再实践相结合的自然产物，不是历史杜撰、冠名和虚拟的主观愿望；二个是，她是真实客观完整地阐发出了三大革命运动的普遍规律，而且由于其中因为有毛泽东主义的战无不胜，使其在今天看来，更加显得是承前启后和唯物辩证，是伟大正确和光辉灿烂。但是，秋老师，您又是如何来对待马列毛主义的呢？果不其然，您又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三大革命运动的原则一样，又来了个断章取义、舍本求末和缘木求鱼，请问，秋老师，您这样立场坚定地去分割马列毛主义，去打倒马列主义，那毛泽东主义还会独善其身吗？还会有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灵魂吗？您把毛泽东主义的革命理论基础都抽走了，您这样的一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和升级，难道不是彻底地反马列主义，不是彻底地反毛泽东主义吗？秋老师，我认为，您的反思和升级，与邓小平的反思和升级可以属于是同一种类型。邓小平是用“贫穷”来反思社会主义，您是用“失败”来反思共产主义；邓小平是用升级来改变社会主义道路，而您是用升级来改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秋老师，您与邓小平如此心灵相通的一种思路，这难道只是一种巧合吗？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是导致“贫穷”的根本原因，所以必须变革社会主义道路；而您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所以必须变革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秋老师，这恐怕就是您提倡“毛邓合”深层次原因的一个根源吧？！不过，秋老师，尽管邓小平的“贫穷”反思和您的“失败”反思都属于是同一种类型，但是区别还是很大的。邓小平的升级最终走向了卖国主义，而您的升级现在还停留在民族主义阶段，而如果您不立即悬崖勒马，继续服务于“毛邓合”，继续为创建“毛邓合”的新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奔走，那您也必将随着特色集团的卖国主义道路，一路滑下去，会堕落到突破民族主义底线的深渊。
秋老师，您说“不少同志并不反对秋石客文章内容，而反对新字，主张提科学社会主义，劝我去掉新字。很多反新社会主义人反对新字是可笑的，哪有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出新的道理？”秋老师，我非常敬佩您的敬业精神，起码在这点上，我要深深地鞠躬向您敬意！您的新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其实质内容都是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为什么有些人，又到底是哪些人要您以假充真地来冒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难道您的理论体系只是去掉一个“新”字就可以了吗？或者张冠李戴地按上一个“科学”二字就可以了吗？难道您说的“不少同志”对您的新社会主义论的认识只是这样的一个衡量、甄别和判断标准吗？难道这些“不少同志”都只是这样的一点新的马列毛主义的认识论吗？秋老师，您的这个报道确实让我感到吃惊，如果您的这个报道是真实的，那您的反马列毛主义的反作用，就是最珍贵和最深刻的反教育。所以，我非常感谢您引发新这场社会主义论的论战，非常感谢您以高风亮节，以求真务实的学者风范，不将新社会主义论归纳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因为您的新社会主义论，本来就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对立，即使您的理论体系一定是以反对马列毛主义为目的，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因为您的理论体系，只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候，所出现的那些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过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所以，您的理论体系，可以叫做任何主义，可以叫做新社会主义，也可以叫做最新社会主义，这都是您的自由。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您这个“新”或“最新”，都有那么一些不太光彩的部分，都有那么一些不太辩证的部分。说您不太光彩的部分，是说您总是喜欢把毛主席拿出来垫脚，虽然看起来是您把毛主席抬得很高，其实是摔得最重，因为您抽走了毛泽东主义的理论基石，实质最终是把毛主席踩到了脚下。本来您的理论体系就是反马列毛主义的，但是您为了达到在泛左翼人堆里面搞出一点什么动静，就举着毛主席的旗号，这样就会影响一大片，甚至还可以蒙蔽一大片。从这个方面，就可以对前面肯定过您的所谓高风亮节打一个大折扣，那我就可以说您有点喜欢搞阴谋诡计了。说您不太辩证的部分，是说您为什么只在泛左翼这个人堆里面搞这些动静，而不在新自由主义那边，在特色集团那边去搞这些动静。因为您的理论体系，是介于新自由主义和特色主义之间的，应该来说，您的理论体系是可以暂时性地解决它们之间的纷争的。而只要新自由主义后退一步，特色主义前进一步，这样就可以解决它们的纷争了，就可以解决它们的矛盾了，这样不是很好吗？虽然特色主义暂时性地是它们矛盾运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新自由主义只是暂时性地处在次要的地位，但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必然会向新自由主义招手，特色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主次矛盾的转换，也必然会此消彼长。而一旦新自由主义将来独大，您秋老师的理论体系，就是非常有利于新自由主义的；而只要您那个时候叉掉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您就完全可以把您的理论体系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了，这不才是实事求是的吗？所以，从这个方面，就可以对前面肯定过您的所谓求真务实打一个大折扣，那我也就可以说您真是有点不识时务了。
秋老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反对出现新生事物的，相反一定会相信在一定的条件下，会诞生出适应这个生存条件的新生事物的。新生事物之所以能够诞生，必定有它存在的生存条件，就如同在资本主义要向帝国主义过渡的那个阶段，必定要出现马克思主义一样，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为消灭资本主义而诞生出社会主义而作的革命思想、认识、理论、宣传、动员、组织和行动的准备。但是必须要同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从诞生那一刻起，除了有她自身从生到死的矛盾运动，还必须有她能够存在的生存条件的矛盾运动。而这个矛盾运动，就是她的对立面，与之形成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的方方面面。那么，各种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形形色色的新马克思主义就必然会诞生和存在。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反抗，不存在新马克思主义的反抗，世界上一切都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那马克思主义就一定会马上消亡。因为这不符合辩证法，不符合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所以，对于一些新的马克思主义，新的毛泽东主义，新的马列毛主义，我们都会欢迎它们唯物辩证地到来。而如果它们不到来，那才证明了马列毛主义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已经没有了她们存在的生存条件。所以，我们绝对会欢迎像秋老师这样的新社会主义论不失时机地到来，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对秋老师的言论进行分析，进行甄别，进行分类，进行斗争。因为作为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我们是捍卫马列毛主义者的一方，而秋老师是反对马列毛主义者的一方，在性质上，我们与秋老师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这是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的。不过在斗争中，我们必须要遵循如下三大原则。如果说，秋老师能够改变自己的歪理学说，不再歪曲、攻击和取消马列毛主义，我们可以改变斗争的性质，秋老师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甚至可以在某一个民族革命运动的并肩作战中，成为我们的同志。如果说，秋老师能够放弃自己的歪理学说，并能够公开作出深刻的检讨，变成完全拥护马列毛主义，我们还可以改变团结的性质，秋老师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同志，甚至只要秋老师要求不断进步，还可以在马列毛主义的捍卫、学习、继承和发展中，成为我何承高真正革命同志式的老师。但是，如果说以上两种可能都不存在，如果说秋老师完全不能放弃自己的歪理学说，坚持将反对马列毛主义的反革命行动坚持到底，那秋老师就一定会成为我们越来越深刻和越来越尖锐的革命式批判，这是必然的。而且这一切，都处决于秋老师这一方，我们矛盾运动的激烈程度将随着您的变化而变化。或许我们将来会在您某一个致命的反动立场上进行猛烈地攻击，因为，我们这一方是正义的，而且直到现在都是有理有节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都没有容忍度，无止境地容忍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明打，对毛泽东主义进行暗打，对马列毛主义进行乱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有信心将捍卫马列毛主义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而且有信心一定会取得捍卫马列毛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最终胜利。
所以，秋老师，您说的“不少同志并不反对秋石客文章内容”，证明这些“不少同志”是缺乏马列毛主义认识论的火眼金睛的；“而反对新字，主张提科学社会主义，劝我去掉新字”，证明这些“不少同志”是盲人摸象，是非常糊涂的；“很多反新社会主义人反对新字是可笑的，”这点您说得没错，因为各种“新社会主义”它一定会到来；而“哪有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出新的道理？”这句话就是您的移花接木和偷梁换柱了，因为我们不反对新生事物并不代表我们不对新生事物进行分析，不代表我们不对它的性质进行甄别和分类，不代表我们不对反马列毛主义的歪理学说进行斗争，是吧？所以，我们一方面是欢迎您的到来，另一方面是要打开您送给我们的礼物，看看您这个礼物的“新”字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是不是这样？比如说世界银行于1995年11月开出《1996财年中国国家经济报告》的药方来帮中国搞改革开放，如今这个药方已经被证明是化公为私，是贱卖国资，是破坏生态，难道说世界银行于2012年又送药方来帮中国继续搞改革开放，民族主义者杜建国先生就不能说这个药方是毒药吗？比如说转基因推手们于1995年开始引进转基因，在中国搞所谓现代的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战略，如今这个战略已经被证明是殖民发展方式，是生物战争，是自取灭亡，难道说转基因推手们于2012年以来，继续把这个所谓的战略当成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我们中国人民就不能反对这个断子绝孙的战略吗？比如说“核地雷”（AP1000）的推手们于2005年引进“核地雷”，在中国搞所谓的现代能源的战略发展，如今这个战略发展已经被揭露是为加固殖民发展方式，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财团即三井集团所收购和控制，是自废武功和自寻死路的战略发展，难道说“核地雷”的推手们于2014年又要加快东部“核地雷”的核电建设，我们中国人民就不能反对这个万劫不复的战略发展吗？秋老师，以上的药方、转基因和“核地雷”，不都是新生的事物吗？难道我们不需要去分析、甄别和分类，就一味地都去接受吗？而至于走资派们无条件地去接受，甚至是主动去引进，那只能证明国内阶级矛盾的剧烈程度，已经达到了无比尖锐的程度；而至于走资派们为了漂白原罪，不遭日后清算，清除这个如芒在背的梦魇，去勾结和投靠美帝从而走上铤而走险和杀人越货的不归之路，这不是顺理成章的吗？这不证明毛主席所预言的“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是无比前瞻和正确的吗？所以，秋老师，既然邓小平的资本主义道路，到今天已经恶化成为了卖国主义道路，那么他昨天所谓的“贫穷”的反思，不是已经被证明他的反思是为了他们少数官僚权贵的“富贵”该如何早日到来吗？从而才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升级的吗？而您的新社会主义论呢，我们是不是也要懂得吃一堑长一智了，要对你这个“新”的本质进行认真地研究了？所以，秋老师，问题不在您的“新”要不要出来，什么时候出来，会出来混多久，而在于您的“新”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新”，是反对和攻击马列毛主义的，还是拥护和捍卫马列毛主义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所以，秋老师，我们就要研究一下您的“新”了，看看您的“新”，到底具有哪些新生事物的生命力。经过研究，我们发现，您所说的“新”，就是指事物根本属性的变革，是一种物质对另外一种物质的否定。比如您在这次北京研讨会上所说的“五四新文化、新民主主义论、新中国、文革中的新生事物、立四新”，这五个“新”中，除了“文革中的新生事物”算是中性以外，其他的四个“新”，都表示是一个阶级集团对另外一个阶级集团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实行坚决否定的革命运动。“五四新文化”的“新”体现在，是以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联盟为集团，对地主和买办阶级集团的封建殖民文化统治，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论”的“新”体现在，是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上，为追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各个爱国阶级联盟集团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买办阶级集团统治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革命斗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革命理论。“新中国”的“新”体现在，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胜利，为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的三大改造提供了政治基础。“立四新”的“新”体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一切封建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风俗和习惯进行革命斗争的社会总动员，这也是“文革”在大民主的革命运动中，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从集中到民主、从特殊到普遍的社会反映。秋老师，您所说的这四个“新”，有必然性，也有突发性，而突发性，也是必然性的阶段性结果。在这四个“新”的历史阶段中，每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突发性，都是每个历史事件在历史演变规律中的沉淀和爆发，都是来自一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到相反作用或是决定性作用的客观反映。在“五四运动”之前，追溯到1840年之间，中国已经是一个任人蹂躏的半殖民和半封建国家，在国家与国家的世界关系中，在民族与民族的世界依存中，中国在这个历史阶段，是处在一个被世界帝国主义分割、剥削和压迫的地位上。那么，这样一定的殖民和半殖民关系，就决定着这个历史阶段的中国，其上层建筑是被殖民化的，其经济基础是被殖民化的，其生产关系是被殖民化的，其生产力是被殖民化的生产关系所束缚的。而且这样的一种殖民化，被封建主义的历史延续统治固定了下来。那么，既然生产力与之所决定的殖民生产关系发生了矛盾，而且是在封建主义统治的固定之下，而由于封建主义的统治是以“孔家店”的愚民文化统治为基础的，所以，要想使生产力脱离殖民生产关系的束缚，必须先将封建主义统治的固定枷锁进行打破，包括上层建筑国家机器的和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的，等等。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反封建和反殖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萌芽，就是一场要打破半封建和半殖民的经济基础和解放这种生产关系下所束缚的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端。而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这样的一种萌芽、开端、累积和扩张，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化，这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暴力革命运动打了基础。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分割中国殖民主义的扩张和侵略战争的爆发，这种必然性的突发性结果，势必会导致中国各个阶级的革命运动内部矛盾运动的对立统一，必然向着为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方向发展。而随着抗战的胜利成果将要被美帝的代理人所攫取，旧中国的命运又将面临着新的殖民主义的扩张和统治的挑战，所以，以毛主席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彻底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缔造了新中国，为在新中国实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政治基础。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过程中，所有制的改造必须与政治思想的改造齐头并进，私有制与私有制观念的两个决裂必须是齐头并进，而这个必须又存在唯物辩证的矛盾规律，而其中的周期律就是来自于统治阶级不能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导致。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必须实行大民主，必须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代表者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利益。否则，历史周期律就会重演，广大劳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所以，秋老师，你说的这四个“新”，都是有生命力的，而且都是有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是代表着进步、文明和革命意义的生命力的。而这个生命力的旺盛和繁荣的活跃程度，即一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客观社会反映，都是来自于一定旺盛和繁荣的经济基础的生命力的决定性作用，而最终是来自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要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生产力的发展代表者生命力的强弱程度来决定生产关系的。所以，这四个“新”的生命力，就是代表着一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的。所以，秋老师，您说列举的这四个“新”的“新生事物”，是必须要出现的。但是，这跟您的那个“新社会主义论”的“新”字又有什么关系呢？秋老师，我不得不说出来，这跟您的“新”字出现的历史意义是完全相反的。您的“新”的历史意义，是在特色主义的历史背景下，自主席逝世后和社会主义道路被颠覆之后，特色主义由于化公为私的私有制制度的逐步形成和确定，来决定需要对马列毛主义进行肢解和修正的理论形成和确定。所以，秋老师，并不是您的“新社会主义论”能不能出现，而是它一定会出现，是一定会在这个服务于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生产关系上出现。所以，您的“新”的本质，在介于特色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时候，必须是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又必须是暗地修正毛泽东主义的。而由于您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盘否定既不符合特色主义，又相对保留一点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又不符合新自由主义。所以，秋老师，虽然您的“新”的历史意义符合特色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利益，但是，您这种欲抱琵琶半遮面的“新”，还是两边都讨不到好的。因为，特色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还没有从形式上完全否定唯物辩证观，而您这种势必会导致任凭洪水滔天的唯心上帝论，也是不符合世界资产主义的实用主义精神原则的。因为意识形态的精神作用，一定影响到上层建筑的领域中，而一旦上层建筑太过于精神泛滥，势必会影响到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和社会稳定。因为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会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一旦精神泛滥的经济基础又进入到决定上层建筑的正常轨道时，上层建筑就远远地赶不上经济基础前进的步伐。而一旦精神泛滥的经济基础又要求上层建筑作出改良和变革时，上层建筑就可能会在再一次的精神泛滥中崩溃。所以，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管理模式，都一定程度地实行了阴阳权术。政策和法律是阳的一面，贯彻和执行是阴的一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甚至在今天还出现了一个世界影子政府，与之相对立的就是那个表面上的联合国政府。这样的一种辩证法，连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阶级都非常清楚，它们怎么可能去接受一个像秋老师这样的不能自圆其说的缺乏自洽性的理论体系呢？而我前面所说的，一旦新自由主义独大，只要秋老师叉掉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秋老师的理论体系就可以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但是，这个历史过程是非常瞬间的。因为新自由主义与特色主义的斗争，在还没有取得胜利的时候，是向往着民粹主义的，而一旦它们取得了胜利，它们又会朝着特色主义的道路上迈进，这就如同它们共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危机一样，从繁荣走向衰退，从衰退走向危机，以此循环反复。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持续和稳定，也必须是权贵资产阶级用国家机器进行集中、集权和统治，所以，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度，只有具体的少数人的自由和民主，而没有绝大多数人的抽象的自由和民主。这样一来，在资本主义的世界范围内，只要有国家的存在，在国际关系中，就会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运动的主次之分，就会出现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现象，就会出现殖民地的分割、人权的践踏和经济的掠夺等一切剥削和压迫的世界现象。而这样的一种世界格局，必然会使国与国之间出现两个极端和中间游离的国际关系现象出现。所以，新自由主义，实质为一种幻想中的民粹主义，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不可能以无政府状态的民粹主义的国家主义出现。而只要它们打着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取得了胜利，它们马上就会转身对其它各个阶级进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如同轮流坐庄的资产阶级政客一样，难道他们之间的权利争夺，不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他们所代表的那个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的吗？难道他们这个“更好的服务于”，不是以世界劳动人民更多的被剥削和压迫为代价的吗？难道在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用最文明的手段实质为用最野蛮的残暴来清除世界所谓垃圾人口的计划，不是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吗？
所以，秋老师，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你的“新社会主义论”的“新”，与前面您列举的四个“新”的历史意义，是完全对立的。它们都具有斗争性和革命性，只是您的“新”的斗争性却走到相反的反革命方向上去了。但是，您却在这里进行了混淆视听，把它们并列在一起，以此妄想在逻辑上做到同一，好蒙混过关。其实，秋老师，您这样做又有什么意思呢？正常人的思维逻辑一定会是这样的，您所列举的四个“新”是对四个“旧文化、旧民主、旧中国和四旧”的革命斗争，这都是阶级斗争的矛盾，难道您把“新”与“社会主义”安放在一起，是想与“社会主义”进行革命斗争吗？与“社会主义”有阶级斗争的矛盾吗？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两个决裂，而您的“新”与两个决裂进行斗争，不就是证明您的“新”是为了反对消灭私有制吗？不是为了反对消灭私有制观念吗？秋老师，您在很多“新社会主义论”的帖子中，反复把斯大林时代的前苏联称之为“旧社会主义”，和把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称之为“新社会主义”，其实您就是在搞乱社会主义的定性。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刚才已经说过了，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决裂。而这两个决裂是运动和发展的，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这两个决裂一直贯穿在这个过程的始终，直到共产主义的到来。当然，社会主义运动，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赘述。秋老师，您把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拿出来对比，您是用什么样子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谁是进步的，谁又是落后的？我来告诉您，一个是要看她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内和国外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具体情况，二个是要看她们在进行两个决裂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与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所以，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允许有不同，那是因为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但是本质不能变，那就是必须是进行两个决裂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而只要是她们都在进行着这两个决裂的革命运动，那么，她们就都是社会主义的，而没有什么新的与旧的社会主义之分。而至于如何比较她们谁进步些，谁落后一些，那就要看她们谁把两个决裂与具体情况结合得好一些，谁在这个结合中把产生的矛盾进行分析、处理和解决得好一些，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兄弟国家和对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的矛盾解决得好一些。显然，斯大林在结合中的矛盾解决方式是有些问题的，在国际关系上的矛盾解决方式，也是有些问题的，而这些问题，都属于是马克思主义者需要自身完善和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毛主席是看得非常清楚的，评价也是非常准确的。不过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社会主义阵营基本上阵亡的惨烈，像斯大林这样的革命导师们的错误和缺点，我们在重视的同时，就一定要有包容的态度。而他的遗体最后被鞭尸，这难道不是走资派们干的？而走资派们为什么要鞭他的尸，不正是因为走资派们仇恨斯大林式的道路？而在所他领导下的前苏联，难道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唯物辩证地去看待前人的不足，就需要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去看待问题，看矛盾运动的主要方向，是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还是向着资本主义滑去的。而正是因为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有所不足，而毛主席看到了这样的不足，所以毛主席在分析、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问题的方式方法上就相对要好一些。
秋老师，在评价革命导师的问题上，我想深入地谈一下，因为这个深入可以涉及到您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五段论的问题上。我碰到过这样的微词，有些人说，虽然我们在情感上不能接受说毛主席有任何失策，但是，这是唯物辩证的吗？难道说毛主席就没有任何失策码？比如说该不该让邓小平1973年复出，该不该让华国锋成为接班人？虽然从正的一方面来说，这个能够说明毛主席是宽宏大量的，从历史教训的角度来说，这是毛主席给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上了深刻的一课。但是，从结果上来说，是不是太惨烈点了呢？如果说中华民族在这次生物战争面前没有挺过去呢，那这样的反思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言，是不是太沉重点了呢？关于这个微词，不能说这样的认识论没有道理，但是我认为，如果真正想研究毛主席这个方面的所谓失策，那就既要从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方面的唯物辩证来看，也要从理论和实践对立统一的国际国内的综合面来看。有人说，从理论方面，他老人家的所谓失策，不是识别走资派的政治敏锐能力有所不足，不是他老人家解决走资派的政治战略决策有所不足，而是他老人家对阶级敌人的残忍度相对于走资派而言而有所不足。如果我们只是纯粹从理论上这样去分析和认识，其实这是单方面的，是机械的，因此实质是唯心的。而具体的实践和过程又是怎么样子的呢？就拿一个具体的纠正“五风”来说，毛主席都要耐心地在成都、南宁、武昌、上海和两次郑州等会议上做工作。如果按照性质来说，所谓的“五风”，其实都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是‘左’倾，就是右倾。如果从理论上来说，毛主席可以从政治层面上来解决这些问题啊，但是为什么不直接从政治层面来解决这些问题呢？这个问题我在上一个副标题的帖子中已经阐述过了，它的道理跟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只能首先解决军事问题而不能首先解决政治问题一样，是既要唯物，也要辩证的，主要是看客观事物的实际作用，是什么在决定着什么，是谁在决定谁，这才是最关键性的。遵义会议要解决红军的出路问题，首先的条件是红军不能灭亡，决定着首先要解决军事领导和指挥权的问题，这是第一性的。而至于“五风”的问题，虽然主席前瞻性地看到这是走资派们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破坏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这样的口号不能直接说出来，因为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认识和觉悟还没有那么高，所以必须要拿事实说话，必须让牛鬼蛇神们都跳出来，这样才能让人民相信你是对的，这样才能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所以主席在纠正“五风”的问题上，不是从政治层面入手，而是从生产力和协调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方面入手。而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入手之后，再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入手。所以主席一方面在各种会议中，甚至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拿事实说话，对走资派们进行苦口婆心地教育；一方面，主席在理论上把这种教育上升到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层面上进行斗争，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曲折的。甚至在7000人的大会上，主席也只能是采取一种折中主义的方式，还为走资派们承担了所谓的部分责任。我们有的人，仅仅只从这个方面来歌颂毛主席伟大，歌颂毛主席伟大的胸怀，当然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如果毛主席不这样做，也必然会导致全党分裂，就会导致新中国的红色政权在美苏的核讹诈下支离破碎，一盘散沙，这也是必然的。有的人甚至埋怨毛主席为什么不斩立决，其实，这只是秀才们的逻辑思维，不理论联系实际，不实事求是，不知道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比如说1964年12月28日，距离1962年的7000人大会才过了2年多，毛主席都要被边缘化，都要拿着《党章》和《宪法》去开会，去进行斗争。如果我们只是从毛主席与走资派们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一个方面去看待问题，不去认真分析美苏分别对中国进行核讹诈的这个外部环境同时去看待问题，我们就会陷入机械唯物主义的漩涡之之中。
秋老师，有一位从事军事战略研究的吕先生分析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真正原因，我认为他说对了一半，因为他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的。不过，他从国际国内的军事战略角度来分析“文革”，阐述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及时性、必须性和必要性时，在这一方面，他显然又是有些正确的。这位吕先生的可爱之处，是在军事战略上采取了唯物辩证，但是在政治立场上，采取了形而上学。所以，我们看待问题，不仅要从两个方面来看，而且还要看这两个方面的主次之分和主要方面，是向着社会主义发展的，还是向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还要把问题置身于当时的国际局势中来看。比如说“刘邓林”等，都是亲苏派，其本质因为他们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很容易”的“走资派”，所以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前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儿子党”。但是，如果中共真的成为了“儿子党”，并使中国成为了前苏联的马前卒，就极有可能在美越战争未知的变化中，在刘少奇那种越来越形左实右的无限援助的口号中，与美国直接交战，让美国最后孤注一掷地把战争继续升级，采用核武器，进行速战速决，以防止前苏联趁虚而入西欧而实施东撤西进的战略转移。像这种直接从外部用非对称性和非对抗性的战略武器，直接会造成敌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陷入全面瘫痪的外因，其实还是以内因为根据的。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前进、进步和文明的内因；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言，剥削、压迫、侵占、掠夺、杀戮，等等，资本的驱动，甚至不惜动用军队和高科技战略武器，还是为了经济利益，阶级斗争还是内因。因此，与其吕先生所言说毛主席是为了避免核战争，才发动的“文革”，还不如说，这是因为贯穿于人类历史前进的阶级斗争的内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才让毛主席有这个根据来实施这个伟大的战略转移。而这个战略转移，不仅在越南战场上成功地实施了，而且还为今天一些世界战略家们如梦方醒，如同醍醐灌顶。这个实则为战略撤退的战略转移，以守为攻，不仅对美苏进行了战略牵制，而且还使其在世界格局中以对立为主，以不能强强联合的矛盾状态得以保持，这就为中国在核战略武器还处在非对抗性能力的关键时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在“刘邓林”等人的“亲苏政变”开始升级、暴露和有的失败（林彪）之后，在取消了刘少奇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之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也许我们当时的确是看不到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的世界性战略影响，而当我们今天终于得以比较全面地评价她时，我们不得不为毛主席高屋建瓴的战略布局而惊叹得近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她的伟大，不仅是体现在与私有制观念实行决裂的践行和方法上，不仅体现在创造性地发展了无产阶级实现大民主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上，而且从军事战略上，她挽救了中国，挽救了越南，挽救了美苏等一切在可能一触即发的核战争下不可控灾难的国家和民族，挽救了这些国家和民族中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而这些，如果不学习军事和战略，肯定看不到这些，只抓着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尺子到处度量；而这些，如果不学习哲学和历史，肯定不能够完全地唯物辩证，尽管“文革”有着这么伟大的战略意义，但是她的一切世界作用和影响，都还是来自于阶级斗争这个最根本的根据。
秋老师，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阶级矛盾和革命斗争，可以反映到世界格局的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上。民族矛盾成为阶级矛盾的放映论，因每个国家的阶级矛盾的不同而不同。所以，这就注定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变革，因其不同的民族矛盾的反映论，而必然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而由于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梦魇，必然会导致世界资本主义必定要对她进行围堵和扼杀，所以，对于实行两个决裂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必然成为是整个社会主义对整个资本主义实行两个决裂的革命运动。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这是千真万确的。反过来说，在帝国主义统治薄弱的环节，曾经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虽然暂时性地取得了突破和胜利，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到底是谁战胜的根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不仅仅是与私有制进行决裂，而且还要与私有制观念进行决裂。而在这两个决裂的矛盾运动中，私有制作为物质是第一性，私有制观念作为意识是第二性，虽然私有制决定着私有制观念，但是私有制观念的反作用，会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就决定了与私有制观念的决裂，将是一场从灵魂深处彻底改变人们政治思想认识的革命运动。而即使在某一个国家已经取得了与私有制进行决裂的暂时胜利，但是，只要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还存在着科学发展和物质丰富程度的差距，那么就存在私有制观念会反作用私有制死灰复燃的可能。或者说，只要世界资本主义还存在，就有世界社会主义被颠覆的可能；或者说，即使全世界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了，只要是还没有到达消灭阶级和国家那一天到来，全世界社会主义还有退回到资本主义的可能。从这个意义方面来说，私有制观念的决裂，必须要有普遍的非私有制观念的形成，累积、扩大和规模化，而它对应的私有制本身，对应的生产力本身，对应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本身，必须是到了高度糜烂的地步。所以，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只有到了高度发达和高度腐朽的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进行得自然和得以顺利完成，才能完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质的飞跃，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当然，这样的普遍规律并不代表特殊，但是，特殊规律，一定是包含有普遍规律的运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五段论，就是站在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来阐发的，是唯物辩证地从两个决裂的矛盾运动中来阐发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的。请问秋老师，这有什么不对吗？正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真理性地阐发了这样的一种普遍规律，所以，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们，就可以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请问秋老师，这又有什么不对吗？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普遍变修变色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规律，不正好说明了与私有制观念进行决裂将是一场伟大而艰难的革命斗争任务吗？而这样的一场革命斗争任务，难道不是需要整个无产阶级必须以高度集中、高度觉悟和高度纪律的革命热情来进行的吗？而如果这样的一种集中、觉悟和纪律，还没有形成与私有制观念进行决裂的革命热情，还不足以让整个无产阶级真正以高度自为的阶级力量，来捍卫与私有制进行决裂的革命成果，那从公有制退回到私有制，出现与私有制进行决裂的第一次成功和失败，这不正好说明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吗？不正好说明人类社会发展作为是物质运动而符合曲线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规律吗？
秋老师，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规律，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是因为资本主义高度腐烂的量变还没有彻底地完成，演变到社会主义的量变累积还没有完成质的飞跃。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即使像前苏联和中国能够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取得了革命斗争的暂时胜利，能够完成与私有制进行革命斗争的第一个决裂，但是，由于有世界帝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强大存在、垂死挣扎和围堵扼杀，由于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完成与私有制观念进行革命斗争的第二个决裂，所以，没有完成的第二个决裂，就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观念有趋同性。而没有完成的第二决裂，属于是社会主义从初级走向高级的决定性因素，而她作为内因，如果与资本主义的外因发生了妥协、合作或者是联合，那么，她就会在外因的条件作用下协助内因使社会主义的性质发生变化，使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历史的大倒退。对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言，由于其他各个国家和民族因地理、人口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发展有差异，出现了先进和落后之分，那么就为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分割这些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可能。这样一来，就缓解了帝国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就出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相对于殖民地的工人阶级来说，是一种工人阶级贵族的现象。而这样的一种现象，必然会导致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贵族，在意识形态上，产生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而只要帝国主义国家还能够从殖民地身上搜刮油脂，来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工人阶级贵族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启蒙、觉悟、精神和斗志，去进行两个决裂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所以，帝国主义国家要想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要达到高度腐烂的过程，而只有高度腐烂的量变累积将要产生质的飞跃的时候，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就会产生和到来。而这一过程是，当殖民地国家已经不能够或者说已经没有了油脂给予被搜刮的时候，当全世界的殖民地国家被残酷的殖民政策，被残暴的阶级压迫逼出红色风暴风起云涌的时候，当帝国主义国家再也无法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只得给工人阶级贵族断奶，让这个阶级贵族每况愈下的时候，让每个阶级阶层都出现了大量的无产阶级的时候，而他们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已经达到了需要马列毛主义理论来解决的时候，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发生革命运动的质变就会到来。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殖民地国家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时，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消灭帝国主义，相当于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包围城市而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秋老师，在以上规律的阐述中，我要提炼出如下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马恩在世的时候，帝国主义刚刚萌芽，帝国主义的运动和发展，使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国际关系，在资本主义的性质下，形成了梯形结构。而这个梯形结构的政治模式，就是一种封建等级的管理模式。而由于每一个殖民地国家需要维稳不能完全以一种封建模式的国际关系出现，所以，以金融寡头为最高级别的封建邪恶组织就自然产生了，它就成为了管理每一个殖民地国家上层建筑的影子政府即共济会。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世界格局中，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国家，就具有一种平行四边形的交互作用。而在这样的一种交互平台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就可以绝对要求每一个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根据自己本国的具体情况去发起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历史作用。而这种交互作用的合力，就是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革命力量，就是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推翻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革命力量，就是进行两个决裂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革命力量。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其五段论自然演变的历史规律，是在这样的一种绝对要求下来进行的。而这样的一种普遍规律，就成为一种普遍真理去要求我们只能搞马克思主义，不能搞修正主义。这是第一个提炼。第二个提炼就是，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彻底性。殖民地国家内无产阶级的形成，是由于受着双重的阶级和民族矛盾的剥削和压迫而快速累积的。在帝国主义出现之前，殖民地国家由于落后，一般都处在封建和半封建的历史发展前提下，由于绝大部分农民阶级的封建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占主导地位，而这个时候的无产阶级刚刚处在萌芽和累积的阶段，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国家中，还只是处在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作为孪生兄弟诞生和成长的阶段。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在这些国家中显然不能提前实现和完成；那么，也只能在一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由越来越壮大的无产阶级来实现和完成。所以，马克思主义在马恩在世的时候，可以成为直接指导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绝对真理。而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真正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马恩的笔下，只能肯定其历史启蒙意义，而要批判和总结她的错误和教训。如果说，在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英国，一切质疑和否定资本主义的思潮和意识形态，体现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不是类似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而都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统治的英国，即使还没有达到高度腐烂的地步，都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初步胜利，起码是能取得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客观事实是，任何思潮和意识形态的交叉出现，都是客观存在的各个阶级阶层的观念反映。只能是在对立统一中曲折前进，而不能在一个早上全部统一起来，而不能在马恩在世的时候统一起来。所以，在当时最发到的资本主义英国，就不可能发生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而取得胜利。尽管如此，这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革命理论是错误的，而只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地揭示了这一社会变革的基本规律，绝对性地要求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去朝着这个方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而世界无产阶级在他们在世的时候，没有跟上他们的步伐，这只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马恩天才性的发现，而由此更加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
秋老师，第二个提炼还要说明的是，马恩作为是伟大的唯物辩证者，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意识统一于物质属于是物质的反映，属于是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就要反作用这个物质，使其按照人类社会发展从蒙昧走向文明走向高度文明的历史进程自然发展。这才真正地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观。在马恩在世的时候，在马恩的笔下，已经出现了资本的集中，已经出现了辛迪加现象。之所以马恩不能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因为这个还没有出现的帝国主义对殖民地进行普遍分割的现象，只能由后人历史唯物主义地进行总结，而不能形而上学地去进行预言。因为，帝国主义的本质，还是属于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腐烂到何种程度，只能由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去体验、分析和总结。这就如同几个兄弟国家的领导人请教毛主席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明天该怎么建设一样，毛主席说不知道，确实不知道。其实，这并不是毛主席不知道怎么建设，而是必须历史唯物主义地去看待问题，坚持了唯物辩证观。所以，为什么说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都是相通的。马克思在还没有系统性地研究经济学的时候，就没有随心所欲地去写经济理论著作，而是通过研究后，通过四十年的呕心沥血，才完成《资本论》。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矛盾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他没有随心所欲地说明天的建设该怎么办，因为他知道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不断地发现矛盾、碰到矛盾和解决矛盾，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是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前进的，而不是想当然地忽视矛盾的客观存在而顺利进行的。秋老师，第二个提炼还要说明的是，殖民地国家由于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所以，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进程进行了提速，这就加快了这些殖民地国家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而一旦资本主义的助产婆诞生和成长了越来越壮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时候，加上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资本主义的双重统治，让这个国度的民族存亡条件达到极限之后，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就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发生质的飞跃。而由于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是共济会影子政府封建管理模式下的最悲惨的劳苦阶级，所以，他们的革命觉悟和性质就更坚决一些，更坚强一些，更彻底一些。所以，一旦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就会在交互作用的合力中，爆发出排山倒海的革命威力，去推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等一切反动的统治阶级。基于这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完全符合今天的世界格局的。因为每一个帝国为中心的殖民统治体系，在完成了殖民分割后，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帝国主义内部也有矛盾，它们的殖民分割还将不断地进行内斗，这就更加加剧了世界无产阶级的疾苦，这就更加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早日到来创造了条件。
秋老师，这两个提炼说明完之后，就要站在帝国主义的角度上来说明一下问题。世界无产阶级最终要用马列毛主义来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问题，人家帝国主义也在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这个性质，是完全敌对的，其方向，是完全相反的。为什么马克思说，资本主义解决经济危机的手段会越来越少，其解决经济危机的手段，会变得越来越极端，将伴随着大批的工人阶级死亡，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在越来越糜烂的过程中，其解救药方越来越少，其垂死挣扎的残暴本性，将越来越强烈，必将穷凶极恶地把雇佣劳动力抛落到万劫不复之地。即使帝国主义已经到了高度腐烂的地步，他们也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还要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他们一方面采用一些改良的所谓阳光政策，进行腐蚀、拉拢、迷惑和诱惑，以缓解矛盾；另一方面，由于世界资源过度开发的枯竭已经与他们无止境的社会化大生产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所以，在改良的政策背后，他们又同时进行了人口和人种的剿灭计划，以消灭最可能爆发革命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以改善他们影子政府下面的封建管理模式和秩序，以最终妄想继续维护它们的法西斯殖民统治。秋老师，我必须要在这里强调的是，我说的这些第一不是危言耸听，第二不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而我是站在马列毛主义的认识论的基础之上来阐发的。帝国主义的残暴不仁，不仅仅是在一些云谲波诡的所谓顶层设计中搞些阴谋诡计，而是在今天实实在在地在实施这个惨无人道的法西斯计划。而这个计划的残忍度，因为不是直接像枪炮刀剑来得那么血雨腥风，能激起革命运动的自动对抗性爆发，而是像糖衣炮弹那样来得那么甜甜蜜蜜，让丧失了战略警惕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自动消亡。比如说转基因这个高科技手段，既能发展生产力（不增产但能节省劳动力），决定殖民地国家的生产关系；又能作为生物战争武器，消灭所谓的垃圾人口。而一旦一个殖民地国家的农业都被转基因物种控制，这个国家就丧失了进行革命运动的战略能力，那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力量，就只能在自杀似的革命运动冲锋中或在悄无声息的取消革命中灭亡。而这些，都是马恩列斯毛没有看到的一种帝国主义的高度腐烂的程度，用这样的一种极端手段来解决它们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政权危机。所以，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必须要理论联系实际，不能退守在上个世纪热兵器时代的瞭望塔上去看待今天的世界军事战略，不能退守在上个世纪冷战思维时代的瞭望塔上去看待今天的世界政治战略，而应该实事求是地根据帝国主义腐烂程度的加剧，根据它们残暴手段的加剧，来分析和判断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共同敌人有哪些，而这些共同的敌人是否共同有求生的欲望，是否共同有反抗的意识和精神，是否共同有能力去取得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胜利，是否共同能促成国家和民族救亡图存的统一战线。而在这个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能否成为排头兵和领头羊，这才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所应该学习和拥护的革命战略思维。因为，当一个殖民地国家的阶级斗争的革命运动还不能立即到来和不能保证取得胜利的时候，一定是具有高度集中、觉悟和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革命热情还没有形成，那么就不能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质的飞跃。那么，一定的国家和民族的革命运动，就会点燃这个革命热情，去锻炼无产阶级去具备这个革命热情。特别是由于转基因生物战争具有时间限制的战略特性，这就要求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具有战略眼光，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首先取得国家和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基础上，去继续完成两个决裂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艰巨任务，直到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获得了解放，就继续朝着世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而前进！
秋老师，关于您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五段论的言论，我以上的这些反驳先说这些。从我反驳的言论中，您应该可以看出我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那就是基本原理要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如果不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没有任何取得革命胜利的战略眼光，那就是机械论和取消论。如果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相结合，采取了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那就是自由论和唯心论。在以上的反驳中，我也间接说明了为什么社会主义阵营会变修变色，会发生历史性的大倒退的问题。因为这也是前几个副标题中我要回答您的问题，所以就顺带一起说明了一下。而关于您攻击说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属于是马克思主义，而列宁作为第三国际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属于是列宁批判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本来是准备在这个副标题中来详细谈的，但是我觉得既然您的逻辑思维是处在一种混乱的情况下，过多的梳理，可能让您更加糊涂。那么我在这里，只需要简单地说明一下，就可以了，就可以抓住您的本质了。您的混乱逻辑是什么呢，像您用毛泽东主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一样，您这是用列宁主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最后您想表达的是什么呢，用列宁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把列宁主义同时也反掉了；用毛泽东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也一同可以把毛泽东主义反掉了。因为您打着的毛泽东主义的旗号，是您已经抽掉了革命灵魂的毛泽东主义的旗号，是已经变了颜色的毛泽东主义的旗号，所以，您像第二国际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成为了东方的新毛泽东主义者，也最终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新社会主义者。而您的新社会主义论，既不讲究逻辑，又不联系实际；向着诡辩论的思辨领域的中心主义回归，既不是为了革命理论，又不是为了革命实践。但是尽管这样，您还要趾高气扬地说您9次打败了马克思主义者，秋老师，您不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可笑吗？您说您的“新社会主义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深层批判邓小平封建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秋老师，这些内容在哪里呢，恐怕您说反了吧？！邓小平再反动再卖国，他也没有直接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开刀啊，他假不假还总是把自己说成马克思主义者。而您呢，您彻彻底底地将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灵魂都否定了，难道这样的反马列毛主义者，能深层次地批判邓小平吗？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而为什么我能够说您介于特色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是因为您的理论体系偏向于新自由主义，当然也就与特色主义有矛盾，与邓小平有矛盾。但是，这能说您的言论就是回归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言论吗？相反，您修正毛泽东主义，而且把这个所谓的新社会主义论强加在毛主席的身上，请问，您到底是什么主义？尊敬的秋老师，本人在这个副标题的评论中，没有原封不动地引用一句马恩列斯毛的语录，没有一丝对您表示客气的态度，是因为我只想用我的认识论来对您进行坚决彻底地反驳。而至于说对您不太客气，是因为您在这次北京研讨会上的言论，已经超出了研讨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社主义理论的范围，在性质上，已经是彻彻底底的反马列毛主义，反社会主义。所以，对这样的新社会主义论，难道不应该进行坚决彻底地批判吗？所以，秋老师，我尊重您，对您的新社会主义论能唯物辩证地到来，我表示热烈地欢迎；但是，对您的言论的反革命论调，我必须进行坚决彻底地批判，这就是我评新社会主义论的革命态度！
Saturday, October 25, 2014
何承高: 何承高致公开信批“新社会主义论”（五）
五、评正反合和毛邓论
秋老师，所谓评，无非是肯定与否定，赞成与反对，表扬与批评，歌颂与批判这四种类型，其态度和立场取舍，也无非是这八种态度中的一种或几种表现。我在这里也有几种取舍。第一种是对“正反合的毛邓论”表示批评，因为这样的一种“毛邓论”，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是世界观和宇宙观的一种先验论。这种言论，它甚至都不管水火不容，反正一切都要“合”，还管得了你是毛还是邓；对于这样的花岗岩脑袋，我只能表示是批评。第二种是对“毛邓论的正反合”表示批判，因为这样的一种“正反合”，是建立在政治基础之上的，它是一种否定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唯心论。这种言论，是把“毛邓”的“正反”进行了阶级调和，掩盖了阶级斗争的本质；对于这样的一种反动性，我是坚决要表示批判的。第三种是对以上言论进行过批评和批判过的人和事，我是表示赞成的。我以上的表态绝非是什么信口开河，这是我首先根据所谓“正反合”的反动本质来决定的。因为所谓的“正反合”，它就是为了企图颠覆物质本原论，企图亵渎物质禁闭性，企图打破对称破缺性；它就是为了企图把对立统一的一个暂时状态，当成了全部的终止的静止状态，变成了一种类似化合物的状态。而最终，它就是为了企图阉割毛泽东主义的革命锋芒，把毛泽东主义变成有名无实的空壳，而让这个空壳包囊着一切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罪恶；而一旦时机成熟，又反手把这一切罪恶都推到毛泽东主义的身上，使其面临万劫不复，使其成为众矢之的，这就是“毛邓论”进行“正反合”的反动本质。
秋老师，以上这样的“正反合”与“毛邓论”的互存形式，只是一种论证性的思辨形式，不是由当事人来做的。今天，我要展示一种特殊性的思辨形式，是由当事人来做的，而且是一种记录性的思辨形式。我们一般谈论“正反合”与“毛邓论”，是用我们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在分析问题，是用我们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在判断问题。但是，如果是邓小平自己来记录这个“正反合”与“毛邓论”，情况又将是怎样的呢？秋老师，在《邓小平文选》中，它真实地展现了邓小平他是如何进行“正反合”的，他从头到尾，在每一篇文章中，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然而，他就是能够在这样“正”的红旗下，夹着自己的私货去修正红旗，去“反”红旗，去举白旗。而他这样反复不断的“正反合”，其自相矛盾的分崩，其人格分裂的离析，一直进行到1992年《春天的故事》开始后才结束。秋老师，可以说，不是真正懂得马列毛主义的人，是不那么容易去拆分他的，是很容易被他“合”起来的；而即使像我这样能够拆分他的人，也要听主席的话，对反面教材要有耐心，否则，您真的会读不下去，容易骂娘，发脾气，怒火万丈，导致失眠。当然，当冷静下来后，您就会发现，他的三卷《文选》，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阶级斗争的《矛盾论》。矛盾的双方，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他自己；双方的斗争，他是主动进攻，毛主席是被动挨打（主席逝世后）；斗争的形式，他用毛主席来打倒毛主席，用“马列主义”来打倒毛主席；斗争的结果，他的这个《文选》，就变成了货真价实的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断前进的“毛邓论”。秋老师，如果您要问我，对他这个“毛邓论”的“正反合”，还有些其他的什么看法，我告诉您，有，当然有很多；但是，里面所有的“正反合”，都是他自己认为的，而我看到的却都是“分”，是一步一步的“分”，而且相当于是邓小平把毛主席举起来再摔下去的一种“分”。他的这个“毛邓论”，像主席的《矛盾论》一样，把矛盾双方的主次之分阐述得非常清楚。关键是，他的记录，有具体的运动形态，其形态轮廓十分清晰，其斗争形式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他活灵活现地记录了社会主义道路是如何被颠覆的具体过程，他毫不隐晦地勾画了他是如何举着红旗反红旗的人物细节，他绝无仅有地诠释出来了他作为一位伟大阴谋家的“光辉”形象。这就是邓小平的“毛邓论”所表现出来的“正反合”的价值所在。
秋老师，为了表述方便，请允许我将邓小平的《文选》用《毛邓论》来表述。一个是因为《文选》中的矛盾双方，的确是他和毛主席二人和他们各自代表的政治路线；二个是因为这个所谓的《文选》，其实就是一部修正毛泽东主义而反映其阶级本性的《毛邓论》。《毛邓论》的时间安排，选择了从1938年开始，到1992年结束。虽然看似覆盖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诞生、社会主义建设、文革和改开的长达54年的六个阶段，但是，它完全漏掉了十年内战，这个漏掉，它肯定有什么原因。任何事物，只要是把它做绝了，那肯定是要否定它的对立面；而至于这个对立面到底有什么猫腻，那可能就只有邓小平自己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认为是这样：邓小平在《毛邓论》中说，“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第三卷第54页）”，可是网传邓小平两次都是临阵脱逃（陈豪人的1931年3月9日的《七军工作总报告》证明了邓小平没有参加百色起义）；邓小平还说自己参加了遵义会议，可是遵义会议纪念馆早在1955年就已经对外开放了，里面没有邓小平（周总理说邓小平是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的，是会议记录，可是会议记录资料至今没有；邓小平说自己是在黎平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的，可他忘记了黎平会议的性质，一个刚刚被解职的县委书记，怎么会进入黎平会议的议题；当然，陈云的笔记可以作为死证，邓小平没有参加遵义会议）。当然，这些原因都不是《毛邓论》的重点，引用出来，只是为了说明一下邓小平弄虚作假的本质。这为后面对《毛邓论》进行展开评论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
秋老师，既然是评论《毛邓论》，肯定只是根据《毛邓论》中矛盾的两个方面进行展开，也只是根据邓小平针对毛主席的具体斗争进行展开。虽然《毛邓论》仅仅只是涉及到了一部分六个阶段性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的方针政策，仅仅只是涉及到了一部分六个阶段性的党内外和国内外的政治路线斗争的动态变化；但是，请原谅我将这个“仅仅涉及到了一部分”都不能够展示出来，因为我要抓的是他们之间阶级斗争的重点部分。在抓这个重点之前，为了说明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的物质属性，以便说明它们之间矛盾运动的基本轮廓，我还是必须先把邓小平在《毛邓论》的一卷中，在“大跃进”前后，所表现出来的阶级本性做一个定性。怎么定性呢，秋老师，我想应该这样定性。上面铺垫的临阵脱逃和弄虚作假，是可以证明邓小平是怕死、投机取巧、钻营革命和无组织无纪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就与他在《毛邓论》第一卷中所表现出来的，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倾向的阶级本质联系了起来。邓小平在《毛邓论》中说“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脚踢开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错误的、危险的”（第一卷第180页），这已经是在新中国解放后的1950年12月21日说的话。如果说这两句话他以前经常讲（在第一卷中有三四处相类似的话），那是因为以前要保护民族经济是要绝对地服从革命战争的需要，但是，他在1950年底还要继续这样讲，是有着他阶级本性的惯性发展的（当然我们知道，虽然1950年我国也还需要民族资产阶级的商品经济）。至于邓小平于1954年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公开为刘少奇辩护“富农党员”的问题（所谓“迟一点早一点的问题”），这就完全可以说明，邓小平的资产阶级本性已经是开始暴露了。
秋老师，邓小平于1951年在西南局所作的《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中就开始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说“在实现社会主义以后，资产阶级没有了…（第一卷第187页）”。他在1956年的“党的八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不但继续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而且还擅自篡改党的最高纲领。他说“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第一卷第218页）。”这完全就是“三个代表”的前身，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篡改为全民的先锋队。他于1957年在西安就开始散布“去革命化”，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第一卷第261页）。”他的根据就是，“从整个来说，阶级斗争这门科学，我们党、我们的干部是学会了（第一卷第262页）。”不但如此，他还于1962年在中央扩大会议上（著名的7000人大会），以组织原则即民主集中制为幌子否定阶级斗争，强调“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讲到…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第一卷第303页）。”其根本意思就是想与毛主席的“不重视学习理论，天天搞事务，一定要迷失方向（第一卷第316页）”相对立（这是毛主席在邓小平讲话时插入的几句话，意在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而邓小平以所谓的组织原则直指毛主席，意思就是毛主席在干预他们制造出来的“五风”的工作，哪怕这个时候毛主席还主动为他们承担了一部分责任）。而最后，他狗急跳墙，妄图搞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于1962年在共青团三届七中会议上，散布“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第一卷第323页）。”接着，他就和刘少奇一起迫不及待地搞起了“三自一包”，在行动上直接“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等（第一卷第323页）”，开始颠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到这里，秋老师，《毛邓论》的矛盾一方，即邓小平的阶级属性就定性完了，下面就根据《毛邓论》一到三卷的顺序进行展开评论。
秋老师，在《毛邓论》中，邓小平于1950年在调入北京之前，对毛主席还是“礼恭毕敬”的，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把毛主席放在了党中央的前面，称谓“毛主席和党中央（第一卷第152页）”。但是，自从他于1952年调入北京，并于1954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有了权力之后，他就对毛主席开始不恭不敬起来。他于1956年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所作的所谓《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说，“…领袖对于党的作用…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第一卷234页）”，这看起来好像是唯物辩证，其实，这是含沙射影地在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要知道，“八大”召开，是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三大改造”已基本完成。而由于毛主席曾于1953年提出过退居二线，他就在这里无事生非，配合刘少奇夺权。他的意思无非就是，“毛主席你的作用也就那样，如果我和刘少奇上了一线，说不定比你搞得更好”。事实上，他们二个人上了一线搞到了1960年，搞出了“五风”之后，邓小平不但不知悔改，还于1960年在天津会议上，继续提出所谓《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其所谓“最近，有些同志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当然，毛泽东同志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有发展的，但是…所以，不能只是讲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第一卷第284页）。”秋老师，您看邓小平的反毛斗争是不是公开化了？要知道，这个时期，是刘邓搞出了“五风”，是毛主席在纠正“五风”，他这个时候所谓谈到的毛泽东思想为纲的政治经济学，是关联他和刘少奇的政治利益的。所表现出来的，他不是肯定的态度，而是转弯抹角地进行否定，什么怕庸俗化毛泽东思想啊，什么怕对国际共产运动不利啊，明眼人一看，他不就是对毛主席纠正“五风”表示不满和否定的态度吗？秋老师，《毛邓论》中，有大量对“大跃进”进行否定的批判，但是，他作为配合刘少奇共同主持一线的实际负责人，从1957年到1962年，这五年中，没有留下任何工作指示，哪怕是只言片语，可见他像在《毛邓论》中删除十年内战的这个阶段一样，是何等的狡诈！而对于毛主席曾经（1962年）宽宏大量地，在七千人大会上，帮他和刘少奇承担了部分责任，而在他32年之后（1994年）来再版《毛邓论》时，还继续以“大跃进”出现的“五风”来攻击毛主席，可见他的人格人性是多么阴险歹毒，可见他的阶级本性是多么顽固不化。
秋老师，评论《毛邓论》中邓小平对毛主席的主要进攻点，这是矛盾的一个方面，而要想把这个矛盾运动的形态完全弄清楚，也不能不谈到矛盾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然邓小平在《毛邓论》的第一卷中，对“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合作化”“反右”等运动是一笔带过，掩盖了他既想说，也不能说的话；但是不管怎样，在文革之前，他与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是处在次要矛盾这一方的。毛主席从1950年的“镇反”到1951年和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是把这些革命运动的方向，是逐步由党外指向党内的，是与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上层建筑，所反作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毛主席于1951年12月15日在《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中说，“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9页）。”可见毛主席发出这个指示，是既谨慎，又重视的。因为其目的，众所周知，是针对刘少奇于1951年7月指责山西发展合作化这件事情的。由于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是毛主席亲自发动起来的一场捍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而且从1951年一直到1955年，毛主席在合作化的问题上一直是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并于1953年5月19日发出《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0页）的通告，所以，邓小平虽然紧跟刘少奇对合作化牢骚满腹，但是也只能在1957年4月8日在西安说，“就是农村办合作社，也要扩大民主，实行民主办社（第一卷第271页）”。虽然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一卷中对“五七反右”是一笔带过，也虽然他在第二卷中，在所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对“五七反右”作过既是肯定又是否定的置评，也尽管他说出什么“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第二卷第277页）”的话，但是，这还是掩盖不了他和刘少奇故意把“五七反右”进行扩大化的阴谋。因为，既然他和刘少奇的力量，在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生产关系的坚定基石下，是处在矛盾运动的次要方面的地位上，那么，在他们既不敢明目张胆地联合右派，又屡次妄图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散布篡改党章言论和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全都失败，而且处在一种被打压的情况下，把“五七反右”运动进行扩大化，制造事端，表现为一种变相博取人民群众同情资产阶级右派，相当于在联合右派进行反革命运动，这样的一种行为动作，他们是完全可以做得出来的。而且事实上，他们一直对毛主席都是阳奉阴违的，直到“文革”开始公开决裂为止；当然，直到主席逝世后，邓小平为了逐步实现其罪恶目的，一直到《毛邓论》第三卷结束，都还在透支毛主席，对毛主席进行阳奉阴违。秋老师，这就是邓小平在《毛邓论》的第一卷中，未交待清楚“五七反右”运动的，与毛主席的“反右”斗争指示对着干的矛盾运动的基本形态。
秋老师，《毛邓论》第一卷所表现出来的，毛邓二人和各自代表的政治路线的斗争，其矛盾运动的形态，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而言，总的来说，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但是既然是在评论《毛邓论》，有些话还是不得不说清楚，以免引起所谓的“毛邓合”对毛主席不利，相当于是对毛主席发起诽谤和污蔑性地攻击。什么意思呢，有人说，既然刘邓已经三番五次地出现了这个苗头，为什么毛主席不马上对他们进行撤职查办或格杀勿论；而好像毛主席开始是在隐忍，是在一种被迫无奈的情况之下才发起的反击？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算不是算一种是主席所造成的“毛邓合”，在无奈之下才发展成为一种“分”的趋势，而且这个“分”的矛盾运动的一方，看起来好像还是邓小平为主动性的？如果有人会这样说，或者有这种类似猜测的人，他一定是不了解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人。晦涩的唯心论我不想牵涉，我只是历史唯物主义地讲，如果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不是以军事斗争为主，而是以政治斗争为主，中国革命史都会被改写。意思就是，一个事物，它不是发展到这一事物相反的方面上去，而在某一阶段上，它不是已经达到快要改变事物本身属性的时候，它是不会发生质的飞跃的。意思就是说，红军从井冈山的30万人锐减到到达遵义只有3万7000多人，如果想继续锐减以至灭亡，走向红军本身绝对相反的消失的方向上去，那就不需要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被确立为重新回到军事工作的领导地位。而要想红军起死回生，由反的方面激起红军这个事物必须存在，发生质的飞跃，就必须要重新确立毛主席军事工作的领导地位。而如果这个时候谈到的是政治斗争，不是红军这个事物在敌人的枪炮面前能够存在的根据，势必就要加大红军内部的政治矛盾，而忽视大敌当前的敌我矛盾，那结果要么是红军一哄而散，要么最后就是死路一条。
秋老师，毛主席与刘邓的斗争也是这样。遵义会议之前，红军内部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左’倾，重大的军事问题这是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的客观反映；像刘邓一样，他们的重大政治问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他们重大的经济建设工作问题，也是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的客观放映。如果不等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尾巴露出来，不等他们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重大罪行已经危及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本身，那毛主席与刘邓的阶级斗争，是不会在激烈的矛盾运动中促使社会主义道路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因为，如果没有刘邓的尾巴和罪行，你怎么进行政治斗争，怎么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怎么让人相信你做的就是对的？那结果难道不会导致党内分裂，走向极端化，损害党的形象？所以，只有当一个事物当要走向否定它自己存在的时候，这个事物存在的根据，也就是它的内因，才会促使它发生质的飞跃。所以，第一不要以为毛主席从一开始不知道他们的言论所反映出来的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二也不要以为毛主席是在容忍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发生，在发展，对邓小平而言，好像是一种所谓的“毛邓合”。归根到底，是主席历史唯物主义地在看待问题，知道这种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去想当然，以一种皇帝论的封建意识去评价毛主席。为什么毛主席说反动人物梁漱溟可以继续当政协委员，“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12页）。”所以，刘邓在毛主席看来，也是这样的一种作用；只是可惜，在毛主席最后发动文革的时候，是“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从而也可以说明，即使废了刘邓，还可能有张三李四；从而也可以说明，文革的胜利成果为什么会被颠覆；从而也可以说明，毛主席真是高瞻远瞩，而我们只有今天才能看得这样清楚。
秋老师，《毛邓论》的第一、二卷的时间相隔十年，第一卷是1965年结束，第二卷是1975年开始，这十年怎么就没有《毛邓论》的章节呢，这个背景也要交代一下。邓小平作为走资派的第二号人物，从1966年下台到1972年上台，也只有6年时间；他从1972年到1975年，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在台上，这个时间段内，难道他就没有任何工作指示和只言片语？当然不是，因为这些工作指示和只言片语，不仅不符合邓小平的阶级本性，而且也不符合《毛邓论》矛盾运动的邓小平这个方面的物质属性，所以，这些东西是不能收录的。由此可见，《毛邓论》是非常讲究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的阶级属性的。如果邓小平于1972年8月3日把写给毛主席的所谓全面检讨，所谓拥护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谓要求继续为党做一点工作的信件公布于世，那《毛邓论》按照邓小平所预设的矛盾运动的政治性质就算是政治阴谋了；而如果邓小平把1973年和1974年的工作指示和只言片语都收录在《毛邓论》中，那这就与1975年他所谓开始整顿文化大革命相抵触，那就与他从1977年之后，全面颠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相抵触，那《毛邓论》的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的物质属性，在他看来就会是混淆不清了。所以，邓小平他是绝对不会把以上的那些政治阴谋和混淆不清放在《毛邓论》中的。而正是因为邓小平没有将他与毛主席进行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的同一性展示出来，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来评论和补充，而这又恰好证明了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是放弃了辩证法的。他与毛主席所各自代表的政治路线的斗争，要么是他被毛主席战胜，要么是他战胜毛主席，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而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是刻意回避了这一点，那就证明他是心虚的，是胆怯的。常规来讲，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失败了，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个问题邓小平不可能没有想到；而只是他觉得通过这种“华叶同盟”的政变方式所取得的阶级斗争的胜利，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毛主席的继续存在，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改革开放，是否能够顺利进行，这是没有什么决定性的保障的。所以，在第二卷中，他没有像前苏联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来对待毛主席，而是用所谓的“三七开”在变相打倒毛主席，而在打倒毛主席的同时，又在利用毛主席去维护他所代表的那个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这样的一种慢慢削弱毛主席影响的矛盾运动的形态变化，一直延续到他于1983年确立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一直延续到《毛邓论》第三卷收录1992年的最后一篇文章为止。不过，我认为，直到1997年他生命最后一刻，他都没有忘记《毛邓论》的主角之一，他的阶级敌人——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政治革命路线。因为，越是到他面临着死亡的时候，像他这样的贪生怕死之徒，将想到要怎么样去面对马克思和毛主席对他的审判时，他一定是不敢死的！
秋老师，《毛邓论》第二卷主要是在说明打倒“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个顺序是先通过政变解决政治，后通过政治解决经济。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过这样的一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决定关系，在并不是生产关系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所进行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决定关系，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决定关系。不过，尽管这个时候毛主席已经逝世，但是，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所记录的一切政治和经济的问题，都还是属于是邓小平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都还是属于是邓小平与毛泽东主义的革命路线进行斗争的问题，都还是属于是邓小平在《毛邓论》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已经处在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问题。只是这个时候，毛主席已不在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要领导人全被抓捕，所以，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毛邓论》后期的矛盾运动中，处在被动挨打的位置上。当然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安排，邓小平必然会这样做，这个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了。我要这里继续评论的是，根据《毛邓论》第二卷的记录，来评论一下邓小平颠覆社会主义道路和生产关系的几个具体的重大的步骤，同时也说明一下，即使邓小平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治和经济的统治权，在矛盾运动中处在主动权的地位上，但是他初期的改革开放也必须是一步一步来，而且跨度一曾也是步履维艰的。不过我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如果想对《毛邓论》第二卷进行评论的人，一定要学会冷静，因为，首先你起码要知道邓小平在《毛邓论》的第二卷中具体说了些什么，而像我这样，就是抱着这种先期调查的研究方法去了解它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没有想到，《毛邓论》第二卷，实在是看不下去。邓小平作为矛盾运动一个主要方面的物质属性，经常会发生错乱，一会跳到毛主席这边，一会又回归到他自己这边。其从头到尾的自相矛盾，表现为一种极为重度的人格分裂，可能是会像我一样，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至于不能接受的原因，我可以这样来形容，如果是一般的人学习他的《毛邓论》，其结果，不变成脑死，也会变成脑残。而变不成脑死和脑残的，当然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除外，当然是有些良知和分辨力以及有些辩证逻辑思维的人除外。
秋老师，邓小平在第二卷中首先是拿“两个凡是”开刀，说“两个凡是”不行，其理由是，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第二卷第38页）。”顾名思义，他这是既想针对毛主席，又想针对华国锋，他是想一箭双雕。在针对他这个所谓不能简单平反的问题上，他是到处活动，拉帮结派，而且他还真能够找到处理这个问题的核心部门。他跑到教育部阴阳怪气地说到，“《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第二卷第66页）。”但是，他又不把自己的真实目的显露出来，意图是煽动知识分子把戴上“臭老九”帽子的愤懑发泄到毛主席的身上。因为他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已经做了这个铺垫，故意点了这个火，虽然他表面上是在为毛主席做辩护，但实质上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说，“…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第二卷第43页）。”他为了能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慢慢形成所谓的核心力量，在各种场合下，在还没有形成正式权利核心的时候，他是把毛主席与所谓的“四人帮”是分开来谈的。虽然他这个时候在各种会议、场合下，在军队里面，虽然他到处进行煽风点火，但是他还是必须要回避把毛主席与“四人帮”联系在一起的潜在危害。因为他心里清楚，这个时候，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是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所以，尽管他把所谓的“四人帮”颠倒黑白，说成十恶不赦；但是，对于毛主席，他还是非常慎重的，不像以前60年代左右跟着刘少奇混的时候，还发一发怨气。但是这个时候，他好像有点变化，他说，“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第二卷第127页）。”请注意，他的变化是在利用毛主席，来达到所谓改革开放的目的。而一旦利用完毕，待这个目的有些眉目之后，他在第三卷里面，他就把“人家封锁我们”都否定了，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关门锁国的。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二卷中所反映出来的，他为了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闭幕报告中最后一锤定音，他利用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并不惜把毛主席的这种战略思想引向到卖国主义的道路上去。他在1978年9月16日的《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谈话中说，“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但是总的说来，我们有了过去没有的好条件。如果毛泽东同志没有
说过的我们都不能干，现在就不能下这个决心（第二卷第127页）。”
秋老师，这个所谓的条件，不就是邓小平准备于1979年出访的美国之旅吗？不就是准备卑躬屈膝的所谓中美正式建交吗？虽然在网上流传的邓小平以交换美国对台湾售武为条件出卖国家根本利益，而且还要求外交部长严守秘密的小道消息，在我这里不能引为实证，但是，邓小平如此能“下这个决心”，去创造这个所谓的“条件”，而且是准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去到美国最后落实的，这一番讲话的弦外之音，不就是准备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投名状宣传吗？而且他为了表现出成熟稳妥和深谋远虑的政治谋略，以安抚广大的党政军民希望安定团结的预期为目的，不惜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讲话中，信口雌黄地开出了一个巨大的空头支票。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第二卷第149页）。”但是，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等到他出访美国卖国归来，他就开始亟不可待地撕毁他的口头支票。他说，“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第二卷第305-306页）。”秋老师，邓小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自掌嘴巴地要快速做出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决议，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他认为“晚了不利”的？要知道，他在出访美国之前，在1979年元旦是做出了《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的政协报告的，如果他没有在美国进行利益交换，怎么在出访归来之后，并于1979年3月30日在做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报告的基础之上，来坚定不移地要做出这个决定？这个疑问的解答，我可以从他对荣毅仁的讲话中找到一些答案。他说，“…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第三卷第156页）。”如果说这个讲话还不能找到根本动机的话，那他下面的讲话，就会露出马脚。他继续对荣毅仁说，“…你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第三卷第167页）。”这前后两个讲话的内容，以服务于“能创汇的就签”的目的，这不就是我们今天庞大的外汇储备白白地送给美国的的源头吗？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二卷中所表现出来的，从美国回来之后的那种蛊惑，就如同“乡里人进城狗屁都是香的一样”，大肆兜售他的卖国理由，他于1979年10月4日在他的所谓《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说，“…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第二卷第198-199页）。”而至于邓小平为什么可要这样做，他说‘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他们判断，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我们有稀有金属，有各种矿藏，有油水（第三卷第199页）。”秋老师，邓小平所谓的引进外资，是因为“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而这个偿付能力是什么呢，就是我国有“稀有金属”和“各种矿藏”。秋老师，邓小平这个卖国言论，不是为一直以来的像贱卖稀土战略资源般的卖国行为指明了方向吗？或者反过来说，导致今天贱卖国家战略资源，即将导致中国战略资源枯竭的源头，不正是来源于邓小平所开辟的卖国主义道路吗？一个所谓的引进外资的改革开放，原来是以“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为基础的，而既然邓小平连祖国大陆的根本利益都不顾，他还会顾及是否应该把美国对台湾的售武作为交换条件吗？像他说的武钢的产品可以出口创汇一样，“但是按照现在的国际价格，每一吨要亏损四十元。为什么国家不可以每吨补贴四十元出口呢？它能创汇嘛。好多国家都有出口补贴。这是上层建筑里面的问题，是制度、政策上的问题。我们应该鼓励能够出口的东西出口，能搞到外汇就了不起嘛（第二卷第200页）。”这是邓小平多么猖狂直白的卖国言论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越是卖国就是越是了不起，而为了卖国，即使“每一吨要亏损四十元”，也都要国家“每吨补贴四十元出口”去卖国，因为可以搞到积累到今天庞大的外汇储备的“创汇嘛”，而这种卖国行为就是“了不起嘛”。不仅仅如此，邓小平还把这样的行为上升到了上层建筑的高度，“是制度、政策上的问题”，那就是说，所谓的引进外资的改革开放，是卖国政策所决定的，意思就是说，邓小平实行的是一条卖国主义的道路，反映在经济基础上面的，就是一条殖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道路。所以，既然已经确立了这条道路，而为此就必须要在卖国主义道路的旗帜下奋勇前进。这是因为“我们有丰富的资源，中国地方大，在能源方面，在矿藏方面，无论是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还是稀有金属，中国没有的很少。这些资源要是开发出来，就是了不起的力量（第二卷第232页）。”
秋老师，邓小平就是想创造出这样的力量。所以，他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要求集中一切力量为卖国主义开路，要求一切制度关卡为卖国主义放行。他说“每一个什么东西该更加集中，什么东西必须下放，具体意见我提不出来，请大家敞开议一下。我肯定，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这有利于发展生产。过去我们统得太死，很不利于发展经济。有些肯定是我们的制度卡得过死，特别是外贸。好多制度不利于发展对外贸易，对增加外汇收入不利（第二卷第200页）。”邓小平这里的“具体意见我提不出来”是对制度而言的，不是他提不出来，而是他不能直接提出来，他是暗示别人提出来，或者是暗示别人这样去做。当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之后，阻碍卖国主义的制度，只有一个，那就是“七五”《宪法》。他的意思无非就是要进行修宪，而修宪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修掉惩办卖国罪。而且为了堵死其卖国行为被揭穿，连“四大自由”也必须要砍掉。他于1980年1月16日在所谓《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说，“…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第二卷第257页）。”邓小平这种自说自话、神经错乱和前后矛盾的话语，如果说还有那么一点必须遵循组织程序和必须遵守有法必依的话，他下面的这个话语，就把他所代表的“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击得粉碎。他说，“为了保证安定团结，建议国家机关通过适当的法律法令，规定罢工罢课事前要经过调处；游行示威事前要经过允许，指定时间地点；禁止不同单位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串连；禁止非法组织的活动和非法刊物的印行（第二卷第371页）。”可见，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二卷中，堵死了一切对他的卖国主义路线进行评论、批评和游行示威的自由，那更加就谈不上对他的卖国主义路线进行惩办的自由。
而他为了把他的卖国主义路线进行漂白，使其在已经所谓公开合法化的国家机器下变得有理有据，使其披上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皇帝新衣，邓小平不惜豢养一批汉奸文人，为其树碑立传，为其塑造一套中国特色的卖国主义理论。他说，“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我提议中央宣传部把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并且提议，对于确实写得好的著作，经过评审，应该由党和国家发给奖金，以便给这项看来似乎平凡实则很艰苦的工作以应有的荣誉（第三卷第180页）。”邓小平这里的创新，就是创建卖国主义理论，而所谓的“奖金”，这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就是用钱来收买甘愿为他效力的汉奸文人。秋老师，以上所展开的邓小平的卖国主义路线，是他在《毛邓论》中，将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矛盾引向极端对立的一种矛盾运动形态；虽然这样的一种运动形态时到今日已经趋向不可逆转的一种境况，但是，在当时，与之相对立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各种影响，包括《党章》《宪法》的文字形式，深入人心的群众基础，还在与他的卖国主义进行着坚决地斗争。尽管邓小平在出访之后，为了效忠美帝，“三七开”打倒毛主席，确立卖国主义路线，修改《党章》《宪法》，但是，他的前进步伐还是遵循着矛盾运动的规律的，是曲折地向前推进的。所以，即使他为了篡夺最高的领导权利，他不得不先打倒“两个凡是”中的毛主席；但是，他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他又不得不保留相对无害的毛主席。而且，即使他推行的卖国主义路线，似乎有军队保驾护航，不可阻挡；但是，他还是必须要利用他和刘少奇在以前各种运动中所采用的一种破坏的方式所造成的一些影响极坏的结果来作宣传，来攻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混淆人民的视听，来影响人民的判断。而当他通过国家机器把这样的一种弥天大谎重复上千次之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首先在农村被突破之后，其所谓的分田到户的生产力在短时间在局部地区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之后，首先是农民阶级的自私性在私有化的经济基础上被“唤醒”之后，建立在卖国主义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其改革开放的殖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就这样洪水猛兽般汹涌而来了。而这个时候，《毛邓论》的矛盾运动的斗争形态，就完全以邓小平为主要矛盾来主导了；但是，尽管这样，一旦矛盾运动的双方斗争，并不是很激烈，或者说是处在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的时候，邓小平在《毛邓论》中就开始错位起来，就会跳到毛主席的这一方来正人君子起来。当然，这并不是他的阶级本性使然，也不是他真心想这样做，而是他在形式上否定了阶级斗争后，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之后，用毛主席这边可用的东西作为工具来统治中国，来服务于一种欺骗人民群众的需要。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是如何利用毛主席这个工具的呢，这里也必须做一个简单说明。比如他说，“昨天，山东的同志说，有一个原来很落后的县，就是因为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才由老大难变为先进。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所以，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二卷第191页）。”邓小平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检验真理，其实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性；而邓小平是把这种人的自私性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还把这种检验真理的方式，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身上，这是不是把马列毛作为工具了？而且这种工具的运用，对比“‘四人帮’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第二卷第191页）”是不是有很大的欺骗性？而由此得出他的狗屁结论，“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第二卷第168页）。”这是不是千真万确的了？而由此又得出他的一个狗屁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第二卷第182页）。”这又是不是千真万确的了？而如果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第二卷第323页）。”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甚至说，如果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话，那“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第二卷第291页）”，这不是顺理成章的吗？秋老师，您看，邓小平就是这样在《毛邓论》中来回打转转，一会用毛主席这个工具为自己服务，服务的时候，又用毛主席在打倒毛主席。所以，尽管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来回地跳，尽管这个时候主席是处在被动挨打的位置上，但是，他邓小平永远就是邓小平，他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与毛主席永远是矛盾运动的敌对关系。所以，“毛邓合”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即使邓小平想装成毛主席，那也是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需要，是为了欺骗人民群众的一种需要。
秋老师，邓小平虽然狡诈，但是，他在《毛邓论》的第二卷中留下了很多败笔，为锁定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铁的证据。他既然是想对毛主席来个《决议》，那为什么就不敢提路线问题。什么“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第二卷第308页）。”既然想对毛主席来个《决议》，那为什么不敢提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什么“提不提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决议中不涉及没有坏处（第二卷第310页）。”邓小平这个狗屁《决议》的意见，路线问题不能提，小资产阶级也不能提，这不正好说明邓小平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吗？这不正好说明邓小平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吗？而他为了加强这样的一种逻辑，证明他自己是确确实实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他竟然胡言乱语说出这种哭笑不得的言论。他说，“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第二卷第333页）。”这个“不好的制度”，不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吗？而这个制度在邓小平眼里，竟然是“不好的制度”，那正好是不是说明了邓小平投身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以反革命的间谍身份参与进去的，不然这样的话能说得通吗？不过，在《决议》的意见中，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阴谋家的预见，这个倒是不错的，那就是在《决议》中必须要点华国锋的名字。不然像他所说的，“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首先是这个问题。政治局决议正确不正确，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应该不应该变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时，按现在的政治动态来说，也有必要。大家都知道，现在‘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谁的旗帜？过去是打‘四人帮’的旗帜，现在打谁的旗帜？就是打华国锋的旗帜，就是拥护华国锋（第二卷第310页）。”请看，邓小平是多么老奸巨猾啊！中国历史上的大小汉奸，都从来没有做出过如此“光明磊落”的事情！邓小平明显在这个问题上，比其他人聪明，如果《决议》不提华国锋，不但切断了毛主席与邓小平之间的历史连接，而且把邓小平公开置于篡党夺权的不利位置上。所以，可怜又可恨的华国锋，在邓小平的眼里，就像一只蚂蚁一样，随他捏弄。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二卷中最大的败笔，是间接为“文革”平反。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访华。同年十月，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签字。九月恢复中日外交关系。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讲完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这都是事实（第二卷第305页）。”秋老师，邓小平这段话，虽然他作为一个阴谋家，能说到这个水准上，也是非常不容易了。但是，这个中国人民人所众知的事情，再怎么想自圆其说，却总是无法自圆其说。国内在动乱，国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还把自己身临其境的受到“热烈欢迎”和“热情握手”拿出来当做证据，邓小平把这个缺乏自洽性和逻辑性的东西拿出来，不知道有多少懂得辩证法的人们在暗地嘲笑。他不懂得，只有国家和民族凝聚力，才有国际外交力，一个动乱和他们所编造的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国家，能以“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这不是在说梦话吗？使美国难堪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中国是邓小平所说的那样，美国会难堪吗？那些“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的人们脑袋都坏了吗？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如果不是国家兴旺发达，蒸蒸日上，会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投票，会使美国感到难堪吗？所以，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会知道邓小平在为“文革”平反，只不过这不是邓小平的本意，但是结果的确是如此。所以，在《毛邓论》中有这样的一种胡言乱语，并非都是坏事，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又与毛主席直接干上了，因为主席说过，坏的事情往往会引出好的结果来。这段话所反映出来的邓小平与毛主席的斗争，虽然毛主席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上，随便这个该死而没有死的人怎么说，但是，从政治意义上，邓小平只是被人耻笑的小丑；从人格品质上，邓小平只是把屁股当成脸的人渣。
秋老师，前面我已经交代过，邓小平的卖国主义路线也不是那么好走的，是在曲折中前进的。直到1981年7月17日，他还在惶惶不可终日中提心吊胆着，就连一个华国锋，他都是这样的一种认识。他说，“现在有些人打起拥护华国锋同志的旗帜，要打倒谁和谁，要注意。这反映出当前斗争情况的复杂性，促使我们提高警惕（第二卷第393页）。”可以这样说，如果邓小平不是出卖国家，他没有这样惊恐，而正是因为他实行的是卖国主义路线，所以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他都是风声鹤唳。他早在1981年3月27日跟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负责人打招呼说，“对军队中‘左’的影响不能忽视。有些三四十岁左右的干部，受‘左’的影响，从‘左’的角度看问题的比较多。部队一些干部包括有的老干部，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不理解，有的以为是搞资本主义，这主要是来自‘左’的影响。但也不是没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比如对靡靡之音和社会上一些坏风气，有些人就喜欢（第二卷第180页）。”由此可见，当时的人民群众和一些人民子弟兵不是不懂邓小平的卖国主义，而是像今天这样，由于没有强力的领导核心和刚性的组织纪律，故就形不成强大的人民力量去捉拿汉奸卖国贼邓小平。所以，在邓小平与毛主席的矛盾运动的阶级斗争中，邓小平是不敢走极端的，不管是对毛主席，还是对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对国际和国内的一切事务，他都必须是一步一步来。而他来的每个步骤，所秉承的所谓指导思想，都是他修正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个就是走资派的悲哀所在。明明是一个妓女，它偏要说自己非常贞洁；明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偏要说自己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明明是卖国主义道路，它偏要说自己走的是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导致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不在什么所谓的“四人帮”身上，也不在社会主义道路身上，而都是他把这些归结到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身上。而这样的一种情况一直演绎到今天，它越来越变异，越来越牛头不对马嘴，但是，只要它具有欺骗性就够了，只要它能够维稳就够了，这就是它的反动本质所在。所以，不要以为谁说了几句毛主席的话，就不得了了，邓小平的话，里面提到的毛主席，比他的徒子徒孙的任何人都多。然而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服务于他的卖国主义路线。
秋老师，《毛邓论》的第二卷中，邓小平的路虽然不太好走，但是他还是硬着头皮走了下来，因为这是一条不归路。而要想将这一条路走到黑，他必须招兵买马，丰其党羽。所以他说，“我们平反了天安门事件，平反了包括彭德怀、张闻天、陶铸、薄一波、彭真、习仲勋、王任重、黄克诚、杨尚昆、陆定一、周扬等同志在内的一大批同志的冤假错案，并且不久就要为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第二卷第243页）。”当然，仅仅为这些人平反是绝对不够的，那还必须有虾兵虾将。他继续说道，“这三年内，特别是最近一年，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已经得到平反的，据不完全的统计，总数已经有二百九十万人。没有立案审查而得到平反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同上）。”这个所谓没有“立案而得到平反的”，邓小平的范围是放到了无限大的，后面的事实证明，这个范围包含了一切的“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而这些被邓小平丰其党羽的对象，这些封建的资本的反动的分子，后期都成为了邓小平党羽中的坚实基础和骨干力量。这是一个方面。而在另一方面中，邓小平既有前面已经交代过的毒辣和心虚的一面，又有着他将反革命进行到底而培养接班人的一面。他说，“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些人大体上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来的，是既得利益的。他们感到现在的一套对他们益处不大，所以对过去很留恋。经过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第二卷第192页）。”邓小平在这里胡说八道、本末倒置、移花接木和张冠李戴的把戏就不说了，这无非是表现他对反革命的接班人是非常慎重的。事实证明，他谈到的接班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这些人都是符合他的标准的。他说，“现在也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选不准的，还可以换嘛。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第二卷第192页）。”其实邓小平在这里是完全多虑了，选接班人的问题，是选好的难，选坏的容易。而这个“选好的”，在政治上来讲，是选无产阶级专政的接班人难；而这个“选坏的”，相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最坏的接班人，就是邓小平要选的最好的接班人。也就是说，学好很难，学坏很容易。但是邓小平还是不太放心，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对立面不是别人，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似乎是深谋远虑地继续说道，“组织路线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被按住了（第二卷第197页）。”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第三代的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第三卷第299页）。”秋老师，邓小平在选定接班人的问题上，都是非常注重与无产阶级的接班人相对立的阶级属性的，而且这样的接班人都是必须要“听话的”，‘左’倾的不要，右倾自由化的也不要。比如说胡耀邦和赵紫阳，这样的接班人，邓小平就不要，为什么呢，这就要根据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是否适应于意识形态这个上层建筑来决定。说穿了，因为邓小平开辟的是一条卖国主义道路，其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必须在封建管理模式下进行，而如果中国发展成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那就会瓦解封建管理模式下的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那就会与邓小平的卖国主义道路相冲突。而且，由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人民民主与集中型的政治模式，而只要是它改变了性质，变成了官僚权贵集权型的资产阶级专政，那就很容易退回到封建管理模式的政治模式。所以为什么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就是这个原因。
秋老师，《毛邓论》第二卷中的矛盾运动，反映在邓小平这个方面的，反映到他选择接班人方面的，虽然是表现为邓小平这个方面的物质属性，但是，它始终是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不断阶级斗争的一种矛盾运动。所以，邓小平始终是战斗在一线，尽管他厚颜无耻地说道，“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不是假话。从整个事业看，我现在还不可能退休，我想大家也不会赞成（第二卷第227页）。”其实，邓小平在这里说的并不是谁赞成还是不赞成的问题，而是他必须要这样做的问题，因为他必须要严格把关，特别是把关不能让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成为接班人。比如他说，“对青年人我们要具体分析，有少数青年人受‘四人帮’的思想体系的毒害很深，至今还不悔悟，我们决不能选这种人当接班人（第二卷第222页）。”其实这个问题对邓小平来说，一直进行到《毛邓论》第三卷的时候，邓小平才终于在1989年3月4日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怎么解决的呢？那就是，他的接班人，都必须具有法西斯的本能，即使《党章》和《宪法》修正过也都必须能踩在脚下，只要能维护卖国主义道路就行。“当然，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违法的就要取缔。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第三卷第286页）。”这个法西斯的上峰宝剑，从邓小平开始到今天，他的接班人不是执行得很好吗？因为只有这样执行，才什么事情都可以干，才能顺利地开门揖盗，甚至于今天拿转基因毒食品来毒杀全体中国劳苦大众都可以干，而且干了也是白干；而要是谁敢反抗，包括一些游行示威之类的，必须是坚决彻底地进行镇压。所以，秋老师，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多不可理喻的事情，其实都是邓小平早就设计好了的，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一样，邓小平也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就是要他要将中华民族完全彻底地葬送掉，因为他干的事情已经不仅仅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而且他也知道，出卖中华民族，这种触及到民族底线所决不能容忍的结果，不是极度严惩就是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他的表现，就看起来处处都是在跟毛主席对着干，因为这是矛盾运动的同一性规律所致，不是他将把中华民族葬送掉，就是中华民族反过来将他葬送掉，而且这种反过来将他葬送掉的性质，必须是像周总理处理顾顺章叛变一样，必须是灭杀叛变者全家。所以，邓小平的这个理论体系，就牵涉到了他的家人，这是叛卖祖国的性质和程度所决定的。而他的家人，竟没有一个是迷途知返的，包括他的儿子和女儿们，都是执行这一理论体系最坚定的幕后继承者和发展者，这既是邓小平家族十恶不赦的原因，这也是导致中华民族今天一步一步面临着被葬送掉的原因。
秋老师，在前面我已经交代过，邓小平在60年代都擅自篡改党性，妄想把无产阶级的政党修正为全民的政党，如果这个党性的修正不能完成，别说什么卖国主义道路，为民族资本主义服务的道路都无法践行。所以，在“七五”《宪法》被修正后，《党章》也必须跟着修正，怎么修正呢，只要去掉“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为纲”这两条就行了。所以，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才能够说，“三中全会不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二十多年的问题。大家可以回顾一下，经过这三年的工作，我们党的状况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领导班子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思想路线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不是说所有的问题统统解决了，但是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这是最重要的事实（第二卷第242页）。”这个“最重要的事实”，邓小平是一点都没有加水分的，《党章》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废除了，《宪法》对卖国贼的惩办和对人民自由的权利都废除了，1978年的三中全会把生产关系改变了，1979年的出访把卖国主义道路确定了，“四人帮”的所谓爪牙抓得差不多了，对毛主席的《决议》也快要定下来了，到1980年分田到户的生产关系在执行了，这些不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实吗？所以，邓小平这段话是没有说什么假话的，这完全是他真实的阶级本性的自我阐述，是他体现在与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中的矛盾运动的形态变化。这个已有的形态是相对于1978年而言的，这就是邓小平说的所谓的形势；而这个形态变化的趋势，就是邓小平说的所谓的任务。邓小平说的这个任务，是非常客观的任务，它符合邓小平的阶级属性的自然反映，他对这个形势的总结和今后任务的规划，也是非常讲究庸俗的实用主义辩证法的，他能够说出来“不是说所有的问题统统解决了”这句话，已经非常不简单。因为，他的对立面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心里清楚，仅有的这个形势，并这不是一了百了的事情，因为他要控制两个局面，一个是不能回头，二个是不能滑向俄罗斯似的资本主义道路。当然我们知道，邓小平即是有三头六臂，他也滑不到这个道路，因为“文革”已经把这条道路堵死了。虽然我们不能说这是毛主席帮了他的忙，其实这恰恰反映了，即使毛主席已经逝世了，但是，邓小平的阶级斗争的头号公敌还是毛主席。虽然已经不是毛主席本人，但是一定是反修防修的继续革命的伟大革命实践和理论。
秋老师，正是因为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对手永远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他必须时刻地都在注视着矛盾运动的形态变化。首先，他必须时刻关注着人们这样或者那样的疑问，而面对疑问，他也只能这样撒谎。“人们有这样的怀疑，中国这样搞四化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肯定地说，不会。现在，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资本家还有，他们的成分已经改变了。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第二卷第235-236页）。邓小平为了把谎言说得更加美好一点，他就必须在人们还没有深切感受到“狼来了”的时候，继续编造。他说，“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他们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第二卷第259页）。”邓小平每当在这种撒谎中，开始感觉自己缺乏自洽性而很难自圆其说的时候，就开始了耍赖。他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你看到了我是在搞资本主义道路吗，你瞎说，你说话可要负责任啊，人家美国才是搞资本主义道路，人家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而邓小平要想把这个耍赖说成一种根据，他会马上话锋一转，说道，“我们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批判了‘四人帮’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第二卷第165页）。”可见，邓小平是何等无耻，这颠倒黑白，偷梁换柱的弦外之音，就是给怀疑的人们加上一顶帽子。那你还敢怀疑吗，再怀疑，那你就是“四人帮”的“爪牙”。他这个时候不是把自己置于毛主席的对立面，而是神经错乱地把自己置立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他这个时候是把“四人帮”与毛主席是分开来说的，而且这样也符合已经形成的所谓大好形势。他说，“我们粉碎了‘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平反了大量冤案，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系列问题，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和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毛泽东同志生前多年盼望实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第三卷第165页）。”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二卷中，就是这样反复地在与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进行错位，进行自编自演的。他进行错位，并不是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与他自己对立，而是始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修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为自己服务，相当于是用毛主席来打倒毛主席。比如说他为了丢掉无产阶级专政，他就要说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他说，“这里涉及到如何理解和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的互相结合，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实质上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适合于我们的国情（第二卷第372页）。”邓小平的一个“更适合于我们的国情”，就把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打回了原形，原来是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资本家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原来是与中华民族相对立的卖国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所以，当我们要确定一个专政的性质的时候，如果谁要是把无产阶级这个具体对象，从人民这个抽象的范围中抹去，那就是为了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而只要是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确立资本家和卖国贼当家作主，才能合法确定无产阶级沦为劳动雇佣工，才有可能确定所谓的市场经济。但是邓小平接下来是这样来狡辩的，“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第二卷第236页）。”邓小平在这里说明市场经济，跟前面已经交代过的一样，偷梁换柱地把生产关系说成“经营管理办法”，把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雇佣，说成“经营管理办法”，把卖国对中华民族的葬送，说成“经营管理办法”，这就是邓小平谈到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市场经济的本质。而之所以邓小平这种说法在当时具有较大的欺骗性，第一是因为把一个拥有27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公”变为“私”，具有庞大的物质基础，而这样的一种化公为私的生产力，用以满足于私人占有的生活资料，表面上看当然是发展生产力了。虽然这样本来就只是物质转移，把国家的变成私人的；而对劳动人民来说，也无非是把贡献给国家的，变成贡献给自己的。第二是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决定论”中，邓小平在这里只谈了经济，而不谈政治。如果一个经济实体，否定了上层建筑的实体存在，即国家的存在，那当然就不存在什么市场经济合法还不合法的问题了。那中国国土到底是属于谁，也就不存在了；那中华民族到底还需要不需要存在，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当邓小平在这里只谈经济，而不谈政治的时候，就可以让人们忽略中国这个国家实体存在的意义，就可以满足人们天生的自私自利的本性。而一旦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本性成为社会人的风气，那什么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那还有值得讨论的价值吗？
秋老师，邓小平就是这样善于循循诱导的，由于他的本性是自私、丑陋和毒辣的，所以，他就在谈到市场经济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人性化的心理学辅导。为什么能说邓小平是“伟大”的阴谋家，这个“伟大”不是随便能给的。他能够把人们“伟”到人性的动物化，这不能不承认邓小平的确是一个“人才”。他为了把这些辅导落到实处，他在精神上把限制这种人性动物化的枷锁卸了下来。他说，“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和谬论，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第二卷第208页)。”邓小平在这里把林彪与“四人帮”进行绑定，当然是指林彪在某些口号上把毛主席推向钟馗打鬼的这件事情上。但是由于林彪的篡党夺权不得人心，所以把林彪与“四人帮”绑在一起，就可以强化“四人帮”的所谓流毒必须要清除的作用。而只要是清除了“四人帮”的红色流毒，那真正的毒草才能在人们的精神中生长和固定下来。但是，邓小平这种心理辅导，他必须有一个度，因为他的对立面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他在覆手为雨的时候，必须又要反过来翻手为云。他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第二卷第315页）。”邓小平能够公开把生产关系由“包产到户”说是“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巩固”，这只有在人们的精神套上了邓小平的心理辅导的魔咒枷锁之后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只有当人变成了精神病之后，才能相信邓小平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如果说把人民民主专政，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把抽象性说成具体性，还不能完全让人分辨清楚的话；如果说把“经营管理办法”，说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具体性反过来说成抽象性，也还不能完全让人分辨清楚的话；那这回把“包产到户”的一种分开分散，说是成“集体经济”的一种合并集中，这种从精神病院出来的疯话总该让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吧，但是非常可惜，这样的疯话还是让人们相信并在生产实践中执行了。当然我们今天才知道，并非是人们真的相信了，而是人们“无奈”地执行了。这个“无奈”，一个方面是，邓小平透支了毛主席，让一部分人们因为热爱毛主席而相信了他；另外一个方面，邓小平预支了法西斯，让一部分人们因为不相信他而遭到清洗。由此可见，能在当时把一种非常明显的卖国主义道路说是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几乎在党政军中没有遭受到任何抵抗，那所谓“四人帮”的流毒在邓小平的“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指示下，可谓是真的灭杀得所剩无几了。
秋老师，在评论《毛邓论》第二卷中的邓小平的相关具体阶级属性的变异，真的需要一种耐心去完成。他与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矛盾运动，虽然其运动形态符合规律性，但是，其形态变异却缺乏人性。我可以这样认为，半生不熟的一碗饭，还不如熟透到底的一晚糊饭。与其要这样的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卖国主义，还不如要一滑到底的俄罗斯似的独立自主。为什么列宁说，当一种封建主义在统治着国家的时候，一定会有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因为这是历史进步的自然规律。而当一种卖国主义以封建模式进行统治中国的时候，一定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都要比邓小平似的卖国主义要先进，要进步。所以，不懂历史规律的人，总是以共产党的名称是否存在为依据，来变相维护了卖国主义的道路；而不知道应该是以共产党的核心内容是否已经改变为根据，来反对中国特色的修正主义所践行的卖国主义道路。可以说，这样的一种辩证认识，是衡量每一个人是否真正具备马列毛主义认识论的检验标准，否则，它跟今天的当局一样，不是挂羊头，就是卖狗肉。邓小平在与毛主席的矛盾运动中，就是这样反复挂的，他的意思一个是为了利用，二个是为了把这个“羊头”挂臭。而由于这样的一种矛盾运动，必须是始终以邓小平的阶级属性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敌对，所以，也无论邓小平是如何高高挂起，但是，它总是要回到矛盾运动的规律本身。所以，邓小平在后期再次高高挂起的时候，如同他在跳脱衣舞一样，他就仅剩下底裤了，而他自己底裤的颜色终于显露了出来，这就相当于一种妓女卖肉的形象，一种既为演员又为小丑的猥琐。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必定要产生于一种官僚权贵买办用封建模式来管理国家的质变中，这是历史的自然演变，这是毫无疑问的。而这个时候，邓小平又用挂羊头的办法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一定会露出马脚。他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第三卷第123页）。”这就相当于是邓小平在掌自己的嘴巴和脸，为什么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就没有这样的“一种思潮”，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可以说，这是邓小平相当于在为“文革”平反的一段话，尽管他不是不知道这段话的“毛病”，但是他必须是硬着头皮迎上去，用社会主义来反对资本主义，来维系他所创建的卖国主义。他也硬着头皮说出来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什么“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的习惯势力，还顽强地纠缠着我们（第二卷第162页）。”他甚至无意中说出来了，自己就是“走资派”，什么“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第二卷第174页）。”但是尽管这样，他还是必须把这一切都与“四人帮”挂起钩来。那么，他在这里所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已经不是什么方针政策了，而是一种像反物质一样来对付它自己的一种修正的工具。他说，“尽管如此，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现在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第二卷第166页）。”
秋老师，邓小平的这段话，时间是在1979年3月30日，这刚好就是所谓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刚刚结束之后，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他为主子效劳的一场战争，但是，这场战争也同时为他捞取了能更加肆无忌惮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资本。他不是对以上所产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采取限制的态度，而是故意地开拓其生成和发展的空间。因为，产生这个自由化，是党没有管政的原因，而如果继续把党政分开，那就是继续让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自流。他说，“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第二卷第321页）。”当然，邓小平也不仅仅只是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开拓空间，他是明知道为了更好地卖国，必须要进行党政分开，而这一分开必定会带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自由化是各种资本主义制度，如封建的，殖民的，是它们的必然结果。所以，邓小平所谓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完全就是妓女行为，当妓女必然会产生性病，但是妓女反对性病，这算不算是故作玄虚？而至于妓女治疗性病如同邓小平治疗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样，包括这种东西所带来的一切无耻堕落的丑恶现象一样，是不是可以说成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虽然如此，邓小平还说要将这样的一种故弄玄虚进行到底。他说，“一些青年男女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认真注意。我们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一代，一定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那些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第二卷第177页）。”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于1980年8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继续玄虚道，“现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近一两年内，通过不同渠道运进了一些黄色、下流、淫秽、丑恶的照片、影片、书刊等，败坏我们社会的风气，腐蚀我们的一些青年和干部。如果听任这种瘟疫传布，将诱使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道德败坏，精神堕落。各级组织都要严肃地注意这个问题，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予以查禁、销毁，坚决不允许继续流入。在国内经济工作中，歪曲现行经济政策，利用经济管理工作中的漏洞而进行各种违法活动的个人、小集团甚至企业、单位，也有所增加。对于这种反社会主义的违法活动和犯罪分子，也必须严重警惕，坚决斗争（第二卷第338页）。”仅仅从1978年到1980年，资产阶级的丑恶现象就泛滥到这步田地，如果不是邓小平自己能够总结出来，谁敢相信？但是，邓小平对这个问题一定会是重视的，因为，卖国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完全确立下来，而一旦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走到了前面，仅仅只是在农村进行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后，就产生了如此多的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丑恶现象，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个卖国主义的道路，不就证明是失败的吗？所以，邓小平并非怕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担心这个自由化的过早反映，会给他的卖国主义道路带来麻烦。所以，他就必须“痛苦”地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限制。
但是，邓小平又必须要否定，否定这是由于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所带来的恶果，否认这是他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的必然形态。“现在我们看到的问题就已经不少，经济犯罪很严重，好多案子又处理不下去。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文化领域，都有严重的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总之，四个保证这四件事情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长期搞下去。我们不搞运动，但是，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要坚持四个保证，一天也不要丢掉，要把它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工作和斗争。这四件事情当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有阶级斗争（第三卷第409页）。”为什么“好多案子又处理不下去”，其实这是邓小平耍的一个花招。他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是不干净的人，我们在否定阶级斗争的前提之下，一定要抓紧进行卖国主义道路，那否则的话，各个领域的“严重的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就要小心一点了。因为之前邓小平已经于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强调了“抓紧时间”的“决定性”作用。意思就是如果不抓紧把卖国主义道路全面彻底地落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如果走在了前面，恐怕大家都不好过日子。他说，“我们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从今年元旦起，只有二十年，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如果四个现代化不在八十年代做出决定性的成绩，那它就等于遭到了挫折。所以，对于我们的建设事业说来，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性的。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二十年，时间看起来长，一晃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第二卷第241页）。”邓小平的第一个十年，就是从1980年算起到1990年为止，卖国主义的道路必须要把“基础搞好”，而且这个是“决定性”的。而这个正好符合邓小平1992年南巡的最后定夺，将650吨国有黄金运往美国，取得了“决定性”的卖国主义道路的胜利。邓小平的这种形势的估计和任务的具体时间规划，不是具体执行得非常到位吗？而至于他一本正经一样说的，“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第二卷第218页）。”这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典型证据，不是在警告他的爪牙必须是义无反顾吗？而至于他掏心掏肺说的，“比如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的、国家的机密保守得比较好，很少泄露出去。现在有些干部的子女可以随便看机密文件，出去随意扩散，个别的甚至向外国人卖情报，送情报。这是我们现在许多事情保不了密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卷第219页）。”这些出卖中华民族的卖国主义典型证据，不是在严诫他的爪牙们必须是死心塌地吗？而至于像他说的，“我们的高级干部现在并不是工资太高，而是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宽了。这样就要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风气带坏了，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所以，对于实行这个规定，从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起，大家都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有困难要忍耐一下。只有这样，我们大家才有发言权（第二卷第220页）。”这只是邓小平给其他人打气的一个暗示，意思就是说，如果以后我们的卖国革命运动完全胜利了，还愁这点什么工资啊，待遇啊，什么子女能够以0.4﹪的比例能拥有中国70﹪的财富啊，这些到时候不是顺理成章，指日可待的吗？而至于说以前说的什么真理啊，实践啊，请大家放心，别的真理可能检验不了，但是，把这个国家卖完，我们好发大财，这个是可以检验的。总之一句话，“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要过一两年，修修补补（第二卷第201页）”，反正能哄老百姓一天就算一天，什么狗屁标准，我们每隔一两年修修补补能混到那天就算胜利了。
秋老师，《毛邓论》第二卷，大概就是这些东西，记录的是邓小平与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在第一个5年计划中的矛盾运动的基本形态。这个形态，反映出来的邓小平的卖国本质，在《毛邓论》的第三卷中，他自己说明了其实行卖国主义的原动力。他说“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三卷第22页）”，其原则必须是实用主义。虽然他未曾用过这个主义，但是从他与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对话中可以反映出来这个主义。美国记者问他，“看来，中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关系比同苏联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好一些，这是为什么（第三卷第168页）？”邓小平是这样回答的，“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同上）。”邓小平与美国记者的这段对话，时间已经是在1986年9月2日，这个时候邓小平还没有与戈尔巴乔夫会面，等到1989年5月16日与戈尔巴乔夫见面的时候，他们共同效忠于美国的任务算是完成了。网传的一段“戈邓对话”不知是真是假，因为没有出处，跟邓小平在务虚会议上说邓力群预见了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带来了“工人下岗、女人卖淫、黄赌毒满天飞”什么“太过分了”一样，戈尔巴乔夫希望一滑到底，而邓小平希望牢牢地把握乡间小道同往高速公路的方向盘。这一段预见和一段对话，我倒是相信有这么回事，因为通过我以上的分析，邓小平可谓是阳的一套，阴的一套，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一段预见和一段对话又算得了什么？1979年1月28日至2月4日他出访美国，同年2月17至3月16日就发生了所谓的自卫反击战，明明就是投美抗苏，走的是一条卖国主义路线，在这样的实用主义的原则下，哪里还有什么制度而言。而所谓中美关系的具体情况，无非是因为有“文革”，卖国主义肯定不可能一滑到底；而所谓的中苏关系的具体情况，是前苏联跟中国不太一样，前苏联可以一滑到底，而中国却不能。这才是邓小平与美国记者对话的那段话的真正意思。邓小平如此坦白地说清楚了自己卖国主义的原动力，那当然就希望他的徒子徒孙们前赴后继，韬光养晦了。他说，“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当然，发达国家会对我们戒心更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第三卷第320页）。”邓小平这段看似一位慈祥老人在谆谆教导他的徒子徒孙，其实，这是在变相警告他的徒子徒孙们决不能轻举妄动。意思就是，哪怕是这个国家有再大的阶级矛盾，在对外的问题上，对主子一定要遵守君臣关系。而由于这个时候，社会主义道路的国民经济的根本基础，即农业的生产关系已经彻底改变，所以，邓小平这个时候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可以说邓小平是可以随便定评毛主席了。他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第三卷第116页）。”
秋老师，邓小平的意思就是说，毛主席没有像他这样无耻，钻营革命，背叛革命；意思就是说，毛主席没有像他这样开创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没有像他这样神经混乱，颠三倒四，没有像他这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以，正是因为毛主席没有像他这样或者那样，所以，“毛主席就有一个重大的缺点”，所谓“忽视社发展会生产力”。为此，邓小平就可以更加恬不知耻地说道，“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第三卷第306页）。”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庞大的物质基础进行化公为私，使其在某一个阶段必定会出现发展生产力的现象，即通过物质的转移，从国家建设转移到以生活资料为主的社会商品现象，称之为发展了生产力，其无耻言论是昭然若揭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一句话可以为他下个结论，“如果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在非洲，那非洲人民都会饿死，为什么呢，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质就是抢劫。”正是因为这是一种抢劫的发展，所以，金融资本，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国家资本主义集团，就必然要通过掌控货币流通来更加源头更加集中地进行抢劫。所以，通货膨胀，在市场经济中是必然的现象，而一旦这样的靠造钱手段来掠夺人民财富的极端运动导致商品的供应与人民社会化购买能力脱节的时候，资本主义的通病即经济危机就会到来。而一旦到来，将会形成恶性循环。而邓小平在这里为什么敢说出“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是因为这个时候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还没有全面启动，还有平抑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危机的资本能力。所以，邓小平在这里希望他的接班人，按照他的这种方法干下去，留下了使其好过日子避免经济危机早日到来的余地。他说，“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第三代的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第三卷第229页）。”邓小平这段话是于1989年5月31日来说的，这个时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公开反对邓小平的第三年，邓小平自知自己不能把所有的好处都抹干吃尽，所以必须要留有余地。所以当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第三卷第373页）”的时候，他当时是有这个“底气”的，因为他还没有对国企全面开刀；而当他进一步讲“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同上）”的时候，准备拿国企开刀的歪理学说就完全铺垫成功了。后来他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上）”就完全成为了前面说过的“经济管理办法”，而没有了生产关系相对应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顾虑了。
秋老师，《毛邓论》第三卷是邓小平从1982年记录到1992年，长达十年的时间，他用一卷就解决了，这不能不说明，邓小平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日子是比较好过的。毫无疑问，这个时候，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全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上。比如说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他不仅下马了众多重大的在线在研的军事国防的高新技术和尖端工程，而且连已经试飞成功的“运十”大飞机也要格杀勿论。杀完了，他就开始意淫起来。他在1988年即“863”计划第二年，他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说，“说起我们这个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我先讲个故事。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第三卷第279页）。”邓小平正是因为看到了长远的卖国利益，所以必须将中国独立自主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科学技术生产力扼杀在萌芽状态，这种贼喊捉贼的行为，如果仅仅只是如此，那大不了说明是邓小平在掩人耳目，但是，事情可没有这么简单。众所周知，“863”计划，是邓楠根据四位科学家的请示向邓小平引荐的，一直到“973”计划出笼，整整十一年，中国在科学研究和技术领域，可以说是毫无建树。但是有一个细节我们必须注意，无论是这十一年的两个计划，还是从1991年的“211”到1998年的“985”这个八年的两个工程，都有一个重要的领域一直都在进行，那就是生物工程的运用和发展。时至今天，我们终于看到，当年促使“863”计划出笼的邓楠，竟然最后是转基因毒杀中国劳动人民的幕后推手。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邓小平有两件事情必须找台阶收场。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说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第三卷第374页）”这段话是邓小平于1992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之一，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沿海地区相对内陆地区、东南部地区相对西北部地区的较大范围的两极分化，跟他自己于1985年提出的“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第三卷第142页）”相违背，那么接下来是否能够“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如果事情还是实现不了，邓小平就下不了台来。第二个事情，就是邓小平于1987年10月13日在《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中说的，“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第二个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个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第三卷第256页）。”显然，邓小平在二十世纪末所谓“达到小康水平”没有实现，非但没有实现，中国劳动人民的五大福利也给剥夺了。而历经到今天已经有五代领导人从1978年算起有36年的改开历史了，前面的目标没有实现，现在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将来的目标更加不能实现。那怎么办，那就说明了邓小平已经完全没有台阶可下了，其卖国主义的嘴脸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所以，正是因为邓小平知道自己不可能有台阶可下，所以，他就必须铤而走险地找另外的一个台阶下。那就是，他的卖国，不仅是越货，而且还要杀人。一个是为了灭口，二个是怕受到清算，三个也符合美帝主子彻底解决对华政策的需要。当然，这也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主张，凡属于是与邓小平同流合污的人，已经堕落成汉奸美国贼的人，都会是这样的主张。所以，邓小平的科技之路，不是为了兴国，而是为了杀人，这已经通过转基因可以确定是毫无疑问的了。由此也可以证明，邓小平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尽管他总是自以为是主动性进攻，但是由于他是邪恶的，所以，邪不压正，总是让他处在道义被动的极端悬崖上。
秋老师，刚才说的是他在科技上是这样做的，那他在军队的建设上又是怎么样做的呢？前面我已经交代过，邓小平对军队的在役情况其实是很不放心的，他总以为很多三四十岁的人都受到了所谓“四人帮”‘左’的思想的影响，所以，如果不搞垮一个曾经“军民团结如一人”的人民军队，那他的日子也是不好过的。他是如何实现这一步的呢，他首先把亲历中国革命历程的老同志请下台，解除实权，搞出了一个所谓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当然他自己没有下台，说人民需要他）。然后于1984年10月22日在《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第三卷第90页）。”邓小平这样打了一下，又摸了一下后，那就不客气了，直接对军队实现渐变，实行商业化，实行雇佣军化。他说，“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第三卷第99页）。”邓小平这句话是于1984年11月1日在《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的军委座谈会上说的，可是没想到15年之后，军队的经商，军队是垮了，堕落了，但是，军队作为是一种保护国家机器的机器，这种比一般国家机器还要机器的自然属性，它的经商势必就在阻碍着外资的进入，妨碍着卖国主义路线的进一步践行。所以，表面上看，所谓1998年江泽民宣布“军队不再经商”是好事，但是，没有了军队的商业割据，国际资本更加是如囊中取物，如入无人之境，畅通无阻。邓小平的本意是为了用经商来搞垮军队，没有想到军队的经商又在妨碍着卖国。所以，从1996年开始私有化运动之后，军队的经商到1998年就必须要叫停，这是卖国主义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也是江泽民于1989年上台9年后，做得让邓小平死可瞑目的事情。如果说邓小平在世的时候，还有什么最重要的事情需要交代，需要他的徒子徒孙们必须要贯彻执行的，那就是主要防‘左’。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第三卷第375页）。”邓小平在这里说的“右的”，是指新自由主义而言；而这里的“‘左’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是，他在这里进行混淆，把左派与‘左’倾进行了等号。他的意思也无非就是，对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特别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坚决彻底地进行否定。事实上，邓小平的徒子徒孙们都做到了。所谓肯定毛主席在1949年之前，甚至是肯定毛主席在1956年之前，甚至是肯定毛主席在1966年之前，其实都是在否定毛主席。只要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在否定毛主席。而否定这个，而肯定那个，那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能够作威作福的合法地位，那都是为了维护他们继续实行卖国主义路线的实用手段。
秋老师，《毛邓论》第三卷中最滑稽可笑的就是邓小平对“89学运”的相关立场和态度。这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从1986年闹到1989年，其实罪恶的头子还是邓小平自己。是他的儿子公开官倒才引起资产阶级的左翼不满，又因为这些所谓的左翼，都是一些学生，而导致他们把握不了运动的方向，而被资产阶级的右翼利用。前面已经说过，《毛邓论》中邓小平的公开言论，不管政治立场如何，不管是如何反动，其表面上看是一本正经的。但是，其背后其对家人徇私舞弊的，甚至是纵容、放任、鼓励的罪恶行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他说，“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第三卷第297页）。”这段话是邓小平于1989年5月31日跟两位中央负责人讲的，其所谓“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这样的不要脸，我想只有邓小平做得出来，连卖国都能做到，其公然袒护自己儿子违法乱纪，虽说是纸包不住火，但是又算得了什么呢？虽说最后的清场指令和行为，是卖国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一场斗争，但是，相对于卖国主义而言，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它又是进步的。当然，相对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言，像现在的俄罗斯一样，它们都是反动的；只是一种假的社会主义，包藏的是卖国主义的，要更加反动一些。可以说，这些问题，很多人都是糊涂的，只考虑到阶级矛盾的对立，而没有考虑到卖国主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各个阶级的最不能容忍的民族底线对立。那么，从上面邓小平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所谓的反腐败，都只是贼喊捉贼而已。这段话的意义也可以引申到今天，难道不都是贼喊捉贼吗？凡是对美国有害的腐败，坚决彻底地予以消灭；凡是无害的，甚至是有利的腐败，那就要坚决彻底地进行保护。难道今天不还是这样吗？
秋老师，邓小平就是这样在《毛邓论》中一步一步把人带到沟里去的。他一边说“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第三卷第29页）。他一边又说，“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第三卷第43页）。”他这样“反”一下，又所谓“正”一下的意思，就是走几步，站一下；或者是走几步，退一步。他的卖国主义，明明就是在制造各种唯利是图的商人，但是他又出来假装反对一些这样的商人。这就是如何把人带到沟里去的邓小平理论。他一边说“外国有的评论家说，中国的现行政策是不可逆转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第三卷第114页）。”他一边又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第三卷第110页）。”他又是这样“反”一下，“正”一下。该出现的早就出现了，什么“两极分化”，什么“资产阶级”，什么“邪路”，都出现了，但是，既然已经带到沟里去了，那就义无反顾吧。因为，这个“不可逆转的”政策，是邓小平看来是“正确的”卖国政策。还有，他一边说“我们开放了十四个沿海城市，都是大中城市。我们欢迎外资，也欢迎国外先进技术，管理也是一种技术（第三卷第65页）。”他一边又说“现在，我们是背着大包袱前进，每年几百亿元价格补贴，越背越重（第三卷第160页）。”他这小两段话的意思就是，其一，即使背负着再大的“包袱前进”，也要“欢迎外资”；其二，因为背负着包袱，那对不起，没有钱让人民群众“欢迎五免”。而关于最明显的领土主权的问题，他一边说，“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我访问日本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我当时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第三卷的87页）。”他一边又说，“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同上）。”邓小平把主权问题归结到是因为名称不同，那也就是说允许日本对中国的领土进行命名和进行收括，他把这个因为名称不同就可以进行争议，而这个争议的问题又要留给他的徒子徒孙，请问，谁能解决得了？邓小平是反复不断地“正反合”的，在他在世的时候，他是亲自来弄这种《毛邓论》的，如果说最经典的最壮观的“正反合”是什么，那就是他一边说，“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三卷第25页）。”可是如今他一边又在阎王爷的面前说，“怎么现在有这么多农民工都被我卖掉了啊，都卖到殖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狱里去了。”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中，其歪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手段，其实跟他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是一模一样的。他说，“马克思主义又叫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第三卷第254页）。”他为了说明这个“基本原则”，他用一种实用主义的逻辑思维进行推演。他说，“什么是按需分配？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达，没有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怎么搞按需分配？马克思主义讲的共产主义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生产力不断发展，最后才能达到共产主义。‘四人帮’荒谬的理论导致中国处于贫困、停滞的状态（第三卷第228页）。”粗略一看，邓小平的这两段言论不无道理，但是他这个唯生产力论，是在抽离了生产方式下所进行的逻辑思维推演。意思就是，在卖国主义道路的进程中，唯生产力论，也会达到这样的一种结果。那如果是这样，还需要马克思主义吗？像斯密的《国富论》，就是讲究“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的，像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就是讲究追求剩余价值量的原因的，这样的一种生产力论，不正是邓小平所需要的一种唯生产力论的理论依据吗？可是他偏偏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可是他偏偏把基本原理与基本原则进行了混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通过阶级斗争，在改变了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之后，在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之后，再来发展生产力，而这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使其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运动，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邓小平在这里进行了偷梁换柱，死口不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第三部分的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生产关系，是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恐怖运动，来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人的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关系；而在这个生产关系下，实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两个决裂，以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而邓小平这样的一种唯生产力论的生产关系，是用当亡国奴的生产关系，最大限度地最快速度地出卖中华民族根本利益。邓小平用最简单的任何社会都需要发展生产力为标准，用最简单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丰富的物质为标准，用最简单的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不存在”剥削和压迫为标准，来忽悠人民群众，来欺骗人民群众，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不是非常神经质的胡言乱语吗？
秋老师，邓小平从第一卷到第三卷，在《毛邓论》中，就是这样胡言乱语的。他说，“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三卷第63页）。”邓小平这里已经坦白交代得非常清楚了，他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卖国主义道路下的马克思主义。意思就是说，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他修正了一次；然后他再用这个被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再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卖国主义道路。同样，他说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卖国主义道路下的特色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嘴里的马克思主义，是服务于卖国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所以，邓小平嘴里的马克思主义，是修正马克思主义来打倒毛泽东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虽然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第三卷第116页）。”但是，由于他剔除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根本要求，即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所以，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地地道道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为此他用这样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来修正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使之成为卖国主义道路上的生产力发展的一种要求，这就是他攻击社会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叛卖社会主义的罪恶原动力。而至于他所说的，“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第三卷第116页）。”这是他完全在用历史虚无主义来污蔑和诽谤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他否定了新中国之前是半封建半殖民的一穷二白的历史背景，他否定了新中国红色政权在世界帝国主义包围下需要加强国防建设的历史背景，他否定了新中国用仅仅27年的时间完成了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需要300多年才能完成的巨大成就。而且，他身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亲历者之一，他完全否定了新中国以农业为根本的原始积累服务于国防工业革命的历史事实，他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服务大局的革命精神，他完全是用放弃国家利益来服务于资产阶级个人利益的荒唐言论在为改革开放开路；他完全是用放弃民族利益来服务于帝国主义利益的卖国言论在为自己辩护。总之，他就是用最无耻的自私自利在诱导人们由人变成鬼，他就是用最恶毒的残暴不仁在诱导民族由天堂下到地狱。这就是邓小平修正马克思主义，与马列毛主义进行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的本质属性。
秋老师，《毛邓论》第三卷中，邓小平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危害到自己的卖国主义路线，他用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他为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危险到自己的卖国主义路线，他用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性。而无论是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与经济性，都是经过他修正过的，以服务于他的卖国主义路线为前提的。所以，当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起进攻的时候，他说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第三卷第46页）”，其实就是利用修正过的马克思主义；而当他的卖国主义受到质疑的时候，他说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第三卷第28页）”，其实就是用修正过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所以，他说的什么“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第三卷第137页）”，其实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主义一起反掉，所以，他说的什么“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同上）”，其实就是将共产主义在卖国主义的道路上被蹂躏撕碎。为此，他说的什么“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第三卷第139页）”，就肯定只能是一句空话；为此，他说的什么“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第三卷第63页）”，将决定性地要求他进一步地改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对立的经济基础。而当这一经济基础随着私有化的不断深入和加强之后，邓小平要求彻底变革上层建筑的动力就随之深入和加强。他最后说道，“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第三卷第176页）。”邓小平的这段话，对于验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科学论断，是何等具有讽刺性啊。原来邓小平是多么懂得马克思主义啊，时机一成熟，就要大张旗鼓地要求他的徒子徒孙们可以前赴后继了，就要功德圆满地将650吨黄金运到美国去荫护他的子孙后代了。事实上，“江朱时代”对国企的大刀阔斧的砍杀，血流成河，不是很好的证明吗？事实上，“胡温时代”对主子的救美救欧，责无旁贷，不是很好的证明吗？而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直到现在，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转基因毒杀，各种疾病导致不孕，导致重病，导致致死，这如同另一种形式的尸横遍野，也不是很好的证明吗？而直到今天民族危难深重之际，裸官被挟，鸡毛令箭，“核地雷”将埋，各种现象将表明国将亡，民将死，不复生，这是最不可逆转的亡国灭种，也不是很好的证明吗？而作为我生活在深圳已经20年，当看到邓小平这样的言论，“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第三卷第52页）！”我忍无可忍的愤懑就要把五脏六腑炸开了。
秋老师，以上全部为邓小平的《毛邓论》的矛盾运动形态，涉及到政治的，军队的，理论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民生的，等等的各种形态。而这些形态的运动和发展，无非在说明，邓小平记录的与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其矛盾运动的规律，是遵循着阶级斗争运动的同一性规律的。他曾经被毛主席打倒，后来他打倒了毛主席。从结果上来看，决不存在所谓的“毛邓合”；从过程上来看，而他所谓用毛主席的话来说明事情，是从“正”的角度来达到“反”的目的。从数学上来看，是“正”的方面前进一步，是“反”的方面前进无数步；从政治上来看，是“反”的方面前进无数步，再从“反”的无数步中后退一步表示“正”。其结果，是在“反”的方面大踏步前进。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这样，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这样。所以，所谓的“正反合”，实质上是“正”服务于“反”的目的的，这个是邓小平自己在《毛邓论》中说出来的；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正”与“反”是在不断地在斗争，不是“正”战胜“反”，就是“反”战胜“正”。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是这样，继承他的理论的三个代表、科学发展和中国梦现在也都是这样。所以，不要以为谁说了几句毛主席的话就觉得是什么，如果他不是在改变生产关系，改变经济基础，他的这个上层建筑的“正”，跟邓小平一样，都是服务于“反”的一种卖国本质的，所以，所谓的“正反合”和“毛邓合”都是唯心的，都是反动的。秋老师，以上所评论的《毛邓论》的矛盾运动形态，可以证明刘少奇和邓小平不是马克思主义吧，是在修正马克思主义吧，而实质也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吧。那他这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运动，跟反对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矛盾运动，又有什么区别呢，难道它们的运动形态不是同步在进行吗？特别是从邓小平身上所反映出来的对立面，即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难道它们不是一个整体都一并在被邓小平在反对吗？在颠覆吗？在葬送吗？而如果像您所说的，“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是反对马克思主义”，那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卖国主义，难道邓小平同时也运用毛泽东主义也证明毛泽东主义是卖国主义吗？秋老师，一些刻薄的话我在这里一句话也不想说，如果您真的想了解“正反合”和“毛邓合”是一种什么东西，请您向邓小平学习，他会告诉您什么是“正反合”，什么是“毛邓合”。别人的评论最多是别人在说，听邓小平自己说，最直接，最真实，最深刻。最后一句话，不要把民族统一战线与“正反合”和“毛邓合”进行混淆，也不要把合法化斗争与它们进行混淆，一个是原则问题，一个是策略问题，谢谢！
秋老师，所谓评，无非是肯定与否定，赞成与反对，表扬与批评，歌颂与批判这四种类型，其态度和立场取舍，也无非是这八种态度中的一种或几种表现。我在这里也有几种取舍。第一种是对“正反合的毛邓论”表示批评，因为这样的一种“毛邓论”，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是世界观和宇宙观的一种先验论。这种言论，它甚至都不管水火不容，反正一切都要“合”，还管得了你是毛还是邓；对于这样的花岗岩脑袋，我只能表示是批评。第二种是对“毛邓论的正反合”表示批判，因为这样的一种“正反合”，是建立在政治基础之上的，它是一种否定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唯心论。这种言论，是把“毛邓”的“正反”进行了阶级调和，掩盖了阶级斗争的本质；对于这样的一种反动性，我是坚决要表示批判的。第三种是对以上言论进行过批评和批判过的人和事，我是表示赞成的。我以上的表态绝非是什么信口开河，这是我首先根据所谓“正反合”的反动本质来决定的。因为所谓的“正反合”，它就是为了企图颠覆物质本原论，企图亵渎物质禁闭性，企图打破对称破缺性；它就是为了企图把对立统一的一个暂时状态，当成了全部的终止的静止状态，变成了一种类似化合物的状态。而最终，它就是为了企图阉割毛泽东主义的革命锋芒，把毛泽东主义变成有名无实的空壳，而让这个空壳包囊着一切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罪恶；而一旦时机成熟，又反手把这一切罪恶都推到毛泽东主义的身上，使其面临万劫不复，使其成为众矢之的，这就是“毛邓论”进行“正反合”的反动本质。
秋老师，以上这样的“正反合”与“毛邓论”的互存形式，只是一种论证性的思辨形式，不是由当事人来做的。今天，我要展示一种特殊性的思辨形式，是由当事人来做的，而且是一种记录性的思辨形式。我们一般谈论“正反合”与“毛邓论”，是用我们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在分析问题，是用我们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在判断问题。但是，如果是邓小平自己来记录这个“正反合”与“毛邓论”，情况又将是怎样的呢？秋老师，在《邓小平文选》中，它真实地展现了邓小平他是如何进行“正反合”的，他从头到尾，在每一篇文章中，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然而，他就是能够在这样“正”的红旗下，夹着自己的私货去修正红旗，去“反”红旗，去举白旗。而他这样反复不断的“正反合”，其自相矛盾的分崩，其人格分裂的离析，一直进行到1992年《春天的故事》开始后才结束。秋老师，可以说，不是真正懂得马列毛主义的人，是不那么容易去拆分他的，是很容易被他“合”起来的；而即使像我这样能够拆分他的人，也要听主席的话，对反面教材要有耐心，否则，您真的会读不下去，容易骂娘，发脾气，怒火万丈，导致失眠。当然，当冷静下来后，您就会发现，他的三卷《文选》，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阶级斗争的《矛盾论》。矛盾的双方，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他自己；双方的斗争，他是主动进攻，毛主席是被动挨打（主席逝世后）；斗争的形式，他用毛主席来打倒毛主席，用“马列主义”来打倒毛主席；斗争的结果，他的这个《文选》，就变成了货真价实的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断前进的“毛邓论”。秋老师，如果您要问我，对他这个“毛邓论”的“正反合”，还有些其他的什么看法，我告诉您，有，当然有很多；但是，里面所有的“正反合”，都是他自己认为的，而我看到的却都是“分”，是一步一步的“分”，而且相当于是邓小平把毛主席举起来再摔下去的一种“分”。他的这个“毛邓论”，像主席的《矛盾论》一样，把矛盾双方的主次之分阐述得非常清楚。关键是，他的记录，有具体的运动形态，其形态轮廓十分清晰，其斗争形式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他活灵活现地记录了社会主义道路是如何被颠覆的具体过程，他毫不隐晦地勾画了他是如何举着红旗反红旗的人物细节，他绝无仅有地诠释出来了他作为一位伟大阴谋家的“光辉”形象。这就是邓小平的“毛邓论”所表现出来的“正反合”的价值所在。
秋老师，为了表述方便，请允许我将邓小平的《文选》用《毛邓论》来表述。一个是因为《文选》中的矛盾双方，的确是他和毛主席二人和他们各自代表的政治路线；二个是因为这个所谓的《文选》，其实就是一部修正毛泽东主义而反映其阶级本性的《毛邓论》。《毛邓论》的时间安排，选择了从1938年开始，到1992年结束。虽然看似覆盖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诞生、社会主义建设、文革和改开的长达54年的六个阶段，但是，它完全漏掉了十年内战，这个漏掉，它肯定有什么原因。任何事物，只要是把它做绝了，那肯定是要否定它的对立面；而至于这个对立面到底有什么猫腻，那可能就只有邓小平自己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认为是这样：邓小平在《毛邓论》中说，“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第三卷第54页）”，可是网传邓小平两次都是临阵脱逃（陈豪人的1931年3月9日的《七军工作总报告》证明了邓小平没有参加百色起义）；邓小平还说自己参加了遵义会议，可是遵义会议纪念馆早在1955年就已经对外开放了，里面没有邓小平（周总理说邓小平是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的，是会议记录，可是会议记录资料至今没有；邓小平说自己是在黎平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的，可他忘记了黎平会议的性质，一个刚刚被解职的县委书记，怎么会进入黎平会议的议题；当然，陈云的笔记可以作为死证，邓小平没有参加遵义会议）。当然，这些原因都不是《毛邓论》的重点，引用出来，只是为了说明一下邓小平弄虚作假的本质。这为后面对《毛邓论》进行展开评论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
秋老师，既然是评论《毛邓论》，肯定只是根据《毛邓论》中矛盾的两个方面进行展开，也只是根据邓小平针对毛主席的具体斗争进行展开。虽然《毛邓论》仅仅只是涉及到了一部分六个阶段性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的方针政策，仅仅只是涉及到了一部分六个阶段性的党内外和国内外的政治路线斗争的动态变化；但是，请原谅我将这个“仅仅涉及到了一部分”都不能够展示出来，因为我要抓的是他们之间阶级斗争的重点部分。在抓这个重点之前，为了说明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的物质属性，以便说明它们之间矛盾运动的基本轮廓，我还是必须先把邓小平在《毛邓论》的一卷中，在“大跃进”前后，所表现出来的阶级本性做一个定性。怎么定性呢，秋老师，我想应该这样定性。上面铺垫的临阵脱逃和弄虚作假，是可以证明邓小平是怕死、投机取巧、钻营革命和无组织无纪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就与他在《毛邓论》第一卷中所表现出来的，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倾向的阶级本质联系了起来。邓小平在《毛邓论》中说“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脚踢开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错误的、危险的”（第一卷第180页），这已经是在新中国解放后的1950年12月21日说的话。如果说这两句话他以前经常讲（在第一卷中有三四处相类似的话），那是因为以前要保护民族经济是要绝对地服从革命战争的需要，但是，他在1950年底还要继续这样讲，是有着他阶级本性的惯性发展的（当然我们知道，虽然1950年我国也还需要民族资产阶级的商品经济）。至于邓小平于1954年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公开为刘少奇辩护“富农党员”的问题（所谓“迟一点早一点的问题”），这就完全可以说明，邓小平的资产阶级本性已经是开始暴露了。
秋老师，邓小平于1951年在西南局所作的《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中就开始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说“在实现社会主义以后，资产阶级没有了…（第一卷第187页）”。他在1956年的“党的八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不但继续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而且还擅自篡改党的最高纲领。他说“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第一卷第218页）。”这完全就是“三个代表”的前身，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篡改为全民的先锋队。他于1957年在西安就开始散布“去革命化”，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第一卷第261页）。”他的根据就是，“从整个来说，阶级斗争这门科学，我们党、我们的干部是学会了（第一卷第262页）。”不但如此，他还于1962年在中央扩大会议上（著名的7000人大会），以组织原则即民主集中制为幌子否定阶级斗争，强调“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讲到…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第一卷第303页）。”其根本意思就是想与毛主席的“不重视学习理论，天天搞事务，一定要迷失方向（第一卷第316页）”相对立（这是毛主席在邓小平讲话时插入的几句话，意在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而邓小平以所谓的组织原则直指毛主席，意思就是毛主席在干预他们制造出来的“五风”的工作，哪怕这个时候毛主席还主动为他们承担了一部分责任）。而最后，他狗急跳墙，妄图搞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于1962年在共青团三届七中会议上，散布“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第一卷第323页）。”接着，他就和刘少奇一起迫不及待地搞起了“三自一包”，在行动上直接“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等（第一卷第323页）”，开始颠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到这里，秋老师，《毛邓论》的矛盾一方，即邓小平的阶级属性就定性完了，下面就根据《毛邓论》一到三卷的顺序进行展开评论。
秋老师，在《毛邓论》中，邓小平于1950年在调入北京之前，对毛主席还是“礼恭毕敬”的，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把毛主席放在了党中央的前面，称谓“毛主席和党中央（第一卷第152页）”。但是，自从他于1952年调入北京，并于1954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有了权力之后，他就对毛主席开始不恭不敬起来。他于1956年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所作的所谓《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说，“…领袖对于党的作用…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第一卷234页）”，这看起来好像是唯物辩证，其实，这是含沙射影地在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要知道，“八大”召开，是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三大改造”已基本完成。而由于毛主席曾于1953年提出过退居二线，他就在这里无事生非，配合刘少奇夺权。他的意思无非就是，“毛主席你的作用也就那样，如果我和刘少奇上了一线，说不定比你搞得更好”。事实上，他们二个人上了一线搞到了1960年，搞出了“五风”之后，邓小平不但不知悔改，还于1960年在天津会议上，继续提出所谓《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其所谓“最近，有些同志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当然，毛泽东同志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有发展的，但是…所以，不能只是讲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第一卷第284页）。”秋老师，您看邓小平的反毛斗争是不是公开化了？要知道，这个时期，是刘邓搞出了“五风”，是毛主席在纠正“五风”，他这个时候所谓谈到的毛泽东思想为纲的政治经济学，是关联他和刘少奇的政治利益的。所表现出来的，他不是肯定的态度，而是转弯抹角地进行否定，什么怕庸俗化毛泽东思想啊，什么怕对国际共产运动不利啊，明眼人一看，他不就是对毛主席纠正“五风”表示不满和否定的态度吗？秋老师，《毛邓论》中，有大量对“大跃进”进行否定的批判，但是，他作为配合刘少奇共同主持一线的实际负责人，从1957年到1962年，这五年中，没有留下任何工作指示，哪怕是只言片语，可见他像在《毛邓论》中删除十年内战的这个阶段一样，是何等的狡诈！而对于毛主席曾经（1962年）宽宏大量地，在七千人大会上，帮他和刘少奇承担了部分责任，而在他32年之后（1994年）来再版《毛邓论》时，还继续以“大跃进”出现的“五风”来攻击毛主席，可见他的人格人性是多么阴险歹毒，可见他的阶级本性是多么顽固不化。
秋老师，评论《毛邓论》中邓小平对毛主席的主要进攻点，这是矛盾的一个方面，而要想把这个矛盾运动的形态完全弄清楚，也不能不谈到矛盾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然邓小平在《毛邓论》的第一卷中，对“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合作化”“反右”等运动是一笔带过，掩盖了他既想说，也不能说的话；但是不管怎样，在文革之前，他与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是处在次要矛盾这一方的。毛主席从1950年的“镇反”到1951年和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是把这些革命运动的方向，是逐步由党外指向党内的，是与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上层建筑，所反作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毛主席于1951年12月15日在《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中说，“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9页）。”可见毛主席发出这个指示，是既谨慎，又重视的。因为其目的，众所周知，是针对刘少奇于1951年7月指责山西发展合作化这件事情的。由于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是毛主席亲自发动起来的一场捍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而且从1951年一直到1955年，毛主席在合作化的问题上一直是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并于1953年5月19日发出《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0页）的通告，所以，邓小平虽然紧跟刘少奇对合作化牢骚满腹，但是也只能在1957年4月8日在西安说，“就是农村办合作社，也要扩大民主，实行民主办社（第一卷第271页）”。虽然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一卷中对“五七反右”是一笔带过，也虽然他在第二卷中，在所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对“五七反右”作过既是肯定又是否定的置评，也尽管他说出什么“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第二卷第277页）”的话，但是，这还是掩盖不了他和刘少奇故意把“五七反右”进行扩大化的阴谋。因为，既然他和刘少奇的力量，在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生产关系的坚定基石下，是处在矛盾运动的次要方面的地位上，那么，在他们既不敢明目张胆地联合右派，又屡次妄图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散布篡改党章言论和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全都失败，而且处在一种被打压的情况下，把“五七反右”运动进行扩大化，制造事端，表现为一种变相博取人民群众同情资产阶级右派，相当于在联合右派进行反革命运动，这样的一种行为动作，他们是完全可以做得出来的。而且事实上，他们一直对毛主席都是阳奉阴违的，直到“文革”开始公开决裂为止；当然，直到主席逝世后，邓小平为了逐步实现其罪恶目的，一直到《毛邓论》第三卷结束，都还在透支毛主席，对毛主席进行阳奉阴违。秋老师，这就是邓小平在《毛邓论》的第一卷中，未交待清楚“五七反右”运动的，与毛主席的“反右”斗争指示对着干的矛盾运动的基本形态。
秋老师，《毛邓论》第一卷所表现出来的，毛邓二人和各自代表的政治路线的斗争，其矛盾运动的形态，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而言，总的来说，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但是既然是在评论《毛邓论》，有些话还是不得不说清楚，以免引起所谓的“毛邓合”对毛主席不利，相当于是对毛主席发起诽谤和污蔑性地攻击。什么意思呢，有人说，既然刘邓已经三番五次地出现了这个苗头，为什么毛主席不马上对他们进行撤职查办或格杀勿论；而好像毛主席开始是在隐忍，是在一种被迫无奈的情况之下才发起的反击？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算不是算一种是主席所造成的“毛邓合”，在无奈之下才发展成为一种“分”的趋势，而且这个“分”的矛盾运动的一方，看起来好像还是邓小平为主动性的？如果有人会这样说，或者有这种类似猜测的人，他一定是不了解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人。晦涩的唯心论我不想牵涉，我只是历史唯物主义地讲，如果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不是以军事斗争为主，而是以政治斗争为主，中国革命史都会被改写。意思就是，一个事物，它不是发展到这一事物相反的方面上去，而在某一阶段上，它不是已经达到快要改变事物本身属性的时候，它是不会发生质的飞跃的。意思就是说，红军从井冈山的30万人锐减到到达遵义只有3万7000多人，如果想继续锐减以至灭亡，走向红军本身绝对相反的消失的方向上去，那就不需要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被确立为重新回到军事工作的领导地位。而要想红军起死回生，由反的方面激起红军这个事物必须存在，发生质的飞跃，就必须要重新确立毛主席军事工作的领导地位。而如果这个时候谈到的是政治斗争，不是红军这个事物在敌人的枪炮面前能够存在的根据，势必就要加大红军内部的政治矛盾，而忽视大敌当前的敌我矛盾，那结果要么是红军一哄而散，要么最后就是死路一条。
秋老师，毛主席与刘邓的斗争也是这样。遵义会议之前，红军内部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左’倾，重大的军事问题这是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的客观反映；像刘邓一样，他们的重大政治问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他们重大的经济建设工作问题，也是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的客观放映。如果不等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尾巴露出来，不等他们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重大罪行已经危及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本身，那毛主席与刘邓的阶级斗争，是不会在激烈的矛盾运动中促使社会主义道路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因为，如果没有刘邓的尾巴和罪行，你怎么进行政治斗争，怎么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怎么让人相信你做的就是对的？那结果难道不会导致党内分裂，走向极端化，损害党的形象？所以，只有当一个事物当要走向否定它自己存在的时候，这个事物存在的根据，也就是它的内因，才会促使它发生质的飞跃。所以，第一不要以为毛主席从一开始不知道他们的言论所反映出来的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二也不要以为毛主席是在容忍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发生，在发展，对邓小平而言，好像是一种所谓的“毛邓合”。归根到底，是主席历史唯物主义地在看待问题，知道这种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去想当然，以一种皇帝论的封建意识去评价毛主席。为什么毛主席说反动人物梁漱溟可以继续当政协委员，“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12页）。”所以，刘邓在毛主席看来，也是这样的一种作用；只是可惜，在毛主席最后发动文革的时候，是“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从而也可以说明，即使废了刘邓，还可能有张三李四；从而也可以说明，文革的胜利成果为什么会被颠覆；从而也可以说明，毛主席真是高瞻远瞩，而我们只有今天才能看得这样清楚。
秋老师，《毛邓论》的第一、二卷的时间相隔十年，第一卷是1965年结束，第二卷是1975年开始，这十年怎么就没有《毛邓论》的章节呢，这个背景也要交代一下。邓小平作为走资派的第二号人物，从1966年下台到1972年上台，也只有6年时间；他从1972年到1975年，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在台上，这个时间段内，难道他就没有任何工作指示和只言片语？当然不是，因为这些工作指示和只言片语，不仅不符合邓小平的阶级本性，而且也不符合《毛邓论》矛盾运动的邓小平这个方面的物质属性，所以，这些东西是不能收录的。由此可见，《毛邓论》是非常讲究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的阶级属性的。如果邓小平于1972年8月3日把写给毛主席的所谓全面检讨，所谓拥护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谓要求继续为党做一点工作的信件公布于世，那《毛邓论》按照邓小平所预设的矛盾运动的政治性质就算是政治阴谋了；而如果邓小平把1973年和1974年的工作指示和只言片语都收录在《毛邓论》中，那这就与1975年他所谓开始整顿文化大革命相抵触，那就与他从1977年之后，全面颠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相抵触，那《毛邓论》的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的物质属性，在他看来就会是混淆不清了。所以，邓小平他是绝对不会把以上的那些政治阴谋和混淆不清放在《毛邓论》中的。而正是因为邓小平没有将他与毛主席进行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的同一性展示出来，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来评论和补充，而这又恰好证明了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是放弃了辩证法的。他与毛主席所各自代表的政治路线的斗争，要么是他被毛主席战胜，要么是他战胜毛主席，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而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是刻意回避了这一点，那就证明他是心虚的，是胆怯的。常规来讲，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失败了，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个问题邓小平不可能没有想到；而只是他觉得通过这种“华叶同盟”的政变方式所取得的阶级斗争的胜利，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毛主席的继续存在，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改革开放，是否能够顺利进行，这是没有什么决定性的保障的。所以，在第二卷中，他没有像前苏联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来对待毛主席，而是用所谓的“三七开”在变相打倒毛主席，而在打倒毛主席的同时，又在利用毛主席去维护他所代表的那个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这样的一种慢慢削弱毛主席影响的矛盾运动的形态变化，一直延续到他于1983年确立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一直延续到《毛邓论》第三卷收录1992年的最后一篇文章为止。不过，我认为，直到1997年他生命最后一刻，他都没有忘记《毛邓论》的主角之一，他的阶级敌人——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政治革命路线。因为，越是到他面临着死亡的时候，像他这样的贪生怕死之徒，将想到要怎么样去面对马克思和毛主席对他的审判时，他一定是不敢死的！
秋老师，《毛邓论》第二卷主要是在说明打倒“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个顺序是先通过政变解决政治，后通过政治解决经济。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过这样的一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决定关系，在并不是生产关系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所进行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决定关系，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决定关系。不过，尽管这个时候毛主席已经逝世，但是，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所记录的一切政治和经济的问题，都还是属于是邓小平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都还是属于是邓小平与毛泽东主义的革命路线进行斗争的问题，都还是属于是邓小平在《毛邓论》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已经处在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问题。只是这个时候，毛主席已不在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要领导人全被抓捕，所以，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毛邓论》后期的矛盾运动中，处在被动挨打的位置上。当然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安排，邓小平必然会这样做，这个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了。我要这里继续评论的是，根据《毛邓论》第二卷的记录，来评论一下邓小平颠覆社会主义道路和生产关系的几个具体的重大的步骤，同时也说明一下，即使邓小平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治和经济的统治权，在矛盾运动中处在主动权的地位上，但是他初期的改革开放也必须是一步一步来，而且跨度一曾也是步履维艰的。不过我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如果想对《毛邓论》第二卷进行评论的人，一定要学会冷静，因为，首先你起码要知道邓小平在《毛邓论》的第二卷中具体说了些什么，而像我这样，就是抱着这种先期调查的研究方法去了解它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没有想到，《毛邓论》第二卷，实在是看不下去。邓小平作为矛盾运动一个主要方面的物质属性，经常会发生错乱，一会跳到毛主席这边，一会又回归到他自己这边。其从头到尾的自相矛盾，表现为一种极为重度的人格分裂，可能是会像我一样，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至于不能接受的原因，我可以这样来形容，如果是一般的人学习他的《毛邓论》，其结果，不变成脑死，也会变成脑残。而变不成脑死和脑残的，当然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除外，当然是有些良知和分辨力以及有些辩证逻辑思维的人除外。
秋老师，邓小平在第二卷中首先是拿“两个凡是”开刀，说“两个凡是”不行，其理由是，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第二卷第38页）。”顾名思义，他这是既想针对毛主席，又想针对华国锋，他是想一箭双雕。在针对他这个所谓不能简单平反的问题上，他是到处活动，拉帮结派，而且他还真能够找到处理这个问题的核心部门。他跑到教育部阴阳怪气地说到，“《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第二卷第66页）。”但是，他又不把自己的真实目的显露出来，意图是煽动知识分子把戴上“臭老九”帽子的愤懑发泄到毛主席的身上。因为他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已经做了这个铺垫，故意点了这个火，虽然他表面上是在为毛主席做辩护，但实质上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说，“…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第二卷第43页）。”他为了能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慢慢形成所谓的核心力量，在各种场合下，在还没有形成正式权利核心的时候，他是把毛主席与所谓的“四人帮”是分开来谈的。虽然他这个时候在各种会议、场合下，在军队里面，虽然他到处进行煽风点火，但是他还是必须要回避把毛主席与“四人帮”联系在一起的潜在危害。因为他心里清楚，这个时候，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是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所以，尽管他把所谓的“四人帮”颠倒黑白，说成十恶不赦；但是，对于毛主席，他还是非常慎重的，不像以前60年代左右跟着刘少奇混的时候，还发一发怨气。但是这个时候，他好像有点变化，他说，“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第二卷第127页）。”请注意，他的变化是在利用毛主席，来达到所谓改革开放的目的。而一旦利用完毕，待这个目的有些眉目之后，他在第三卷里面，他就把“人家封锁我们”都否定了，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关门锁国的。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二卷中所反映出来的，他为了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闭幕报告中最后一锤定音，他利用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并不惜把毛主席的这种战略思想引向到卖国主义的道路上去。他在1978年9月16日的《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谈话中说，“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但是总的说来，我们有了过去没有的好条件。如果毛泽东同志没有
说过的我们都不能干，现在就不能下这个决心（第二卷第127页）。”
秋老师，这个所谓的条件，不就是邓小平准备于1979年出访的美国之旅吗？不就是准备卑躬屈膝的所谓中美正式建交吗？虽然在网上流传的邓小平以交换美国对台湾售武为条件出卖国家根本利益，而且还要求外交部长严守秘密的小道消息，在我这里不能引为实证，但是，邓小平如此能“下这个决心”，去创造这个所谓的“条件”，而且是准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去到美国最后落实的，这一番讲话的弦外之音，不就是准备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投名状宣传吗？而且他为了表现出成熟稳妥和深谋远虑的政治谋略，以安抚广大的党政军民希望安定团结的预期为目的，不惜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讲话中，信口雌黄地开出了一个巨大的空头支票。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第二卷第149页）。”但是，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等到他出访美国卖国归来，他就开始亟不可待地撕毁他的口头支票。他说，“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第二卷第305-306页）。”秋老师，邓小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自掌嘴巴地要快速做出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决议，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他认为“晚了不利”的？要知道，他在出访美国之前，在1979年元旦是做出了《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的政协报告的，如果他没有在美国进行利益交换，怎么在出访归来之后，并于1979年3月30日在做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报告的基础之上，来坚定不移地要做出这个决定？这个疑问的解答，我可以从他对荣毅仁的讲话中找到一些答案。他说，“…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第三卷第156页）。”如果说这个讲话还不能找到根本动机的话，那他下面的讲话，就会露出马脚。他继续对荣毅仁说，“…你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第三卷第167页）。”这前后两个讲话的内容，以服务于“能创汇的就签”的目的，这不就是我们今天庞大的外汇储备白白地送给美国的的源头吗？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二卷中所表现出来的，从美国回来之后的那种蛊惑，就如同“乡里人进城狗屁都是香的一样”，大肆兜售他的卖国理由，他于1979年10月4日在他的所谓《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说，“…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第二卷第198-199页）。”而至于邓小平为什么可要这样做，他说‘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他们判断，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我们有稀有金属，有各种矿藏，有油水（第三卷第199页）。”秋老师，邓小平所谓的引进外资，是因为“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而这个偿付能力是什么呢，就是我国有“稀有金属”和“各种矿藏”。秋老师，邓小平这个卖国言论，不是为一直以来的像贱卖稀土战略资源般的卖国行为指明了方向吗？或者反过来说，导致今天贱卖国家战略资源，即将导致中国战略资源枯竭的源头，不正是来源于邓小平所开辟的卖国主义道路吗？一个所谓的引进外资的改革开放，原来是以“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为基础的，而既然邓小平连祖国大陆的根本利益都不顾，他还会顾及是否应该把美国对台湾的售武作为交换条件吗？像他说的武钢的产品可以出口创汇一样，“但是按照现在的国际价格，每一吨要亏损四十元。为什么国家不可以每吨补贴四十元出口呢？它能创汇嘛。好多国家都有出口补贴。这是上层建筑里面的问题，是制度、政策上的问题。我们应该鼓励能够出口的东西出口，能搞到外汇就了不起嘛（第二卷第200页）。”这是邓小平多么猖狂直白的卖国言论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越是卖国就是越是了不起，而为了卖国，即使“每一吨要亏损四十元”，也都要国家“每吨补贴四十元出口”去卖国，因为可以搞到积累到今天庞大的外汇储备的“创汇嘛”，而这种卖国行为就是“了不起嘛”。不仅仅如此，邓小平还把这样的行为上升到了上层建筑的高度，“是制度、政策上的问题”，那就是说，所谓的引进外资的改革开放，是卖国政策所决定的，意思就是说，邓小平实行的是一条卖国主义的道路，反映在经济基础上面的，就是一条殖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道路。所以，既然已经确立了这条道路，而为此就必须要在卖国主义道路的旗帜下奋勇前进。这是因为“我们有丰富的资源，中国地方大，在能源方面，在矿藏方面，无论是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还是稀有金属，中国没有的很少。这些资源要是开发出来，就是了不起的力量（第二卷第232页）。”
秋老师，邓小平就是想创造出这样的力量。所以，他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要求集中一切力量为卖国主义开路，要求一切制度关卡为卖国主义放行。他说“每一个什么东西该更加集中，什么东西必须下放，具体意见我提不出来，请大家敞开议一下。我肯定，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这有利于发展生产。过去我们统得太死，很不利于发展经济。有些肯定是我们的制度卡得过死，特别是外贸。好多制度不利于发展对外贸易，对增加外汇收入不利（第二卷第200页）。”邓小平这里的“具体意见我提不出来”是对制度而言的，不是他提不出来，而是他不能直接提出来，他是暗示别人提出来，或者是暗示别人这样去做。当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之后，阻碍卖国主义的制度，只有一个，那就是“七五”《宪法》。他的意思无非就是要进行修宪，而修宪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修掉惩办卖国罪。而且为了堵死其卖国行为被揭穿，连“四大自由”也必须要砍掉。他于1980年1月16日在所谓《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说，“…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第二卷第257页）。”邓小平这种自说自话、神经错乱和前后矛盾的话语，如果说还有那么一点必须遵循组织程序和必须遵守有法必依的话，他下面的这个话语，就把他所代表的“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击得粉碎。他说，“为了保证安定团结，建议国家机关通过适当的法律法令，规定罢工罢课事前要经过调处；游行示威事前要经过允许，指定时间地点；禁止不同单位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串连；禁止非法组织的活动和非法刊物的印行（第二卷第371页）。”可见，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二卷中，堵死了一切对他的卖国主义路线进行评论、批评和游行示威的自由，那更加就谈不上对他的卖国主义路线进行惩办的自由。
而他为了把他的卖国主义路线进行漂白，使其在已经所谓公开合法化的国家机器下变得有理有据，使其披上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皇帝新衣，邓小平不惜豢养一批汉奸文人，为其树碑立传，为其塑造一套中国特色的卖国主义理论。他说，“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我提议中央宣传部把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并且提议，对于确实写得好的著作，经过评审，应该由党和国家发给奖金，以便给这项看来似乎平凡实则很艰苦的工作以应有的荣誉（第三卷第180页）。”邓小平这里的创新，就是创建卖国主义理论，而所谓的“奖金”，这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就是用钱来收买甘愿为他效力的汉奸文人。秋老师，以上所展开的邓小平的卖国主义路线，是他在《毛邓论》中，将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矛盾引向极端对立的一种矛盾运动形态；虽然这样的一种运动形态时到今日已经趋向不可逆转的一种境况，但是，在当时，与之相对立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各种影响，包括《党章》《宪法》的文字形式，深入人心的群众基础，还在与他的卖国主义进行着坚决地斗争。尽管邓小平在出访之后，为了效忠美帝，“三七开”打倒毛主席，确立卖国主义路线，修改《党章》《宪法》，但是，他的前进步伐还是遵循着矛盾运动的规律的，是曲折地向前推进的。所以，即使他为了篡夺最高的领导权利，他不得不先打倒“两个凡是”中的毛主席；但是，他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他又不得不保留相对无害的毛主席。而且，即使他推行的卖国主义路线，似乎有军队保驾护航，不可阻挡；但是，他还是必须要利用他和刘少奇在以前各种运动中所采用的一种破坏的方式所造成的一些影响极坏的结果来作宣传，来攻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混淆人民的视听，来影响人民的判断。而当他通过国家机器把这样的一种弥天大谎重复上千次之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首先在农村被突破之后，其所谓的分田到户的生产力在短时间在局部地区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之后，首先是农民阶级的自私性在私有化的经济基础上被“唤醒”之后，建立在卖国主义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其改革开放的殖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就这样洪水猛兽般汹涌而来了。而这个时候，《毛邓论》的矛盾运动的斗争形态，就完全以邓小平为主要矛盾来主导了；但是，尽管这样，一旦矛盾运动的双方斗争，并不是很激烈，或者说是处在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的时候，邓小平在《毛邓论》中就开始错位起来，就会跳到毛主席的这一方来正人君子起来。当然，这并不是他的阶级本性使然，也不是他真心想这样做，而是他在形式上否定了阶级斗争后，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之后，用毛主席这边可用的东西作为工具来统治中国，来服务于一种欺骗人民群众的需要。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是如何利用毛主席这个工具的呢，这里也必须做一个简单说明。比如他说，“昨天，山东的同志说，有一个原来很落后的县，就是因为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才由老大难变为先进。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所以，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二卷第191页）。”邓小平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检验真理，其实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性；而邓小平是把这种人的自私性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还把这种检验真理的方式，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身上，这是不是把马列毛作为工具了？而且这种工具的运用，对比“‘四人帮’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第二卷第191页）”是不是有很大的欺骗性？而由此得出他的狗屁结论，“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第二卷第168页）。”这是不是千真万确的了？而由此又得出他的一个狗屁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第二卷第182页）。”这又是不是千真万确的了？而如果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第二卷第323页）。”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甚至说，如果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话，那“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第二卷第291页）”，这不是顺理成章的吗？秋老师，您看，邓小平就是这样在《毛邓论》中来回打转转，一会用毛主席这个工具为自己服务，服务的时候，又用毛主席在打倒毛主席。所以，尽管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来回地跳，尽管这个时候主席是处在被动挨打的位置上，但是，他邓小平永远就是邓小平，他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与毛主席永远是矛盾运动的敌对关系。所以，“毛邓合”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即使邓小平想装成毛主席，那也是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需要，是为了欺骗人民群众的一种需要。
秋老师，邓小平虽然狡诈，但是，他在《毛邓论》的第二卷中留下了很多败笔，为锁定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铁的证据。他既然是想对毛主席来个《决议》，那为什么就不敢提路线问题。什么“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第二卷第308页）。”既然想对毛主席来个《决议》，那为什么不敢提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什么“提不提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决议中不涉及没有坏处（第二卷第310页）。”邓小平这个狗屁《决议》的意见，路线问题不能提，小资产阶级也不能提，这不正好说明邓小平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吗？这不正好说明邓小平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吗？而他为了加强这样的一种逻辑，证明他自己是确确实实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他竟然胡言乱语说出这种哭笑不得的言论。他说，“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第二卷第333页）。”这个“不好的制度”，不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吗？而这个制度在邓小平眼里，竟然是“不好的制度”，那正好是不是说明了邓小平投身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以反革命的间谍身份参与进去的，不然这样的话能说得通吗？不过，在《决议》的意见中，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阴谋家的预见，这个倒是不错的，那就是在《决议》中必须要点华国锋的名字。不然像他所说的，“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首先是这个问题。政治局决议正确不正确，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应该不应该变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时，按现在的政治动态来说，也有必要。大家都知道，现在‘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谁的旗帜？过去是打‘四人帮’的旗帜，现在打谁的旗帜？就是打华国锋的旗帜，就是拥护华国锋（第二卷第310页）。”请看，邓小平是多么老奸巨猾啊！中国历史上的大小汉奸，都从来没有做出过如此“光明磊落”的事情！邓小平明显在这个问题上，比其他人聪明，如果《决议》不提华国锋，不但切断了毛主席与邓小平之间的历史连接，而且把邓小平公开置于篡党夺权的不利位置上。所以，可怜又可恨的华国锋，在邓小平的眼里，就像一只蚂蚁一样，随他捏弄。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二卷中最大的败笔，是间接为“文革”平反。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访华。同年十月，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签字。九月恢复中日外交关系。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讲完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这都是事实（第二卷第305页）。”秋老师，邓小平这段话，虽然他作为一个阴谋家，能说到这个水准上，也是非常不容易了。但是，这个中国人民人所众知的事情，再怎么想自圆其说，却总是无法自圆其说。国内在动乱，国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还把自己身临其境的受到“热烈欢迎”和“热情握手”拿出来当做证据，邓小平把这个缺乏自洽性和逻辑性的东西拿出来，不知道有多少懂得辩证法的人们在暗地嘲笑。他不懂得，只有国家和民族凝聚力，才有国际外交力，一个动乱和他们所编造的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国家，能以“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这不是在说梦话吗？使美国难堪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中国是邓小平所说的那样，美国会难堪吗？那些“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的人们脑袋都坏了吗？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如果不是国家兴旺发达，蒸蒸日上，会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投票，会使美国感到难堪吗？所以，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会知道邓小平在为“文革”平反，只不过这不是邓小平的本意，但是结果的确是如此。所以，在《毛邓论》中有这样的一种胡言乱语，并非都是坏事，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又与毛主席直接干上了，因为主席说过，坏的事情往往会引出好的结果来。这段话所反映出来的邓小平与毛主席的斗争，虽然毛主席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上，随便这个该死而没有死的人怎么说，但是，从政治意义上，邓小平只是被人耻笑的小丑；从人格品质上，邓小平只是把屁股当成脸的人渣。
秋老师，前面我已经交代过，邓小平的卖国主义路线也不是那么好走的，是在曲折中前进的。直到1981年7月17日，他还在惶惶不可终日中提心吊胆着，就连一个华国锋，他都是这样的一种认识。他说，“现在有些人打起拥护华国锋同志的旗帜，要打倒谁和谁，要注意。这反映出当前斗争情况的复杂性，促使我们提高警惕（第二卷第393页）。”可以这样说，如果邓小平不是出卖国家，他没有这样惊恐，而正是因为他实行的是卖国主义路线，所以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他都是风声鹤唳。他早在1981年3月27日跟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负责人打招呼说，“对军队中‘左’的影响不能忽视。有些三四十岁左右的干部，受‘左’的影响，从‘左’的角度看问题的比较多。部队一些干部包括有的老干部，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不理解，有的以为是搞资本主义，这主要是来自‘左’的影响。但也不是没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比如对靡靡之音和社会上一些坏风气，有些人就喜欢（第二卷第180页）。”由此可见，当时的人民群众和一些人民子弟兵不是不懂邓小平的卖国主义，而是像今天这样，由于没有强力的领导核心和刚性的组织纪律，故就形不成强大的人民力量去捉拿汉奸卖国贼邓小平。所以，在邓小平与毛主席的矛盾运动的阶级斗争中，邓小平是不敢走极端的，不管是对毛主席，还是对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对国际和国内的一切事务，他都必须是一步一步来。而他来的每个步骤，所秉承的所谓指导思想，都是他修正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个就是走资派的悲哀所在。明明是一个妓女，它偏要说自己非常贞洁；明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偏要说自己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明明是卖国主义道路，它偏要说自己走的是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导致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不在什么所谓的“四人帮”身上，也不在社会主义道路身上，而都是他把这些归结到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身上。而这样的一种情况一直演绎到今天，它越来越变异，越来越牛头不对马嘴，但是，只要它具有欺骗性就够了，只要它能够维稳就够了，这就是它的反动本质所在。所以，不要以为谁说了几句毛主席的话，就不得了了，邓小平的话，里面提到的毛主席，比他的徒子徒孙的任何人都多。然而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服务于他的卖国主义路线。
秋老师，《毛邓论》的第二卷中，邓小平的路虽然不太好走，但是他还是硬着头皮走了下来，因为这是一条不归路。而要想将这一条路走到黑，他必须招兵买马，丰其党羽。所以他说，“我们平反了天安门事件，平反了包括彭德怀、张闻天、陶铸、薄一波、彭真、习仲勋、王任重、黄克诚、杨尚昆、陆定一、周扬等同志在内的一大批同志的冤假错案，并且不久就要为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第二卷第243页）。”当然，仅仅为这些人平反是绝对不够的，那还必须有虾兵虾将。他继续说道，“这三年内，特别是最近一年，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已经得到平反的，据不完全的统计，总数已经有二百九十万人。没有立案审查而得到平反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同上）。”这个所谓没有“立案而得到平反的”，邓小平的范围是放到了无限大的，后面的事实证明，这个范围包含了一切的“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而这些被邓小平丰其党羽的对象，这些封建的资本的反动的分子，后期都成为了邓小平党羽中的坚实基础和骨干力量。这是一个方面。而在另一方面中，邓小平既有前面已经交代过的毒辣和心虚的一面，又有着他将反革命进行到底而培养接班人的一面。他说，“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些人大体上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来的，是既得利益的。他们感到现在的一套对他们益处不大，所以对过去很留恋。经过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第二卷第192页）。”邓小平在这里胡说八道、本末倒置、移花接木和张冠李戴的把戏就不说了，这无非是表现他对反革命的接班人是非常慎重的。事实证明，他谈到的接班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这些人都是符合他的标准的。他说，“现在也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选不准的，还可以换嘛。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第二卷第192页）。”其实邓小平在这里是完全多虑了，选接班人的问题，是选好的难，选坏的容易。而这个“选好的”，在政治上来讲，是选无产阶级专政的接班人难；而这个“选坏的”，相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最坏的接班人，就是邓小平要选的最好的接班人。也就是说，学好很难，学坏很容易。但是邓小平还是不太放心，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对立面不是别人，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似乎是深谋远虑地继续说道，“组织路线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被按住了（第二卷第197页）。”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第三代的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第三卷第299页）。”秋老师，邓小平在选定接班人的问题上，都是非常注重与无产阶级的接班人相对立的阶级属性的，而且这样的接班人都是必须要“听话的”，‘左’倾的不要，右倾自由化的也不要。比如说胡耀邦和赵紫阳，这样的接班人，邓小平就不要，为什么呢，这就要根据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是否适应于意识形态这个上层建筑来决定。说穿了，因为邓小平开辟的是一条卖国主义道路，其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必须在封建管理模式下进行，而如果中国发展成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那就会瓦解封建管理模式下的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那就会与邓小平的卖国主义道路相冲突。而且，由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人民民主与集中型的政治模式，而只要是它改变了性质，变成了官僚权贵集权型的资产阶级专政，那就很容易退回到封建管理模式的政治模式。所以为什么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就是这个原因。
秋老师，《毛邓论》第二卷中的矛盾运动，反映在邓小平这个方面的，反映到他选择接班人方面的，虽然是表现为邓小平这个方面的物质属性，但是，它始终是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不断阶级斗争的一种矛盾运动。所以，邓小平始终是战斗在一线，尽管他厚颜无耻地说道，“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不是假话。从整个事业看，我现在还不可能退休，我想大家也不会赞成（第二卷第227页）。”其实，邓小平在这里说的并不是谁赞成还是不赞成的问题，而是他必须要这样做的问题，因为他必须要严格把关，特别是把关不能让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成为接班人。比如他说，“对青年人我们要具体分析，有少数青年人受‘四人帮’的思想体系的毒害很深，至今还不悔悟，我们决不能选这种人当接班人（第二卷第222页）。”其实这个问题对邓小平来说，一直进行到《毛邓论》第三卷的时候，邓小平才终于在1989年3月4日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怎么解决的呢？那就是，他的接班人，都必须具有法西斯的本能，即使《党章》和《宪法》修正过也都必须能踩在脚下，只要能维护卖国主义道路就行。“当然，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违法的就要取缔。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第三卷第286页）。”这个法西斯的上峰宝剑，从邓小平开始到今天，他的接班人不是执行得很好吗？因为只有这样执行，才什么事情都可以干，才能顺利地开门揖盗，甚至于今天拿转基因毒食品来毒杀全体中国劳苦大众都可以干，而且干了也是白干；而要是谁敢反抗，包括一些游行示威之类的，必须是坚决彻底地进行镇压。所以，秋老师，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多不可理喻的事情，其实都是邓小平早就设计好了的，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一样，邓小平也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就是要他要将中华民族完全彻底地葬送掉，因为他干的事情已经不仅仅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而且他也知道，出卖中华民族，这种触及到民族底线所决不能容忍的结果，不是极度严惩就是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他的表现，就看起来处处都是在跟毛主席对着干，因为这是矛盾运动的同一性规律所致，不是他将把中华民族葬送掉，就是中华民族反过来将他葬送掉，而且这种反过来将他葬送掉的性质，必须是像周总理处理顾顺章叛变一样，必须是灭杀叛变者全家。所以，邓小平的这个理论体系，就牵涉到了他的家人，这是叛卖祖国的性质和程度所决定的。而他的家人，竟没有一个是迷途知返的，包括他的儿子和女儿们，都是执行这一理论体系最坚定的幕后继承者和发展者，这既是邓小平家族十恶不赦的原因，这也是导致中华民族今天一步一步面临着被葬送掉的原因。
秋老师，在前面我已经交代过，邓小平在60年代都擅自篡改党性，妄想把无产阶级的政党修正为全民的政党，如果这个党性的修正不能完成，别说什么卖国主义道路，为民族资本主义服务的道路都无法践行。所以，在“七五”《宪法》被修正后，《党章》也必须跟着修正，怎么修正呢，只要去掉“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为纲”这两条就行了。所以，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才能够说，“三中全会不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二十多年的问题。大家可以回顾一下，经过这三年的工作，我们党的状况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领导班子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思想路线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不是说所有的问题统统解决了，但是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这是最重要的事实（第二卷第242页）。”这个“最重要的事实”，邓小平是一点都没有加水分的，《党章》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废除了，《宪法》对卖国贼的惩办和对人民自由的权利都废除了，1978年的三中全会把生产关系改变了，1979年的出访把卖国主义道路确定了，“四人帮”的所谓爪牙抓得差不多了，对毛主席的《决议》也快要定下来了，到1980年分田到户的生产关系在执行了，这些不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实吗？所以，邓小平这段话是没有说什么假话的，这完全是他真实的阶级本性的自我阐述，是他体现在与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中的矛盾运动的形态变化。这个已有的形态是相对于1978年而言的，这就是邓小平说的所谓的形势；而这个形态变化的趋势，就是邓小平说的所谓的任务。邓小平说的这个任务，是非常客观的任务，它符合邓小平的阶级属性的自然反映，他对这个形势的总结和今后任务的规划，也是非常讲究庸俗的实用主义辩证法的，他能够说出来“不是说所有的问题统统解决了”这句话，已经非常不简单。因为，他的对立面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心里清楚，仅有的这个形势，并这不是一了百了的事情，因为他要控制两个局面，一个是不能回头，二个是不能滑向俄罗斯似的资本主义道路。当然我们知道，邓小平即是有三头六臂，他也滑不到这个道路，因为“文革”已经把这条道路堵死了。虽然我们不能说这是毛主席帮了他的忙，其实这恰恰反映了，即使毛主席已经逝世了，但是，邓小平的阶级斗争的头号公敌还是毛主席。虽然已经不是毛主席本人，但是一定是反修防修的继续革命的伟大革命实践和理论。
秋老师，正是因为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对手永远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他必须时刻地都在注视着矛盾运动的形态变化。首先，他必须时刻关注着人们这样或者那样的疑问，而面对疑问，他也只能这样撒谎。“人们有这样的怀疑，中国这样搞四化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肯定地说，不会。现在，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资本家还有，他们的成分已经改变了。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第二卷第235-236页）。邓小平为了把谎言说得更加美好一点，他就必须在人们还没有深切感受到“狼来了”的时候，继续编造。他说，“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他们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第二卷第259页）。”邓小平每当在这种撒谎中，开始感觉自己缺乏自洽性而很难自圆其说的时候，就开始了耍赖。他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你看到了我是在搞资本主义道路吗，你瞎说，你说话可要负责任啊，人家美国才是搞资本主义道路，人家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而邓小平要想把这个耍赖说成一种根据，他会马上话锋一转，说道，“我们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批判了‘四人帮’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第二卷第165页）。”可见，邓小平是何等无耻，这颠倒黑白，偷梁换柱的弦外之音，就是给怀疑的人们加上一顶帽子。那你还敢怀疑吗，再怀疑，那你就是“四人帮”的“爪牙”。他这个时候不是把自己置于毛主席的对立面，而是神经错乱地把自己置立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他这个时候是把“四人帮”与毛主席是分开来说的，而且这样也符合已经形成的所谓大好形势。他说，“我们粉碎了‘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平反了大量冤案，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系列问题，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和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毛泽东同志生前多年盼望实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第三卷第165页）。”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二卷中，就是这样反复地在与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进行错位，进行自编自演的。他进行错位，并不是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与他自己对立，而是始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修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为自己服务，相当于是用毛主席来打倒毛主席。比如说他为了丢掉无产阶级专政，他就要说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他说，“这里涉及到如何理解和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的互相结合，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实质上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适合于我们的国情（第二卷第372页）。”邓小平的一个“更适合于我们的国情”，就把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打回了原形，原来是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资本家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原来是与中华民族相对立的卖国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所以，当我们要确定一个专政的性质的时候，如果谁要是把无产阶级这个具体对象，从人民这个抽象的范围中抹去，那就是为了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而只要是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确立资本家和卖国贼当家作主，才能合法确定无产阶级沦为劳动雇佣工，才有可能确定所谓的市场经济。但是邓小平接下来是这样来狡辩的，“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第二卷第236页）。”邓小平在这里说明市场经济，跟前面已经交代过的一样，偷梁换柱地把生产关系说成“经营管理办法”，把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雇佣，说成“经营管理办法”，把卖国对中华民族的葬送，说成“经营管理办法”，这就是邓小平谈到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市场经济的本质。而之所以邓小平这种说法在当时具有较大的欺骗性，第一是因为把一个拥有27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公”变为“私”，具有庞大的物质基础，而这样的一种化公为私的生产力，用以满足于私人占有的生活资料，表面上看当然是发展生产力了。虽然这样本来就只是物质转移，把国家的变成私人的；而对劳动人民来说，也无非是把贡献给国家的，变成贡献给自己的。第二是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决定论”中，邓小平在这里只谈了经济，而不谈政治。如果一个经济实体，否定了上层建筑的实体存在，即国家的存在，那当然就不存在什么市场经济合法还不合法的问题了。那中国国土到底是属于谁，也就不存在了；那中华民族到底还需要不需要存在，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当邓小平在这里只谈经济，而不谈政治的时候，就可以让人们忽略中国这个国家实体存在的意义，就可以满足人们天生的自私自利的本性。而一旦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本性成为社会人的风气，那什么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那还有值得讨论的价值吗？
秋老师，邓小平就是这样善于循循诱导的，由于他的本性是自私、丑陋和毒辣的，所以，他就在谈到市场经济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人性化的心理学辅导。为什么能说邓小平是“伟大”的阴谋家，这个“伟大”不是随便能给的。他能够把人们“伟”到人性的动物化，这不能不承认邓小平的确是一个“人才”。他为了把这些辅导落到实处，他在精神上把限制这种人性动物化的枷锁卸了下来。他说，“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和谬论，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第二卷第208页)。”邓小平在这里把林彪与“四人帮”进行绑定，当然是指林彪在某些口号上把毛主席推向钟馗打鬼的这件事情上。但是由于林彪的篡党夺权不得人心，所以把林彪与“四人帮”绑在一起，就可以强化“四人帮”的所谓流毒必须要清除的作用。而只要是清除了“四人帮”的红色流毒，那真正的毒草才能在人们的精神中生长和固定下来。但是，邓小平这种心理辅导，他必须有一个度，因为他的对立面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他在覆手为雨的时候，必须又要反过来翻手为云。他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第二卷第315页）。”邓小平能够公开把生产关系由“包产到户”说是“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巩固”，这只有在人们的精神套上了邓小平的心理辅导的魔咒枷锁之后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只有当人变成了精神病之后，才能相信邓小平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如果说把人民民主专政，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把抽象性说成具体性，还不能完全让人分辨清楚的话；如果说把“经营管理办法”，说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具体性反过来说成抽象性，也还不能完全让人分辨清楚的话；那这回把“包产到户”的一种分开分散，说是成“集体经济”的一种合并集中，这种从精神病院出来的疯话总该让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吧，但是非常可惜，这样的疯话还是让人们相信并在生产实践中执行了。当然我们今天才知道，并非是人们真的相信了，而是人们“无奈”地执行了。这个“无奈”，一个方面是，邓小平透支了毛主席，让一部分人们因为热爱毛主席而相信了他；另外一个方面，邓小平预支了法西斯，让一部分人们因为不相信他而遭到清洗。由此可见，能在当时把一种非常明显的卖国主义道路说是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几乎在党政军中没有遭受到任何抵抗，那所谓“四人帮”的流毒在邓小平的“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指示下，可谓是真的灭杀得所剩无几了。
秋老师，在评论《毛邓论》第二卷中的邓小平的相关具体阶级属性的变异，真的需要一种耐心去完成。他与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矛盾运动，虽然其运动形态符合规律性，但是，其形态变异却缺乏人性。我可以这样认为，半生不熟的一碗饭，还不如熟透到底的一晚糊饭。与其要这样的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卖国主义，还不如要一滑到底的俄罗斯似的独立自主。为什么列宁说，当一种封建主义在统治着国家的时候，一定会有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因为这是历史进步的自然规律。而当一种卖国主义以封建模式进行统治中国的时候，一定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都要比邓小平似的卖国主义要先进，要进步。所以，不懂历史规律的人，总是以共产党的名称是否存在为依据，来变相维护了卖国主义的道路；而不知道应该是以共产党的核心内容是否已经改变为根据，来反对中国特色的修正主义所践行的卖国主义道路。可以说，这样的一种辩证认识，是衡量每一个人是否真正具备马列毛主义认识论的检验标准，否则，它跟今天的当局一样，不是挂羊头，就是卖狗肉。邓小平在与毛主席的矛盾运动中，就是这样反复挂的，他的意思一个是为了利用，二个是为了把这个“羊头”挂臭。而由于这样的一种矛盾运动，必须是始终以邓小平的阶级属性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敌对，所以，也无论邓小平是如何高高挂起，但是，它总是要回到矛盾运动的规律本身。所以，邓小平在后期再次高高挂起的时候，如同他在跳脱衣舞一样，他就仅剩下底裤了，而他自己底裤的颜色终于显露了出来，这就相当于一种妓女卖肉的形象，一种既为演员又为小丑的猥琐。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必定要产生于一种官僚权贵买办用封建模式来管理国家的质变中，这是历史的自然演变，这是毫无疑问的。而这个时候，邓小平又用挂羊头的办法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一定会露出马脚。他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第三卷第123页）。”这就相当于是邓小平在掌自己的嘴巴和脸，为什么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就没有这样的“一种思潮”，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可以说，这是邓小平相当于在为“文革”平反的一段话，尽管他不是不知道这段话的“毛病”，但是他必须是硬着头皮迎上去，用社会主义来反对资本主义，来维系他所创建的卖国主义。他也硬着头皮说出来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什么“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的习惯势力，还顽强地纠缠着我们（第二卷第162页）。”他甚至无意中说出来了，自己就是“走资派”，什么“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第二卷第174页）。”但是尽管这样，他还是必须把这一切都与“四人帮”挂起钩来。那么，他在这里所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已经不是什么方针政策了，而是一种像反物质一样来对付它自己的一种修正的工具。他说，“尽管如此，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现在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第二卷第166页）。”
秋老师，邓小平的这段话，时间是在1979年3月30日，这刚好就是所谓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刚刚结束之后，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他为主子效劳的一场战争，但是，这场战争也同时为他捞取了能更加肆无忌惮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资本。他不是对以上所产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采取限制的态度，而是故意地开拓其生成和发展的空间。因为，产生这个自由化，是党没有管政的原因，而如果继续把党政分开，那就是继续让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自流。他说，“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第二卷第321页）。”当然，邓小平也不仅仅只是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开拓空间，他是明知道为了更好地卖国，必须要进行党政分开，而这一分开必定会带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自由化是各种资本主义制度，如封建的，殖民的，是它们的必然结果。所以，邓小平所谓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完全就是妓女行为，当妓女必然会产生性病，但是妓女反对性病，这算不算是故作玄虚？而至于妓女治疗性病如同邓小平治疗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样，包括这种东西所带来的一切无耻堕落的丑恶现象一样，是不是可以说成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虽然如此，邓小平还说要将这样的一种故弄玄虚进行到底。他说，“一些青年男女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认真注意。我们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一代，一定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那些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第二卷第177页）。”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于1980年8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继续玄虚道，“现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近一两年内，通过不同渠道运进了一些黄色、下流、淫秽、丑恶的照片、影片、书刊等，败坏我们社会的风气，腐蚀我们的一些青年和干部。如果听任这种瘟疫传布，将诱使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道德败坏，精神堕落。各级组织都要严肃地注意这个问题，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予以查禁、销毁，坚决不允许继续流入。在国内经济工作中，歪曲现行经济政策，利用经济管理工作中的漏洞而进行各种违法活动的个人、小集团甚至企业、单位，也有所增加。对于这种反社会主义的违法活动和犯罪分子，也必须严重警惕，坚决斗争（第二卷第338页）。”仅仅从1978年到1980年，资产阶级的丑恶现象就泛滥到这步田地，如果不是邓小平自己能够总结出来，谁敢相信？但是，邓小平对这个问题一定会是重视的，因为，卖国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完全确立下来，而一旦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走到了前面，仅仅只是在农村进行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后，就产生了如此多的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丑恶现象，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个卖国主义的道路，不就证明是失败的吗？所以，邓小平并非怕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担心这个自由化的过早反映，会给他的卖国主义道路带来麻烦。所以，他就必须“痛苦”地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限制。
但是，邓小平又必须要否定，否定这是由于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所带来的恶果，否认这是他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的必然形态。“现在我们看到的问题就已经不少，经济犯罪很严重，好多案子又处理不下去。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文化领域，都有严重的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总之，四个保证这四件事情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长期搞下去。我们不搞运动，但是，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要坚持四个保证，一天也不要丢掉，要把它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工作和斗争。这四件事情当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有阶级斗争（第三卷第409页）。”为什么“好多案子又处理不下去”，其实这是邓小平耍的一个花招。他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是不干净的人，我们在否定阶级斗争的前提之下，一定要抓紧进行卖国主义道路，那否则的话，各个领域的“严重的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就要小心一点了。因为之前邓小平已经于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强调了“抓紧时间”的“决定性”作用。意思就是如果不抓紧把卖国主义道路全面彻底地落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如果走在了前面，恐怕大家都不好过日子。他说，“我们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从今年元旦起，只有二十年，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如果四个现代化不在八十年代做出决定性的成绩，那它就等于遭到了挫折。所以，对于我们的建设事业说来，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性的。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二十年，时间看起来长，一晃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第二卷第241页）。”邓小平的第一个十年，就是从1980年算起到1990年为止，卖国主义的道路必须要把“基础搞好”，而且这个是“决定性”的。而这个正好符合邓小平1992年南巡的最后定夺，将650吨国有黄金运往美国，取得了“决定性”的卖国主义道路的胜利。邓小平的这种形势的估计和任务的具体时间规划，不是具体执行得非常到位吗？而至于他一本正经一样说的，“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第二卷第218页）。”这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典型证据，不是在警告他的爪牙必须是义无反顾吗？而至于他掏心掏肺说的，“比如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的、国家的机密保守得比较好，很少泄露出去。现在有些干部的子女可以随便看机密文件，出去随意扩散，个别的甚至向外国人卖情报，送情报。这是我们现在许多事情保不了密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卷第219页）。”这些出卖中华民族的卖国主义典型证据，不是在严诫他的爪牙们必须是死心塌地吗？而至于像他说的，“我们的高级干部现在并不是工资太高，而是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宽了。这样就要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风气带坏了，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所以，对于实行这个规定，从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起，大家都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有困难要忍耐一下。只有这样，我们大家才有发言权（第二卷第220页）。”这只是邓小平给其他人打气的一个暗示，意思就是说，如果以后我们的卖国革命运动完全胜利了，还愁这点什么工资啊，待遇啊，什么子女能够以0.4﹪的比例能拥有中国70﹪的财富啊，这些到时候不是顺理成章，指日可待的吗？而至于说以前说的什么真理啊，实践啊，请大家放心，别的真理可能检验不了，但是，把这个国家卖完，我们好发大财，这个是可以检验的。总之一句话，“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要过一两年，修修补补（第二卷第201页）”，反正能哄老百姓一天就算一天，什么狗屁标准，我们每隔一两年修修补补能混到那天就算胜利了。
秋老师，《毛邓论》第二卷，大概就是这些东西，记录的是邓小平与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在第一个5年计划中的矛盾运动的基本形态。这个形态，反映出来的邓小平的卖国本质，在《毛邓论》的第三卷中，他自己说明了其实行卖国主义的原动力。他说“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三卷第22页）”，其原则必须是实用主义。虽然他未曾用过这个主义，但是从他与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对话中可以反映出来这个主义。美国记者问他，“看来，中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关系比同苏联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好一些，这是为什么（第三卷第168页）？”邓小平是这样回答的，“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同上）。”邓小平与美国记者的这段对话，时间已经是在1986年9月2日，这个时候邓小平还没有与戈尔巴乔夫会面，等到1989年5月16日与戈尔巴乔夫见面的时候，他们共同效忠于美国的任务算是完成了。网传的一段“戈邓对话”不知是真是假，因为没有出处，跟邓小平在务虚会议上说邓力群预见了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带来了“工人下岗、女人卖淫、黄赌毒满天飞”什么“太过分了”一样，戈尔巴乔夫希望一滑到底，而邓小平希望牢牢地把握乡间小道同往高速公路的方向盘。这一段预见和一段对话，我倒是相信有这么回事，因为通过我以上的分析，邓小平可谓是阳的一套，阴的一套，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一段预见和一段对话又算得了什么？1979年1月28日至2月4日他出访美国，同年2月17至3月16日就发生了所谓的自卫反击战，明明就是投美抗苏，走的是一条卖国主义路线，在这样的实用主义的原则下，哪里还有什么制度而言。而所谓中美关系的具体情况，无非是因为有“文革”，卖国主义肯定不可能一滑到底；而所谓的中苏关系的具体情况，是前苏联跟中国不太一样，前苏联可以一滑到底，而中国却不能。这才是邓小平与美国记者对话的那段话的真正意思。邓小平如此坦白地说清楚了自己卖国主义的原动力，那当然就希望他的徒子徒孙们前赴后继，韬光养晦了。他说，“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当然，发达国家会对我们戒心更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第三卷第320页）。”邓小平这段看似一位慈祥老人在谆谆教导他的徒子徒孙，其实，这是在变相警告他的徒子徒孙们决不能轻举妄动。意思就是，哪怕是这个国家有再大的阶级矛盾，在对外的问题上，对主子一定要遵守君臣关系。而由于这个时候，社会主义道路的国民经济的根本基础，即农业的生产关系已经彻底改变，所以，邓小平这个时候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可以说邓小平是可以随便定评毛主席了。他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第三卷第116页）。”
秋老师，邓小平的意思就是说，毛主席没有像他这样无耻，钻营革命，背叛革命；意思就是说，毛主席没有像他这样开创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没有像他这样神经混乱，颠三倒四，没有像他这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以，正是因为毛主席没有像他这样或者那样，所以，“毛主席就有一个重大的缺点”，所谓“忽视社发展会生产力”。为此，邓小平就可以更加恬不知耻地说道，“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第三卷第306页）。”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庞大的物质基础进行化公为私，使其在某一个阶段必定会出现发展生产力的现象，即通过物质的转移，从国家建设转移到以生活资料为主的社会商品现象，称之为发展了生产力，其无耻言论是昭然若揭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一句话可以为他下个结论，“如果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在非洲，那非洲人民都会饿死，为什么呢，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质就是抢劫。”正是因为这是一种抢劫的发展，所以，金融资本，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国家资本主义集团，就必然要通过掌控货币流通来更加源头更加集中地进行抢劫。所以，通货膨胀，在市场经济中是必然的现象，而一旦这样的靠造钱手段来掠夺人民财富的极端运动导致商品的供应与人民社会化购买能力脱节的时候，资本主义的通病即经济危机就会到来。而一旦到来，将会形成恶性循环。而邓小平在这里为什么敢说出“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是因为这个时候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还没有全面启动，还有平抑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危机的资本能力。所以，邓小平在这里希望他的接班人，按照他的这种方法干下去，留下了使其好过日子避免经济危机早日到来的余地。他说，“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第三代的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第三卷第229页）。”邓小平这段话是于1989年5月31日来说的，这个时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公开反对邓小平的第三年，邓小平自知自己不能把所有的好处都抹干吃尽，所以必须要留有余地。所以当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第三卷第373页）”的时候，他当时是有这个“底气”的，因为他还没有对国企全面开刀；而当他进一步讲“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同上）”的时候，准备拿国企开刀的歪理学说就完全铺垫成功了。后来他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上）”就完全成为了前面说过的“经济管理办法”，而没有了生产关系相对应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顾虑了。
秋老师，《毛邓论》第三卷是邓小平从1982年记录到1992年，长达十年的时间，他用一卷就解决了，这不能不说明，邓小平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日子是比较好过的。毫无疑问，这个时候，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全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上。比如说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他不仅下马了众多重大的在线在研的军事国防的高新技术和尖端工程，而且连已经试飞成功的“运十”大飞机也要格杀勿论。杀完了，他就开始意淫起来。他在1988年即“863”计划第二年，他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说，“说起我们这个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我先讲个故事。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第三卷第279页）。”邓小平正是因为看到了长远的卖国利益，所以必须将中国独立自主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科学技术生产力扼杀在萌芽状态，这种贼喊捉贼的行为，如果仅仅只是如此，那大不了说明是邓小平在掩人耳目，但是，事情可没有这么简单。众所周知，“863”计划，是邓楠根据四位科学家的请示向邓小平引荐的，一直到“973”计划出笼，整整十一年，中国在科学研究和技术领域，可以说是毫无建树。但是有一个细节我们必须注意，无论是这十一年的两个计划，还是从1991年的“211”到1998年的“985”这个八年的两个工程，都有一个重要的领域一直都在进行，那就是生物工程的运用和发展。时至今天，我们终于看到，当年促使“863”计划出笼的邓楠，竟然最后是转基因毒杀中国劳动人民的幕后推手。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邓小平有两件事情必须找台阶收场。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说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第三卷第374页）”这段话是邓小平于1992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之一，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沿海地区相对内陆地区、东南部地区相对西北部地区的较大范围的两极分化，跟他自己于1985年提出的“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第三卷第142页）”相违背，那么接下来是否能够“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如果事情还是实现不了，邓小平就下不了台来。第二个事情，就是邓小平于1987年10月13日在《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中说的，“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第二个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个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第三卷第256页）。”显然，邓小平在二十世纪末所谓“达到小康水平”没有实现，非但没有实现，中国劳动人民的五大福利也给剥夺了。而历经到今天已经有五代领导人从1978年算起有36年的改开历史了，前面的目标没有实现，现在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将来的目标更加不能实现。那怎么办，那就说明了邓小平已经完全没有台阶可下了，其卖国主义的嘴脸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所以，正是因为邓小平知道自己不可能有台阶可下，所以，他就必须铤而走险地找另外的一个台阶下。那就是，他的卖国，不仅是越货，而且还要杀人。一个是为了灭口，二个是怕受到清算，三个也符合美帝主子彻底解决对华政策的需要。当然，这也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主张，凡属于是与邓小平同流合污的人，已经堕落成汉奸美国贼的人，都会是这样的主张。所以，邓小平的科技之路，不是为了兴国，而是为了杀人，这已经通过转基因可以确定是毫无疑问的了。由此也可以证明，邓小平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尽管他总是自以为是主动性进攻，但是由于他是邪恶的，所以，邪不压正，总是让他处在道义被动的极端悬崖上。
秋老师，刚才说的是他在科技上是这样做的，那他在军队的建设上又是怎么样做的呢？前面我已经交代过，邓小平对军队的在役情况其实是很不放心的，他总以为很多三四十岁的人都受到了所谓“四人帮”‘左’的思想的影响，所以，如果不搞垮一个曾经“军民团结如一人”的人民军队，那他的日子也是不好过的。他是如何实现这一步的呢，他首先把亲历中国革命历程的老同志请下台，解除实权，搞出了一个所谓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当然他自己没有下台，说人民需要他）。然后于1984年10月22日在《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第三卷第90页）。”邓小平这样打了一下，又摸了一下后，那就不客气了，直接对军队实现渐变，实行商业化，实行雇佣军化。他说，“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第三卷第99页）。”邓小平这句话是于1984年11月1日在《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的军委座谈会上说的，可是没想到15年之后，军队的经商，军队是垮了，堕落了，但是，军队作为是一种保护国家机器的机器，这种比一般国家机器还要机器的自然属性，它的经商势必就在阻碍着外资的进入，妨碍着卖国主义路线的进一步践行。所以，表面上看，所谓1998年江泽民宣布“军队不再经商”是好事，但是，没有了军队的商业割据，国际资本更加是如囊中取物，如入无人之境，畅通无阻。邓小平的本意是为了用经商来搞垮军队，没有想到军队的经商又在妨碍着卖国。所以，从1996年开始私有化运动之后，军队的经商到1998年就必须要叫停，这是卖国主义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也是江泽民于1989年上台9年后，做得让邓小平死可瞑目的事情。如果说邓小平在世的时候，还有什么最重要的事情需要交代，需要他的徒子徒孙们必须要贯彻执行的，那就是主要防‘左’。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第三卷第375页）。”邓小平在这里说的“右的”，是指新自由主义而言；而这里的“‘左’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是，他在这里进行混淆，把左派与‘左’倾进行了等号。他的意思也无非就是，对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特别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坚决彻底地进行否定。事实上，邓小平的徒子徒孙们都做到了。所谓肯定毛主席在1949年之前，甚至是肯定毛主席在1956年之前，甚至是肯定毛主席在1966年之前，其实都是在否定毛主席。只要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在否定毛主席。而否定这个，而肯定那个，那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能够作威作福的合法地位，那都是为了维护他们继续实行卖国主义路线的实用手段。
秋老师，《毛邓论》第三卷中最滑稽可笑的就是邓小平对“89学运”的相关立场和态度。这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从1986年闹到1989年，其实罪恶的头子还是邓小平自己。是他的儿子公开官倒才引起资产阶级的左翼不满，又因为这些所谓的左翼，都是一些学生，而导致他们把握不了运动的方向，而被资产阶级的右翼利用。前面已经说过，《毛邓论》中邓小平的公开言论，不管政治立场如何，不管是如何反动，其表面上看是一本正经的。但是，其背后其对家人徇私舞弊的，甚至是纵容、放任、鼓励的罪恶行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他说，“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第三卷第297页）。”这段话是邓小平于1989年5月31日跟两位中央负责人讲的，其所谓“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这样的不要脸，我想只有邓小平做得出来，连卖国都能做到，其公然袒护自己儿子违法乱纪，虽说是纸包不住火，但是又算得了什么呢？虽说最后的清场指令和行为，是卖国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一场斗争，但是，相对于卖国主义而言，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它又是进步的。当然，相对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言，像现在的俄罗斯一样，它们都是反动的；只是一种假的社会主义，包藏的是卖国主义的，要更加反动一些。可以说，这些问题，很多人都是糊涂的，只考虑到阶级矛盾的对立，而没有考虑到卖国主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各个阶级的最不能容忍的民族底线对立。那么，从上面邓小平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所谓的反腐败，都只是贼喊捉贼而已。这段话的意义也可以引申到今天，难道不都是贼喊捉贼吗？凡是对美国有害的腐败，坚决彻底地予以消灭；凡是无害的，甚至是有利的腐败，那就要坚决彻底地进行保护。难道今天不还是这样吗？
秋老师，邓小平就是这样在《毛邓论》中一步一步把人带到沟里去的。他一边说“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第三卷第29页）。他一边又说，“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第三卷第43页）。”他这样“反”一下，又所谓“正”一下的意思，就是走几步，站一下；或者是走几步，退一步。他的卖国主义，明明就是在制造各种唯利是图的商人，但是他又出来假装反对一些这样的商人。这就是如何把人带到沟里去的邓小平理论。他一边说“外国有的评论家说，中国的现行政策是不可逆转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第三卷第114页）。”他一边又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第三卷第110页）。”他又是这样“反”一下，“正”一下。该出现的早就出现了，什么“两极分化”，什么“资产阶级”，什么“邪路”，都出现了，但是，既然已经带到沟里去了，那就义无反顾吧。因为，这个“不可逆转的”政策，是邓小平看来是“正确的”卖国政策。还有，他一边说“我们开放了十四个沿海城市，都是大中城市。我们欢迎外资，也欢迎国外先进技术，管理也是一种技术（第三卷第65页）。”他一边又说“现在，我们是背着大包袱前进，每年几百亿元价格补贴，越背越重（第三卷第160页）。”他这小两段话的意思就是，其一，即使背负着再大的“包袱前进”，也要“欢迎外资”；其二，因为背负着包袱，那对不起，没有钱让人民群众“欢迎五免”。而关于最明显的领土主权的问题，他一边说，“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我访问日本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我当时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第三卷的87页）。”他一边又说，“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同上）。”邓小平把主权问题归结到是因为名称不同，那也就是说允许日本对中国的领土进行命名和进行收括，他把这个因为名称不同就可以进行争议，而这个争议的问题又要留给他的徒子徒孙，请问，谁能解决得了？邓小平是反复不断地“正反合”的，在他在世的时候，他是亲自来弄这种《毛邓论》的，如果说最经典的最壮观的“正反合”是什么，那就是他一边说，“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三卷第25页）。”可是如今他一边又在阎王爷的面前说，“怎么现在有这么多农民工都被我卖掉了啊，都卖到殖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狱里去了。”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中，其歪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手段，其实跟他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是一模一样的。他说，“马克思主义又叫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第三卷第254页）。”他为了说明这个“基本原则”，他用一种实用主义的逻辑思维进行推演。他说，“什么是按需分配？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达，没有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怎么搞按需分配？马克思主义讲的共产主义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生产力不断发展，最后才能达到共产主义。‘四人帮’荒谬的理论导致中国处于贫困、停滞的状态（第三卷第228页）。”粗略一看，邓小平的这两段言论不无道理，但是他这个唯生产力论，是在抽离了生产方式下所进行的逻辑思维推演。意思就是，在卖国主义道路的进程中，唯生产力论，也会达到这样的一种结果。那如果是这样，还需要马克思主义吗？像斯密的《国富论》，就是讲究“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的，像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就是讲究追求剩余价值量的原因的，这样的一种生产力论，不正是邓小平所需要的一种唯生产力论的理论依据吗？可是他偏偏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可是他偏偏把基本原理与基本原则进行了混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通过阶级斗争，在改变了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之后，在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之后，再来发展生产力，而这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使其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运动，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邓小平在这里进行了偷梁换柱，死口不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第三部分的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生产关系，是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恐怖运动，来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人的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关系；而在这个生产关系下，实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两个决裂，以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而邓小平这样的一种唯生产力论的生产关系，是用当亡国奴的生产关系，最大限度地最快速度地出卖中华民族根本利益。邓小平用最简单的任何社会都需要发展生产力为标准，用最简单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丰富的物质为标准，用最简单的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不存在”剥削和压迫为标准，来忽悠人民群众，来欺骗人民群众，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不是非常神经质的胡言乱语吗？
秋老师，邓小平从第一卷到第三卷，在《毛邓论》中，就是这样胡言乱语的。他说，“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三卷第63页）。”邓小平这里已经坦白交代得非常清楚了，他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卖国主义道路下的马克思主义。意思就是说，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他修正了一次；然后他再用这个被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再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卖国主义道路。同样，他说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卖国主义道路下的特色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嘴里的马克思主义，是服务于卖国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所以，邓小平嘴里的马克思主义，是修正马克思主义来打倒毛泽东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虽然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第三卷第116页）。”但是，由于他剔除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根本要求，即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所以，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地地道道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为此他用这样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来修正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使之成为卖国主义道路上的生产力发展的一种要求，这就是他攻击社会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叛卖社会主义的罪恶原动力。而至于他所说的，“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第三卷第116页）。”这是他完全在用历史虚无主义来污蔑和诽谤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他否定了新中国之前是半封建半殖民的一穷二白的历史背景，他否定了新中国红色政权在世界帝国主义包围下需要加强国防建设的历史背景，他否定了新中国用仅仅27年的时间完成了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需要300多年才能完成的巨大成就。而且，他身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亲历者之一，他完全否定了新中国以农业为根本的原始积累服务于国防工业革命的历史事实，他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服务大局的革命精神，他完全是用放弃国家利益来服务于资产阶级个人利益的荒唐言论在为改革开放开路；他完全是用放弃民族利益来服务于帝国主义利益的卖国言论在为自己辩护。总之，他就是用最无耻的自私自利在诱导人们由人变成鬼，他就是用最恶毒的残暴不仁在诱导民族由天堂下到地狱。这就是邓小平修正马克思主义，与马列毛主义进行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的本质属性。
秋老师，《毛邓论》第三卷中，邓小平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危害到自己的卖国主义路线，他用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他为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危险到自己的卖国主义路线，他用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性。而无论是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与经济性，都是经过他修正过的，以服务于他的卖国主义路线为前提的。所以，当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起进攻的时候，他说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第三卷第46页）”，其实就是利用修正过的马克思主义；而当他的卖国主义受到质疑的时候，他说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第三卷第28页）”，其实就是用修正过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所以，他说的什么“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第三卷第137页）”，其实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主义一起反掉，所以，他说的什么“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同上）”，其实就是将共产主义在卖国主义的道路上被蹂躏撕碎。为此，他说的什么“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第三卷第139页）”，就肯定只能是一句空话；为此，他说的什么“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第三卷第63页）”，将决定性地要求他进一步地改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对立的经济基础。而当这一经济基础随着私有化的不断深入和加强之后，邓小平要求彻底变革上层建筑的动力就随之深入和加强。他最后说道，“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第三卷第176页）。”邓小平的这段话，对于验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科学论断，是何等具有讽刺性啊。原来邓小平是多么懂得马克思主义啊，时机一成熟，就要大张旗鼓地要求他的徒子徒孙们可以前赴后继了，就要功德圆满地将650吨黄金运到美国去荫护他的子孙后代了。事实上，“江朱时代”对国企的大刀阔斧的砍杀，血流成河，不是很好的证明吗？事实上，“胡温时代”对主子的救美救欧，责无旁贷，不是很好的证明吗？而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直到现在，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转基因毒杀，各种疾病导致不孕，导致重病，导致致死，这如同另一种形式的尸横遍野，也不是很好的证明吗？而直到今天民族危难深重之际，裸官被挟，鸡毛令箭，“核地雷”将埋，各种现象将表明国将亡，民将死，不复生，这是最不可逆转的亡国灭种，也不是很好的证明吗？而作为我生活在深圳已经20年，当看到邓小平这样的言论，“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第三卷第52页）！”我忍无可忍的愤懑就要把五脏六腑炸开了。
秋老师，以上全部为邓小平的《毛邓论》的矛盾运动形态，涉及到政治的，军队的，理论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民生的，等等的各种形态。而这些形态的运动和发展，无非在说明，邓小平记录的与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其矛盾运动的规律，是遵循着阶级斗争运动的同一性规律的。他曾经被毛主席打倒，后来他打倒了毛主席。从结果上来看，决不存在所谓的“毛邓合”；从过程上来看，而他所谓用毛主席的话来说明事情，是从“正”的角度来达到“反”的目的。从数学上来看，是“正”的方面前进一步，是“反”的方面前进无数步；从政治上来看，是“反”的方面前进无数步，再从“反”的无数步中后退一步表示“正”。其结果，是在“反”的方面大踏步前进。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这样，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这样。所以，所谓的“正反合”，实质上是“正”服务于“反”的目的的，这个是邓小平自己在《毛邓论》中说出来的；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正”与“反”是在不断地在斗争，不是“正”战胜“反”，就是“反”战胜“正”。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是这样，继承他的理论的三个代表、科学发展和中国梦现在也都是这样。所以，不要以为谁说了几句毛主席的话就觉得是什么，如果他不是在改变生产关系，改变经济基础，他的这个上层建筑的“正”，跟邓小平一样，都是服务于“反”的一种卖国本质的，所以，所谓的“正反合”和“毛邓合”都是唯心的，都是反动的。秋老师，以上所评论的《毛邓论》的矛盾运动形态，可以证明刘少奇和邓小平不是马克思主义吧，是在修正马克思主义吧，而实质也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吧。那他这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运动，跟反对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矛盾运动，又有什么区别呢，难道它们的运动形态不是同步在进行吗？特别是从邓小平身上所反映出来的对立面，即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难道它们不是一个整体都一并在被邓小平在反对吗？在颠覆吗？在葬送吗？而如果像您所说的，“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是反对马克思主义”，那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卖国主义，难道邓小平同时也运用毛泽东主义也证明毛泽东主义是卖国主义吗？秋老师，一些刻薄的话我在这里一句话也不想说，如果您真的想了解“正反合”和“毛邓合”是一种什么东西，请您向邓小平学习，他会告诉您什么是“正反合”，什么是“毛邓合”。别人的评论最多是别人在说，听邓小平自己说，最直接，最真实，最深刻。最后一句话，不要把民族统一战线与“正反合”和“毛邓合”进行混淆，也不要把合法化斗争与它们进行混淆，一个是原则问题，一个是策略问题，谢谢！
Wednesday, October 22, 2014
何承高: 何承高致公开信批“新社会主义论”（四）
四、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秋老师，先说个事例吧。改开前，我们大队每个生产队都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渔业生产，我们那个斧头湖相当于“洪湖水浪打浪”一样，队员们“晚上回来”，都是“鱼满仓”。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能定期休渔，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可是改开后，那对不起，侯爷的王爷的都出来了，定期休渔也不存在了，湖里面，那是虾子鰟皮（土话，很小的一种鱼）都被搞得一干二净。以前，湖里有莲藕，水里有群鱼，水面有荷花莲蓬，各种大雁野鸭水鸟成群结队宿栖在湖畔，叽叽喳喳，欢歌笑语；现在呢，那是湖里没藕，水里没鱼，鸟惊鸿飞，鸦雀无声。我父亲在世的时候，那也是一顶一的渔业能手，可是，面对有水无鱼的资源枯竭，他是有力无处使。后来没有办法，他想搞拦网养鱼，可是一家一户也是做不到的，于是他就联合了七八户人家，合伙承包了一块湖面，进行了围养，这样才总算是解决了一家老小的生存问题（其实还是很艰难，大妹妹因此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另外，改开前，大队经常开一下会，不是大队会（爷爷是农协主席），就是小队会（父亲是一队队长），要么是学习文件，要么是布置任务，时而搞点民兵集训（三姑妈是民兵排长，家里有枪），小学（学校）时而搞点忆苦思甜教育和义务劳动。因为我们是渔业队，旧社会叫鱼花子（说有一身腥味），都是住在船上，70年大队集体烧窑每家每户盖了红砖瓦房，还每家每户安装了广播。从此队里来了赤脚医生，县血防站每年都要来我们队进行蹲点，检查和治疗血吸虫病（全部免费）。大队从书记到社员，休渔期和年关前后，除了留少数社员修理渔具和船只外，其余的不是上江堤就是上湖堤，修路筑坝，参加义务劳动。那个时候，人们觉悟高，干劲大，民风好，学习多。作风方面，谁要是干了一点偷鸡摸狗的事情，那真不知道是多么丢脸的事情。男女作风方面，那更是不谈。
改开后，情况就不一样了。首先是偷盗成风。还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你偷我的，我偷你的；隔壁的国营养殖场，那是我们大队后来从队员变成了村民的下饭菜。接着就是赌博成风。我们村的小孩子，不会打麻将的没有，不会斗地主的冇得；精一点的，还会摇色（骰）子（因为渔民来钱快，跟农民还不太一样，卖完了鱼，摸牌赌博，唯一的“娱乐”，男女老少，草木皆兵）。接着就是打架斗殴的成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们村跟其他村一样，都有一群着皮夹克和喇叭裤的年轻哥们拦路盘查，一般是针对别村的人；最典型的是，还成立了“新毒帮”，欺行霸市（主要是垄断贩鱼），后因将人打残被举报，全军覆没。至于男女作风方面，以前不好意思的，现在变得好意思了，谁跟谁跑了的事情，谁跟谁姘头的事情，现在人们听起来，好像没有以前第一次那么惊讶了。改开前，书记、队长、会计和妇联主任，如果到谁的家里去，那是走访群众看有没有什么困难，或者去帮助解决什么困难；而改开后这些人去到群众家里，有一段时间收提留，那是多一个人好搬东西，交不起提留的，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的，那对不起，派出所里见。稀奇的是，前些年搞的什么村书记和村长的选举，能人们各显神通，想连任的那位书记，竟然拉了两车人去县城“啜麻果”（吸毒）拉选票。更稀奇的是，前年更有叔侄二人，为了争当书记（一年可侵吞湖面承包费15万元钱左右），亲叔将亲侄的右手砍断了。还有像什么书记把村委和会计的公章都捏在手里，盖个章子要多少钱，要多少包烟；甚至为跟一个五保户办一个低保都要收人家500元钱的事情，举不胜举。
秋老师，这个事例可以延伸出如下三个问题。第一，改开后，集体生产变成了个人生产，这个时候的是确发展了一点生产力，那是不管将来会怎么样，连休渔期都不管的一种发展生产力。结果，生产力发展到了极限，连偷盗都成为了生产力。那就是你家网上的鱼，我先到湖里去的，我看到了，我想心思都要搞下来；我家昨晚下的网，明早准备去收网的，可是稍晚到一步，“连尸首都捞不到了”（我父亲的口语）。后来，家家户户争先恐后，在湖里插起了迷魂阵（一种让大小鱼都无法逃生的捕鱼网器），结果是，一个长差不多90公里，宽差不多50公里的斧头湖，硬是被搞得我们的鱼类朋友们几乎是断子绝孙了。第二，我父亲再怎么样会捕鱼，可是面对这个无鱼之水，即使想拦网养鱼，可是一家一户的生产力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说不定，你家今天放的鱼秧子，晚上就被人割网偷走了；也说不定，但也经常是，鱼在慢慢长大，可能你还没有吃到一条鱼，鱼早就被别人今天晚上偷一点，明天晚上偷一点，早就偷得差不多了，反正最后的结果是，你可能是血本无归的。所以，几百亩的湖面养鱼，至少得有七八户人家联合起来一起围养，分工协作，有的是白天进行清网，有的是晚上进行巡逻。第三，改开前，大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教育，集体生产关系的作用，在促进着大队渔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也在夯实着大队的集体经济基础（大队还有塑料厂）。可是改开后，集体生产被个体生产所取代，集体经济被个体经济所取代，会议没有了，村民们也不愿意参加会议了。他们有了一点活钱后，就开始打起了“混时间的主义”。然后一切像以上所列举的歪门邪道，就随着他们的个体经济基础而诞生了。
秋老师，这三个问题说明了什么呢，第一个问题说明了劳动生产关系的强制性改变（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它的确是发展了一点生产力。可它不但不是可持续地发展生产力，而是把集体和国家的公共资源，因其在市场经济中，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成为了商品之后，进行了极度掠夺式瓜分和变卖的一种发展生产力。在瓜分和变卖完之后，在生存条件面临着绝境之后，这种生产关系，不但绝对地成为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且还将生产力之中的物化对象即劳动力逼上了绝路（并不是只存在资本对雇佣工的直接物化，还存在着市场资本对貌似自由的农业小生产者的间接物化）。第二个问题，说明了劳动生产力与生产资料（无鱼之水）之间的矛盾，是由开始在改开前，劳动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协调发展，共同成为发展生产力（相当于“1+1≥2”），变成了劳动生产力对生产资料的破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相当于“1－1≤0”）。因为这个生产资料，它不是死的生产资料，它还有促进鱼生鱼这个自然发展的生产力。相当于一种物质的属性，它有多种使用价值，它从作为一种生产资料变为了产品和商品之后，又成为了生产资料去生产别的产品和商品。而这个不断的循环，对于鱼来说，生产资料和产品都是它自己，它自己就是生产力。所以，如果只是把湖水当成生产资料而不把鱼本身也当成生产资料，这就必然导致劳动生产力与生产资料之间矛盾，使这种劳动生产力，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下，去绝对地破坏自然的生产力；从而就陷入自然生产力对劳动生产力的反抗，陷入劳动生产力自身异化的反抗，最终陷入这样被破坏的一种发展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反抗。所以，陷入绝境的劳动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矛盾，就上升到单个的劳动生产力已不适应于生产资料（无鱼之水）有使用价值的矛盾，而要想使这个有使用价值的生产资料能继续适应于劳动生产力（已经谈不上发展），就必须要改变劳动生产力的方式，就必须要改变生产关系。而这个劳动生产力方式的改变，是在自然生产力被破坏前提下的一种劳动过程的改变，由休渔加捕鱼有机结合的生产劳动，变成了单一的养鱼的生产劳动。而即使改变了生产关系，由无法单一劳动变成了七八户人家合作一起劳动，但是结果也只是一种仅能维持温饱的生产劳动（“幸亏”湖里还有一些菱角、篙巴等可以作菜，当然，螺丝、蚌壳就没有了，都被摸完了）。
第三问题说明了什么呢，秋老师，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村是社会的一个分子，它的特别性可以反映出社会的普遍性。我们村从书记的腐败堕落和为非作歹，到村民的礼义廉耻和行为举止的变化，所反映出来的观念意识和思想认识的变化，均可以说成是我们村的上层建筑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它不是一蹴而成的，它是慢慢形成的。怎么讲呢，邓小平他也没有公开说要你打麻将（民间谚语：毛主席领导我们向太阳，邓小平领导我们打麻将），他虽然不是真心要你发财，但是他还是右手要你发财，左手要你搞精神文明，而且还先后搞了两次大搜捕，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什么说现在的女人们比男人们还懂辩证法，说“男人有钱就变坏”，虽然她们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有了钱就变坏，但是她们明白，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社会风气下，一个臭鸡蛋，难道苍蝇碰到了还不去叮一下吗？秋老师，我们村人的变化，就是这个道理。尽管村民们的日子还过得十分艰难，但是，由于已经丧失了一心为公的经济基础，他们就把一种散漫变成惯性，把惯性变成惰性，把这个惰性下面的无限延伸，即各种丑恶现象，从他们的行为中表现了出来。秋老师，中国特色，它之所以还不同于外国资本，因为它起码还没有从表面上来承认由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对肌肤的腐蚀是合法化的，即使直到它死的那一天为止，它也不会承认。这就是举着社会主义旗帜搞特色或者是搞卖国主义的本质，除非它有一天突然换了一身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服装为止。所以，秋老师，以我们村为代表的上层建筑的变化，不是上层建筑自身独立的变化，而是随着经济基础而变化的变化。而且上层建筑它远远赶不上经济基础的变化，经济基础还总是要求它实行改良和变革，以适应于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而这样的一种同一（一致性），是绝对地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过程是完全同一的。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它远远跟不上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生产力总是要求生产关系实行改良和变革，直到它适应于自己的发展需要为止。而这个过程并不是静止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由之产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而且是时刻地运动着和发展着。
秋老师，我花了这么大的篇幅，以我们村这个点来具体化和形象化，肯定不可能只是为了说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由之而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告诉您，我在阐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同时在阐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而只要证明它们是矛盾运动的，那么，它们矛盾运动的双方，就是对称破缺的，就是有主次之分的。而这个有主次之分的矛盾运动，不仅仅是我们村的特殊性，而且是中国农村其它各个渔民村相似和共有的特殊性。那么它反映出来的，就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普遍规律。事实上，中国改开后的所有领域，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普遍规律。那么，它就形成了整个社会由点到面的累积，而不是以偏概全；那么，它就反映了整个社会从个别到一般的规律，而不是突发或偶然。所以，秋老师，摆在您面前的就只有一个选项，要么您像认同主席的《矛盾论》一样，承认矛盾运动的双方有主次之分；要么您像否定物质决定意识有主次之分，否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主次之分，否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主次之分一样，否定主席的《矛盾论》。
秋老师，刚才谈的是狭义，而且只是从社会主义到特色主义的一个历史阶段的狭义，而且仅仅是以我们村来进行的，下面，请允许我继续展开。秋老师，以上我阐述过的，我父亲作为渔业能手的劳动生产力，在面对无鱼之水的斧头湖时，在自然状态下，他是无能无力的；这就相当于原始社会自然人的捕鱼或狩猎的劳动生产力低下，虽然资源丰富（先只考虑这个物质丰富的地理条件），但是面对自然，他们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秋老师，当我们今天的生产力面对着资源枯竭的世界时，就相当于原始社会的自然人，在生产力低下的历史阶段，面对着资源丰富的世界。这就相当于“1/3对3/1”的倒立关系，如果我们设置世界资源对生产力的比为“小于1”表示人类生存条件在恶化（事实上的确是如此），那么今天和远古的关系，就形成了一个逆向淘汰的循环。因为是原始社会世界资源对自然人生产力的“3/1”的比的生存条件，才让我们人类走到了今天，那么，要想改变生存条件的恶化，就必须以世界资源这个物质为对象进行参考，而且必须由这个物质的本质属性来决定生产力。所以，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是以物质条件（物质属性）来决定的，最终是以适应于人类的生存条件为反作用力的。
秋老师，这个逆向淘汰的循环，这个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就需要我们再去认识，再去总结。当原始自然人的劳动生产力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存需要时，不足以维持他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的生存安全时，他们就必然地要进行联合，进行群居——家族的，氏族的，联合起来，群渔群猎，群耕群种。这样的一种联合，就如同我父亲的劳动生产力，不足以对无鱼之水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生产一样，必须要改变生产关系。所以，秋老师，生产关系，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只有人不再是自然人，而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以适应生产力为发展的，以满足人类自身生存需要为基本条件的劳动生产关系。所以，在这个客观前提之下，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派生和需要，由生产力来决定。不过，生产关系的改变，能决定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秋老师，到这里就有一个逻辑概念，我想来重申一下，后面再说可能有点困难（不是困难，也许是您根本就不能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您总是强调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您把在一定的条件下，改变了生产关系，然后决定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就误以为“哦，原来是生产关系在决定生产力”。秋老师，如果不是生产力的低下，哪里还需要原始自然人去改变生产关系？正是因为生产力的低下，它就如同一种需要去要求它发生改变，指向一种能发展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像这样的一种逻辑对象，是谁对谁发出了“指令性”的因素，才是“决定性”的意义，而不是倒过来，把“服从性”的因素当成“指令性”的因素。而即使在一定的条件下改变了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生产力是人类能动运动对自然的改变能力，它是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所以，它的发展又时刻要求生产关系发生改良和变革，以适应于它的发展要求。
秋老师，当自然人成为了社会人发展了生产力之后，以人类区分于其他动物的生产工具的制造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以及运用生产工具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和提高家庭与氏族，氏族与氏族之间的占领和掠夺之后，伴随着劳动生活和生产资料的剩余，伴随着对俘虏奴役的开始，阶级就诞生了。秋老师，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形成民族和国家之前，是不是一直是以劳动生产力对自然的改造来促进人类的生存发展为主线的？那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剩余和奴役的产生，是不是又要促使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以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所以，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剥削和压迫人的劳动生产关系，是一步一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演变而来的。从家庭到氏族、民族和国家的演变过程中，奴隶生产关系的形式化，是由一个氏族、部落、民族形成累积和扩大之后，形成了规模化之后，才形成制度化的。所以，为什么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属于是自然过程，因为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都是物质的生产与再生产。像这样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生产关系的演变，这样的累积方式，这样的扩大方式，这样的形成规模化之后，再形成制度化的规律，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是这样，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还会是这样。只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不再是被动地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来改良和变革，而是主观能动性地适应于它们的改良和变革。所以，从奴隶到封建，从封建到资本的生产关系，一直到永远，尽管最后的制度化是由阶级斗争确定下来，但是，一旦确定下来之后，它就马上又开始了它从生到死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秋老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更是这样。一旦自然人成为了社会人，由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开始了。经济基础，大家都知道，是指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所以，只有当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之后，有了经济基础之后，决定上层建筑适应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就开始了。因为，如果没有社会关系，那就谈不上生产关系，更谈不上上层建筑。所以，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是自然过程，上层建筑适应于经济基础的发展也是自然过程。所以，没有自然人的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的改变和发展，就一定没有社会人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要求上层建筑的改变和发展。而这个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所演变的过程，从家庭、氏族、民族到国家，与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决定所演变的过程一样，都要历经形式化、扩大化、规模化和阶级斗争的制度化来依次确定。而这一规律，同样对应于从奴隶到封建，从封建到资本，以此类推，直到永远（阶级和国家消灭为止，不过那个时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高度文明的上层建筑）。只不过是，上层建筑的演变，由于它是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其庞大的身躯需要一定的历史周期去完成一次新陈代谢的过程，所以，它总是跟不上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又必须由经济基础来决定它的变化。而它一旦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阶级斗争确定了下来，来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那它也与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决定一样，又开始重新由经济基础来决定，并马上开始了它由生到死的否定之否定的全部过程。
如英国到1845年，持续500多年的圈地运动才逐渐消失，而这个时段，距离1649年处死查理一世，诞生英吉利资产阶级共和国才不到200年。当然，这还是根据圈地规模较大且按照中世纪末来计算的，如果追溯圈地规模的大小不同而继续往前推，那起码还要加个500年。也就是说，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雇佣劳动力源泉的圈地运动，在资本主义制度最终确定之前，最少也已经存在300多年的历史了。从封建社会一经产生家庭作坊向行会或手工工场发展的生产力，就开始要求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要发生改良和变革，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这个改良和变革，它不是一步到位的。就像上面已经交代过了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运动形态一样，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新生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就强烈地要求把这样一种新生的，以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形式，进行扩大化，进行规模化，最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制度化，这已经成为了历史规律。而随之而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是这样，这是它们同属于物质决定意识的同步发生和发展，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循环铁律。如随着手工工场的进一步发展，殖民主义的扩张，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经济基础得到进一步地加强，那么它们就要求有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如政治和宗教等上层建筑，可是这就与英国保护封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对封建经济基础的不断瓦解，经过不断反复曲折的斗争，最后先后通过苏格兰和英格兰（那个时候苏格兰实际还是个独立的国家）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起的对英国封建专制的革命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终于确立了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建筑。
秋老师，我以上所演绎的，是两个“决定论”的运动和发展，这两种矛盾的运动方式，在抽象性的轮廓下，我基本上赋予了其运动的形态。我敢肯定地说，我用矛盾运动的规律来演绎它们，我的思维形式，肯定是正确的。之所以我敢这样说，因为历史就是这样运动而来的。所以，至于您说的，“马克思只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很少几乎都没有（注：这是表示完全没有）讲生产关系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六论新社会主义》），这是因为您根本就没有思考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用什么思维形式来演绎的。这就与列宁批判一些人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哪里”一样。我告诉您秋老师，《资本论》，它其实是一部伟大的唯物辩证法的圣典，而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的圣典。她的景象不是病入膏肓的死寂，而是生动活泼的阶段斗争的凯歌。由于她本来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演绎的，是从狭义到广义来反映整个人类的阶级斗争的历史的。所以，她不是类似在西瓜地里顺藤摸瓜，而是相当在烽火堆旁弃暗投明。如果谁要是不从这个反映论出发，不是从这个认识论去观察历史，那他就看不到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运动形态，那他就看不到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运动形态；而只要是看不到这两种形态的矛盾运动，那他完全就是用书呆子的刻板，用静态的经济标尺在度量着这部伟大的唯物辩证的圣典。
秋老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这两个“决定论”的运动形态（实际为一个总形态，物质决定意识），在这样的一种情景之下，来展示这个历史巨人的肌肉的。首先，他以大工业革命高度发展的英国资本主义为中心，设置了时间和地点；其次，他从中心横向辐射到像他所说的英国的学生德国一样的君主制国家（共和制的法美也是英国的学生）为背景，设置了区域和范围；其三，他以具体人即资本家和工人以及这个具体人的行为即资本和雇佣为对象，设置了人物和事件；其四，他以雇佣劳动力的商品物化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流通中的主要矛盾为根据，设置了纵深和发展；其五，他以资本形态的循环变化与商品再生产和流通的形态变化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经济危机）为依据，设置了横贯和立体（烟火）；其六，他以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为辩证，设置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果和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必将到来的未来。秋老师，请注意，这个“设置”，它不是假设的“设置”，它也不是系统规划和条件限制的“设置”，而是根据各种不同的视角维度来摄影，来如何把历史巨人五大系统的活动肌肉，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的一种实录方式。这个就可能跟您的一种实录方式有点区别，您是拿着一块玻璃镜子在看历史巨人，巨人在您的镜子中展现的正好是手性和镜像，是反着来的。明明巨人展现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运动形态，您在镜子里面看到的却是相反的运动形态；明明巨人展现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运动形态；您在镜子里面看到的却又是相反的运动形态。不过，秋老师，您相对于李嘉图他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您基本上还是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不像李嘉图（当然，他不在马克思之后），他是把剩余价值看作是固有的东西，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他是把摄像机倒立着看，所以劳动生产率（不是“生产力”）在他的眼里，就没有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有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不过，秋老师，区别是有区别，但是对于“决定论”来说，性质差不多。不管是您还是李嘉图，只要是拿着镜子和倒着摄像机来看待历史巨人的，它的两种运动形态就一定会是“相反”或“颠倒”的！
秋老师，展示历史巨人的肌肉是这样，其实解剖（透析）历史巨人的机能也是这样。什么是机能呢，这个就是巨人五脏六腑的神经枢纽和头眼手足的活动能力。再说简单一点，对应一下，能力就是生产力，枢纽就是生产关系；活动就是经济基础，神经就是上层建筑。一个人的能力有了问题，枢纽协调肯定出了毛病；枢纽四通八达了，能力肯定会得到加强。一个人的能力加强了，就加强了身体的活动；身体的活动加强了，人的精神（神经）就会抖擞；精神抖擞了，活动就更加灵活。秋老师，历史巨人也是这样的，它跟人一样，都有某个身体部分包含整个生命遗传信息的功能。比如说商品与货币，如果商品是血液，那货币就是血管。商品是血液的再生产流通，货币是媒介的管道作用。如果没有商品的这个血液，就不需要货币的这个血管。所以，商品的血液就决定着货币的血管，当然它们具有反作用。比如说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血液中含有无机盐、氧以及细胞代谢产物、激素、酶和抗体等各种营养成分，有使用价值，是与各种器官组织有交换价值的承载体。所以，没有使用价值的血液，就没有交换价值的血液对器官的供应；没有血液的供应，器官就会衰竭。所以，血液的使用价值决定血液供应器官的交换价值，当然它们也有反作用，如心脏不再跳动，血液就会停止供应。再比如说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这个里面有劳动生产力、劳动强度和工作日三个因素，每两个因素不变来决定第三个因素，或者是三个因素同时发生变化，像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的循环也是这样。这个复杂的运动，就更加像人身体器官相互协调和相互制约的能动活动。当然还有像其他的类似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相对人口与产业后备军，等等，都具有相对统一的性质，都具有主次之分的性质。可以说，秋老师，矛盾主次之分的“决定论”，在历史巨人的身上无处不在，它们都是这两个“决定论”的——总体称为是物质决定意识的反映论。
秋老师，比如说转基因和“核地雷”（AP1000），这是“决定论”最好的辩证说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大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先进的高科技设备和机器发展了生产力，它却在不断地在排挤着雇佣劳动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地走向垄断化，排挤雇佣劳动力所出现的相对人口过剩的现象就会越来越严重。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相对人口过剩的现象，一度是为了保持一定的廉价的雇佣后备军；可是，一旦社会化大生产的无限性与生产资料世界性枯竭的有限性发生了矛盾，并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对抗性矛盾发生了叠加，那相对性的人口过剩的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沉重负担。秋老师，转基因技术的诞生，就承载了这样的负担。一方面，它暂时解决了一部分工业需要的生产资料的资源危机，缓解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总崩溃的时刻到来；二个是，它又暂时解决了绝大部分相对过剩人口的生活资料，缓解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政治危机总崩溃的时刻到来；三个是，它又用这种猪狗都不能吃的毒药（加上疫苗）来慢性毒杀相对剩余人口，以彻底斩断所谓危害资本主义政治的经济的革命因素。所以，转基因是什么，根据它的使用价值，它既能作为高科技的生产力，又能作为高科技的生物毒剂（武器）。如果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实行转基因，既可以垄断农业（种子不能发芽），又可以实行生物战争打击（当然，目前全世界能在本国接受转基因食品和种植的，没有一个不是主动或者是被动地接受）。关键是，由于种植转基因可以配套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系列不需要除草（事实上出现了超级杂草），或者是向水稻转入BT毒蛋白类的作物种植所谓可以杀虫而不需要扯草，这样就可以相对性地减少农业劳动力（当然不会增产，甚至还减产，但是这不是统治阶级真正所关心的问题），把这些似乎是多余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雇佣劳动力或雇佣后备军。秋老师，这种用转基因来排挤农民，相当于圈地运动把农民赶了出来，但又比圈地运动更加高明的，而且不是转基因唯一使用价值的高科技生产力，就必须有相应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我们知道，美国和英国等早就完成了这项工作，它们根本就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维系雇佣后备军的供应，所以美国种植转基因是有其战略目的的，这个先不谈；所以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前年要求英国本土不要被转基因污染，这个也先不谈；我要说的是，转基因生产力在中国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到底是什么。
秋老师，为什么中国人民抵制转基因，虽然舆论已经捅破了天，但是人家就是不理不睬，而且像陈锡文那样，竟然说反转是无知，为什么会这样？秋老师，这是因为，转基因目前在中国，已经不仅仅是所谓食品安全的问题了，它已经是一种高科技的生产力在决定着中国的生产关系。中国的农民工3亿多人（绝对不止），都在作为劳动雇佣工在维持着中国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这些人相当于是用转基因像圈地运动那样把他们赶了出来，而维持他们吃的问题，包括整个中国人民吃的问题，中国自己的农业生产能否解决这都不重要，因为有美国这个根本不需要用转基因来解决雇佣后备军的国家，在背后用转基因毒食品在为中国提供保障，而重要的是它们要用这样的一种生产关系，来维持住这样的一种殖民发展方式。所以，秋老师，近几个月以来，虽然我们表面上看到了什么孟山都等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是越来越少，但是，只要我们是认真调查和研究了中国自己的孟山都——深圳市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我们就发现，中国自己的孟山都比美国的孟山都还要凶狠，还要毒辣。中国的孟山都公司即创世纪公司董事长吴开松先生，当他说了一句什么“我们终于打败了美国孟山都”（当然，这是表面）时，这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民族矛盾来作为策略的反转运动，已经进入到了最惨不忍睹的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因为，创世纪它不是用非转基因来所谓打败孟山都的，他们相当于是伪军直接接下了孟山都要干的活。因为，对于孟山都在中国臭名昭著的影响来说，创世纪这样的暗度陈仓，更显隐蔽和狡诈，这也是包括很多反转人士都不知道“创世纪”这个中国孟山都巨头的原因。当它们完成了这个交接之后，还自封了一个“打败了孟山都”这个民族英雄的荣誉称号。所以，吴开松先生先后受到了邓朴方、回良玉、汪洋等大人们的接见，其公司转基因育种的范围，早已经有了大米、玉米和小麦等等，早已静悄无声地在中国遍地开花。秋老师，根据我的深入研究，如果按照陈锡文最近的供词所说，中国目前还超过有20亿亩耕地（温家宝2007年说什么18亿亩红线，可见，改开之前，中国的耕地面积不会低于23亿亩），如果是这个数据的话，我敢断定，中国到目前，起码有14亿亩耕地都种上转基因（本人对《科技日报》2013年公布的5.7亿亩转基因种植在创世纪公司内部人接受记者的采访中找到了出处，原来是指棉花就有5.7亿亩，那蔬菜的3亿亩呢，那玉米的3亿亩呢，那水稻和小麦合计的9亿亩——像湖北种植转基因水稻，像山东、河南、河北前年和去年全部种植了转基因小麦一共又有多少呢）。
最耐人寻味的是，袁隆平于2014年4月15日去到创世纪海南的种业基地去作指导工作（可见他到底是干什么的），而习总于6月4日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大力表彰这个一直以超级水稻冒充杂交水稻而实属转基因水稻的所谓“杂交之父”。这使我想到了吴孔明所长的真情表白，“中国没有拒绝转基因的资本”；这也使我想起了习总含糊其辞的话，“技术和粮食一样，靠别人靠不住，要端自己的饭碗， 自立才能自强”。这两句话结合在一起就明白了，端在自己碗里的粮食，它不是有机食物和非转食物，它还是转基因毒食物，因为“中国没有资本拒绝转基因”（他们认为）。事实上，情况的确是这样。如果可以引申的话，原来习总去参观的大飞机，身体一大半都是国外的，这个所谓的大飞机梦，只是一个组装货。AP1000就更加不谈，等一下来讲。秋老师，看来吴孔明在说实话，他的逻辑是辨证的，他直接揭示了转基因作为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只是没有点明是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而由于他是唯心辨证，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所以就只能说是没有拒绝的资本。其实，资本当然是有的，那就是人民，而且仅仅只是人民！
秋老师，转基因作为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是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而这样的殖民经济基础，所决定出来的上层建筑，会是独立自主的吗？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俄罗斯，人家从总统到总理，明确宣布严禁转基因，人家的经济基础不是殖民化，所以人家的上层建筑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所以，有人不懂唯物辩证，一味地要求中国从形式上出普京，不废除转基因这个生产力，以及它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不废除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经济基础，那上层建筑是绝不可能出普京的！相反，如果有人从上层建筑搞形式上的普京，而实质是巩固和维系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那就是更加原形毕露！秋老师，核电站即“核地雷”（AP1000），就是最好的注脚。秋老师，中国为什么要发展“核地雷”，您会说能源不够用，那能源够用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发展，您估计就不会说了。秋老师，我来说，是为了发展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倘若我们中国废除了这个殖民发展方式，能源还够不够用？估计您还是会说不够用，如果您还是这样去想的话，那就完蛋了。秋老师，我们要把转基因和“核地雷”结合起来看：中国人民先不谈发展，先只想做一个正常人；一个天天吃毒品的国度，你还有什么资格谈发展？！那就是，先消灭转基因，把被转基因赶出来的农民放回家，回家去干什么，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接着干什么，根据“八字方针”重建国民经济的根本基础即农业。而这个起初，只是为了活命，解决吃饭的问题；因为这个饭，它决不能是毒品，它一定是正常的人所吃的饭，先不说是有机，起码是非转基因的吧？！这个生产关系的形态，将如何随着转基因这个生产力的消失而消失呢？秋老师，如果3亿多农民工全部回家种田活命，那还存在“世界加工厂”的殖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吗？没有了这个能容纳3亿多人的“世界加工厂”，那能少多少度电？少多少吨煤？少多少钱送给老外？
秋老师，实际上，根据美国已有的104座（新资料说是117座，待核实）核电站的发电量，也只是占美国消费总电量的16﹪-20﹪，即使中国41个“核地雷”全部投入运营，对中国而言，发电量能占10﹪吗？而如果3亿多人的“世界加工厂”消失了，中国还需要这个“核地雷”的发电量吗？如果有人说，即使中国没有了“世界加工厂”，也必须要造“核地雷”，如果真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就是缺德！为什么要骂这样的人，因为你是把眼前的可以不需要的需要留给了自己，把长远刚性的不可解决的解决留给了后人，相当于你是在害人，这样的人不是缺德是什么？如果你是解决了核废料的处理，像有些污水处理厂一样能处理污水，而不是放任自流，那你可以造，否则，是坚决不能造的！如果主席在世，他也是不会造的，因为他的原则就是眼前的利益要服从长远的利益。把一个已知的利益留给自己，把一个未知的巨大危害留给后人，这本来就是资本家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而丧失人性而敢上绞刑的可怕行为（当然那个时候他们早已身首异处了，还哪管日后洪水滔天），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应该干的事情吗？
秋老师，可是今天在中国还真有人干，而且还干得非常出奇。一般来说，即使利令智昏，即使要干，起码也应该是自己的核技术吧，因为这起码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吧？！可是有人却偏偏跟我们开玩笑，开的还是国际玩笑，偏偏把美国西屋公司的“核地雷”引了进来。不但如此，更为可怕的是，西屋公司只有30亿美元股权，在2005年6月，在中国将于2006年12月份准备宣布中标之前，竟然差不多提前一年半的时间被日本东芝以高达50亿美元的溢价收购，而这个日本东芝，竟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幕后财团——三井集团的旗下公司（不可怕吗）。秋老师，您知道AP1000与我国制造的2.5代设备有什么不同，我告诉您，区别是一个是主泵，一个是爆破阀。西屋公司设计的这个AP1000的主泵是屏蔽泵，说是可以避免泄漏，这样一下子就“吸引”（起码要找点理由）了我们的前任政府，把中国本土核电和俄罗斯核电的竞争对手全部砍掉。秋老师，您可知道，这只是西屋一张图纸啊，全世界都没有见过AP1000是个什么东西，您怎么知道它相对性的隐蔽，没有其他的问题，难道它不工作了吗？我国已建的核电都是轴封式主泵，而这种像大亚湾核电站主泵密封泄漏流量异常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主泵轴封注入水中含有微粒杂质（2011年《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二卷），才造成在主泵一号动、静环密封面附近出现电泳现象,出现密封表面的沉积,使得密封动、静环流道的特性发生变化,造成密封泄漏流量的异常。秋老师，这其实是一个小问题，就好像泡茶过滤的时候，过滤网稍微细密一些就行了；而对于主泵来说，只要是解决了包括温度调节法、切换滤网法等小问题，就万事大吉了。而实践表明,这些方法对于控制主泵密封泄漏异常问题有着显著的效果,这完全可作为解决该问题的通用方法。但是，我们的政府似乎什么都没有看到！
秋老师，核电站分为核内岛和常规岛两大部分，核内岛提供热能，常规岛将之转化为电能。而AP1000核内岛的关键七大设备（压力容器、堆内构件、控制棒驱动机构、蒸汽发生器、主冷却剂泵、稳压器和反应堆冷却管道），被官方立论的所谓制造难点，一个是所谓的屏蔽泵，一个是主管道是锻件不是以往的铸件，一个是所有设备必须满足60年寿命的要求。其实，这几个所谓的难点都是相对的，因为这些想出来的设计，西屋公司不但没有做出来过，即使做出来了，它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所以，西屋公司它肯定没有安什么好心，会把一项成熟的高科技成果，放弃美国对中国的一贯封锁（除了转基因和“核地雷”），而毫无条件地奉献给中国人民，事实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其实，西屋公司自己也拿不准，它一个是在拿中国做实验，另外就是，即使这个设计有天大的问题，把它当成“核地雷”来彻底地控制中国，那是绰绰有余了。
秋老师，我在《“核地雷”把中华民族绑在亡国灭种的道路上》中大体介绍了一下IVR技术，中核电集团的一个微博对此做一个回应，说我是危言耸听，但是我没有必要回复他，因为，那都是走卒般的回应。秋老师，前面我提到过的一个不同之处，即所谓的爆破阀，用的就是IVR技术。在AP1000中，设置有4个用IVR技术控制的爆破阀，其目的就是用炸药爆炸切断原来封面的管道封板，以所谓满足应急打开要求。这个爆破阀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们先不作结论，但是我们可以推论，修复呢，又是谁去修复呢？日本一个因辐射患癌症身亡的工程师的自述表明，核内岛的任何修复工作，都是像轮流冲锋一样的，每个人不超过几分钟。本来可以电控的，你非要用爆炸，你是不是疯了？其实，秋老师，这还只是一个方面。在AP1000中，还有可以用IVR技术来控制其他设备发生移位脱节和电子点火爆炸的问题，这才是巨大灾难的核心问题之所在。在中美核电主设备设计制造技术的转让协议中，有最关键的一个东西美国没有转让，那就是控制系统。这里面有两个选项，第一， RCP（Rapid Control Prototype），有人称之为计算机程序－EMD，其实，它是仿真技术，是快速控制原型，能对实际对象（核电设备）进行控制，并能在线“优化”控制参数。可怕吗，秋老师？第二，电控EX-SAM部套，也就是系统全部技术资料，这个也不在转让之列，如果出现了什么“出现不可抗原因”（官方语言，不就是核泄露和核爆炸吗），由第三方来提供资料，就是说中方没有系统资料。秋老师，这两个选项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方既不能控制“核地雷”，也不能了解“核地雷”，至于原因，美方是这样说的，这是军事秘密（请参考“发改委”的《AP1000主要核岛设备国产化情况》）。
秋老师，中国自己的核电技术制造能力到底如何呢，2012年7月《中国能源报》报道，上海重型机器厂有限公司和上海交通大学合作研制成功的“AP1000核岛主设备大锻件”和“高温气冷堆核岛主设备大锻件”的科技成果，不仅是世界首套，不仅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已经超过了国外同期进口的锻件。这就说明，中国不是没有研发高科技的能力，关键是想不想研发的问题，是站在什么基础上研发的问题，是为谁而研发的问题。据悉，在这次仅仅只有三年的研制过程中，“上重公司”就申请发明专利30项，其中2项已获授权，实用新型6项，均已获授权；撰写标准17份，其中国家能源行业标准12份（ 7份为主编），企业标准5份，同时发表科技论文14篇。还有，秋老师，中国科学技术部于2013年4月15日公布，世界首台AP1000核电机组主管道在浙江三门核电站焊接完成，这种对冶炼、浇铸、铸造、热处理、深孔加工和弯管等工艺都有着较大难度的高科技工程技术，标志着渤船重工和二重集团的熔炼能力、锻造能力、精加工能力、锅炉处理能力以及检验能力均已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其实，中国像这类有能力的重工企业还有很多，如哈电集团等等。呜呼，秋老师，这是不是悲哀？从以上可以看出，美国西屋公司只是简单地把中国当成实验基地吗？它和它目前的实际老板即日本三井集团，从这个里面学到了什么？秋老师，想想我们中国人民，也真是有智慧啊，也真是敢为人先啊，人家是要你死的，没有想到，你却搞出了这么多发明创造；如果中国有些人不是去做狗，能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或者说如果继续沿着毛泽东主义的道路走下去，那些不该下马的各项高科技工程，或者30多年来能有更多的发明创造，时到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今天会是什么样子？秋老师，这一切都不能想象，因为有人就是要葬送这些。虽然我们的科技工作者针对AP1000，发明创造了这些高科技成果，但是，他们掌控不了自己的科研成果是为谁服务，摆脱不了对AP1000的科研是被谁利用，他们也不可能不为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服务，因为他们全部都被掌控在卖国主义的上层建筑之下。
如果有些人真的是重视高科技尖端技术的话，为什么在所谓科技兴国的两个计划（“863”“973”）和两个工程（“985”“211”）的国策下，胡伟武团队的龙芯科研起步怎么就那么艰难？他的导师三番五次地申请科研资金，可是就是得不到审批；胡伟武团队的科技成果市场化（这不是他的本意，这是走投无路没有办法），差点在北京都没有落脚之地。秋老师，如果不是胡伟武带领团队在毛泽东思想的鼓舞下，为了民族的振兴而忘我地战斗，龙芯，这个IT行业的心脏，能在中国独立自主地问世吗？非常感动的是，每一个小小的收获和成绩，胡伟武都要带领他的团队去毛主席纪念堂向毛主席汇报，就这一点，环视中国科学界，谁能做到？环视中国科学界，从“0”起点的，没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的，干出了什么重大发明创造了？！而就以上的AP1000的那些发明创造，那是毛泽东时代传承下来的科技成果的再衍生，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如果有些人真的重视高科技尖端技术的话，中科红旗举步维艰从去年拖到了今年的6月27日，各级领导无人问津，因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只能宣布拟以公开竞价的方式转让公司的全部注册商标和全部软件著作权等资产，他们为何弄到这般田地？原来其区区2000万的债务总额，其绝大部分竟然都是员工的工资？！那就是说，凡是真正是为了国家根本利益的，国家不管；凡是真正是服务于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有人那就义不容辞？！所以，照这样下去，即使AP1000将来全部实现了国产化，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这跟转基因的国产化，其意图和目的不都是一样的吗？那我们还有必要纠结一个像表面上的“981平台”的这样的事情吗？秋老师，上层建筑本身就有自我矛盾，它有光明正大的上层建筑，有阴谋诡计的上层建筑，这是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就你中国可以用好听的上层建筑来哄老百姓，人家越南和菲律宾就不需要用民族主义的东西来哄一下老百姓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每个国家内部都是一样的。既然都是美国的马仔，那就都要顾及到一些本国老百姓的民族主义义愤。只是可惜我们，明的是在反日，暗的却把实则为日本东芝的AP1000请了进来；相当是玩过了火，没有搞清楚自己的身份，以为弄个全民反日和选择性反腐就自以为是普京了，被美国老大一周旋，不该撤也必须撤——国内的矛盾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当然也不管你用什么“红旗”来解决矛盾了。所以，秋老师，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在紧跟美国的各殖民国的上层建筑中，早已不复存在；其转基因的生产力，其AP1000的生产力，其交叉作用，对中国而言，只是为了服务于共济会这个最大经济基础的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这才是主要的，这才是他们所关心的。而为此，当我听到有人在“两院大会”上讲“加快东部核电站建设”时，我总算是“开心”地笑了。
秋老师，我用如此大的篇幅来讲转基因和“核地雷”，也是一种忍无可忍的倾诉。中国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即生产关系，是上层建筑的能动反映。而当这样的发展遇到不可持续的发展时，科技成果转换为生产力，就将决定生产关系继续维持住这样的发展方式。而这样的经济基础，外汇储备都在人家手里的经济基础，将决定上层建筑继续往亡国灭种的道路上迈进。秋老师，唯物史观的不破不立，不止不行，不废不新，这不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朝纲，而是历史巨人蹒跚而来的绝对真理。在以上的演绎中，我们也看到了上层建筑的作用，而且是决定性的作用。比如有人支持袁隆平和“核地雷”的决定性作用，比如胡伟武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从总的人类历史上来讲，还是属于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反作用于生产力，而且还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还是属于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在一定的条件下，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秋老师，我以上所讲的这些，算是两个“决定论”继续延伸，其实这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的框架内容。不是马克思没有讲清楚这些，而是您根本上没有看清楚这些。我本来是准备对您的《六论》进行逐句解析的，一个是篇幅限制，一个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您的主要问题还是物质决定意识的本原论问题，不管您如何变化，万变不离其中。现在我只想再在您的《六论》中，挑出来我没有提到过的一个重点的东西出来说明一下，以正视听。
秋老师，您引用主席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以想表达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可惜您完全没有搞清楚主席的逻辑思维形式和内容。下面我把主席的批注引用出来，“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个问题，其实我上面已经花了很大的篇幅说清楚了，但是因为您总是修正和歪曲主席的意思，所以我又不得不在这里再来强调一下。不管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还是依次到封建社会及其他社会，都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形式化，到扩大化，到规模化，再通过阶级斗争最后确定下来，进行制度化。这个过程中，既然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么，在生产关系逐步与生产力发生相互作用的时候，它们一定的经济基础当然就决定着上层建筑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着上层建筑的革命因素，当然同时是在“造成舆论”，为“进行革命”创造条件，为“夺取政权”积蓄力量；而只有最后通过“夺取政权”，建立了新的上层建筑，进行了制度化，才能彻底改变旧的经济基础，确立新的经济基础，进行制度化。而一旦新的经济基础被制度化，新的生产关系被制度化，那么“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那么这样才能适应于生产力要求改良和变革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秋老师，主席的批注应该是这样来理解的，而不是您那样是去掉前因，只讲结果的一种理解。其实，一旦新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制度化被确立下来，它们就又开始了生产力继续决定生产关系而随之经济基础继续决定上层建筑的矛盾循环。为什么主席不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还存在着矛盾，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因为直到主席逝世之前，还存在的四种所有制形式，这四种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其实就是矛盾的；而所反映出来一种运动状态，就是中国各个阶级客观存在的一种阶级斗争。虽然它们不是疾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但是，一旦上层建筑的矛盾发生恶化，像通过政变一样彻底改变了上层建筑的走向，生产关系，就将适应于这四种所有制之中的，私人占有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保留其存在是为了在初级阶段满足于一种商品供应需要的生产力（如分田到户）。所以，秋老师，我们判断和理解主席的逻辑思维形式和内容，一定是要唯物辩证地认识它和学习它，而不是像您这样掐头去尾，断章取义。而正是主席看到了这样的矛盾，他才能够区分，哪些是敌我矛盾，哪些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样才能使他能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正确地运用要文斗而不要武斗的斗争方式，去进行斗私批修。说到这里，秋老师，我想强调一个要点，我们总是习惯于讲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后”什么的，文革在主席在世的时候是一塌糊涂的吗？难道他的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其路线方针政策是错误的吗？难道在这个期间的经济基础是右派说的“崩溃”和生产力是右派说的是“阻碍”的吗？如果不是，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胜利的。至于到今天被走资派颠覆，其政治性和逻辑性用语应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被颠覆后”。所以，是谁发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性虚无和逻辑性混乱的用语，是完全错误的。这与右派的用语一样，搅乱了当今青少年的第一认识，我认为是到了要辩证过来这个政治性和逻辑性的用语的时候了。
秋老师，关于您在《六论》中说刘少奇和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说毛主席是反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我想留在下一个副标题《评正反合和毛邓论》中来讲；关于您用“五段论”来批判马克思，我在上一个副标题中已经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也本来在这个副标题中来展开的，但是通过梳理，觉得还是放在《评新社会主义》中来讲为好。这个篇幅余下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话来回答您的问题。检验一下您歪曲和反对他们的，跟他们自己的原意是不是一样。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我的论证就是无理无据的，我当然不会这样。我对您的理论体系最初的感觉就是，正如马克思评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过于深入地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这个爆炸性问题是非常危险的。”（《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564页）秋老师，我虽然不知道您为什么要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但是我知道您起码从形式上拥护毛主席和江青同志在本能上是正确的，但是您这样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又是反对毛主席的，而且还提出了所谓的“新社会主义论”，不过这又是没有什么危险性的。您一开始就说自己是客观的，可是对于马克思说历史发展是自然过程，您又出尔反尔地是坚决反对的。如马克思说的，“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话，不可能有大私有者阶级。”（《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558页）秋老师，难道马克思说的这样的一种剥削阶级的自然形成过程有什么不对吗？如“只有当人类通过劳动摆脱了最初的动物状态，从而他们的劳动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的时候，一个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另一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关系才能出现。”（《马恩全集》同上）秋老师，难道马克思说的这样的一种被剥削的自然形成过程，不是规律性的吗？
说得严重一点，秋老师，您根本就没有弄清楚自然过程是一种什么东西，以为是没有人参与其中的一种空间就是自然，是不是？其实，您完全搞错了，您是把人这个自然之物，排除在自然之外，被当成了上帝。而根本没有认识到，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根本没有认识到人类的全部活动，即生产与再生产，即劳动，就是自然过程。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01-202页）秋老师，马克思这种精准的描述，把整个人类的劳动自然过程说得多么生动啊！这个“潜力”是什么？不就是“意识”吗？不就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吗？而“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不就是说“意识”由人来决定，由人这个自然物质来决定吗？不也是在说“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来决定吗？而这样的一种“决定论”，不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过程吗？
秋老师，请您再看看消灭旧的生产关系，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怎样实录这种历史自然发展过程的。“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831页）秋老师，马克思在这里实录的是旧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排斥新的生产关系。但是，新的生产关系要想存在，要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新与旧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该如何自然演变呢？秋老师，请看马克思的继续实录。“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那就象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马恩全集》同上）秋老师，您不觉得这后面的历史实录很熟悉吗？主席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不是主席对马克思的一脉相承吗？
秋老师，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而且在一定的条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您说马克思只讲前者，不讲后者，我说您在造谣！！如果您是看不懂，那没有什么，但是，如果看不懂，还说看懂了，而且还说马克思没有说过，那就是造谣了。马克思自己也说过了，《资本论》中，最难的一章是《商品》这一章。这也难怪，在我认识的同志们中，没有看懂的，也有，但是这些同志是抱着啃骨头的精神在学习它。在这里，我要戳破您这个谎言。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403页）秋老师，您理解“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之前的这几句话没有？前面讲的不是生产关系是什么？这个引用的部分不是在说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是什么？马克思接着说，“工场手工业分工不仅只是为资本家而不是为工人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而且靠使各个工人畸形化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它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因此，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文明的、精巧的剥削手段。（《马恩全集》同上）秋老师，这个“…不仅…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而且…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在说明“工场手工业分工”这个生产关系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了吗？
秋老师，您再睁着眼睛看看。“生产资本形式的储备，是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的，这些生产资料或者已经处于生产过程，或者至少已经在生产者手中，也就是已经潜在地处于生产过程。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从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比一切以前的生产方式更加发展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种以劳动资料形式一下子全部并入生产过程，并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反复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料（建筑物、机器等等）的量，不断增大，并且这种生产资料的增大，既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159页）秋老师，您应该可以看得到这个里面的两层意思吧，一个是括号里面的“它比一切以前的生产方式更加发展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说的是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另一个是“既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说的是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在辩证地阐述着这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一种结果。
秋老师，如果说马克思阐述的以上的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者是决定性作用不是很直截了当的话，请您再睁开眼睛看看。“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下第891-892页）秋老师，这段引文前面最直白的生产关系决定性地反作用生产力，不需要我再多费口舌了吧？这就可以证明，不是马克思没有说，而是您没有看到，或者是视而不见吧？！“为整个社会结构…政治形式…国家形式，找出…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您应该知道是“经济基础”了吧？这些关联语句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的是当生产关系决定性地反作用生产力的同时，上层建筑也在决定性地反作用经济基础。而后面的从“不过”开始到结束，说明的是最终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是“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的“意义”。
秋老师，马克思逝世之后，像您这样的歪曲和反对马克思的人不在少数，马克思的革命战友恩格斯，为此问题也进行过反复说明。在这里我就不引用列宁和毛主席的相关论述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开天辟地，革命导师恩格斯完全有资格来代表马克思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虽然我们不能孤立地以人物的时代不同来分割马克思主义，因为客观来讲，唯物辩证法，讲的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那么，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列毛主义，这是按照体系来讲的，而且是按照历史的生动活泼的矛盾运动来讲的。只要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就可以都序列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秋老师，我也不多费口舌了，看看恩格斯是怎么说的。“我们认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上第119页）秋老师，恩格斯在肯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前提下，也同时在说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且也在说明是“谁”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反作用，而且是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秋老师，下面是两段长文，我认为值得任何人再学习，这是恩格斯对那些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回击；在当今，也是对那些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东方的毛泽东主义者”的有力回击。我将不对引文再做任何说明，因为恩格斯已经说得太清楚了。引用完毕后，将结束我这个篇幅对秋老师的信帖。我自认为我是一名普通的战士，虽说是受秋老师的邀请，但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也必须要进行实事求是地说明。捍卫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每一位毛泽东主义者的光荣职责，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不但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相反他是真正用自己的鞠躬尽瘁在捍卫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而凡是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他必定是修正主义，也不管他是如何举着毛主席的旗帜，其本质是已经在亵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这个问题的性质其实就是这样，所以我认为秋老师必须要自我反省，这是我认为在反思之基础上的更进一步深入，否则，后果真的很严重！恩格斯的长文如下：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是这样来判定您的第一个主要论据的：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在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勃兰登堡由于掌握了普鲁士而卷入了波兰事件，并因而卷入了国际政治关系，后者在形成奥地利王室的威力时也起过决定的作用）。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脉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末，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其次，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突出的例子。《资本论》中的许多提示也是这样。其次，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
为详尽的阐述。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马恩全集》第三十七卷第460-463页
秋老师，先说个事例吧。改开前，我们大队每个生产队都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渔业生产，我们那个斧头湖相当于“洪湖水浪打浪”一样，队员们“晚上回来”，都是“鱼满仓”。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能定期休渔，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可是改开后，那对不起，侯爷的王爷的都出来了，定期休渔也不存在了，湖里面，那是虾子鰟皮（土话，很小的一种鱼）都被搞得一干二净。以前，湖里有莲藕，水里有群鱼，水面有荷花莲蓬，各种大雁野鸭水鸟成群结队宿栖在湖畔，叽叽喳喳，欢歌笑语；现在呢，那是湖里没藕，水里没鱼，鸟惊鸿飞，鸦雀无声。我父亲在世的时候，那也是一顶一的渔业能手，可是，面对有水无鱼的资源枯竭，他是有力无处使。后来没有办法，他想搞拦网养鱼，可是一家一户也是做不到的，于是他就联合了七八户人家，合伙承包了一块湖面，进行了围养，这样才总算是解决了一家老小的生存问题（其实还是很艰难，大妹妹因此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另外，改开前，大队经常开一下会，不是大队会（爷爷是农协主席），就是小队会（父亲是一队队长），要么是学习文件，要么是布置任务，时而搞点民兵集训（三姑妈是民兵排长，家里有枪），小学（学校）时而搞点忆苦思甜教育和义务劳动。因为我们是渔业队，旧社会叫鱼花子（说有一身腥味），都是住在船上，70年大队集体烧窑每家每户盖了红砖瓦房，还每家每户安装了广播。从此队里来了赤脚医生，县血防站每年都要来我们队进行蹲点，检查和治疗血吸虫病（全部免费）。大队从书记到社员，休渔期和年关前后，除了留少数社员修理渔具和船只外，其余的不是上江堤就是上湖堤，修路筑坝，参加义务劳动。那个时候，人们觉悟高，干劲大，民风好，学习多。作风方面，谁要是干了一点偷鸡摸狗的事情，那真不知道是多么丢脸的事情。男女作风方面，那更是不谈。
改开后，情况就不一样了。首先是偷盗成风。还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你偷我的，我偷你的；隔壁的国营养殖场，那是我们大队后来从队员变成了村民的下饭菜。接着就是赌博成风。我们村的小孩子，不会打麻将的没有，不会斗地主的冇得；精一点的，还会摇色（骰）子（因为渔民来钱快，跟农民还不太一样，卖完了鱼，摸牌赌博，唯一的“娱乐”，男女老少，草木皆兵）。接着就是打架斗殴的成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们村跟其他村一样，都有一群着皮夹克和喇叭裤的年轻哥们拦路盘查，一般是针对别村的人；最典型的是，还成立了“新毒帮”，欺行霸市（主要是垄断贩鱼），后因将人打残被举报，全军覆没。至于男女作风方面，以前不好意思的，现在变得好意思了，谁跟谁跑了的事情，谁跟谁姘头的事情，现在人们听起来，好像没有以前第一次那么惊讶了。改开前，书记、队长、会计和妇联主任，如果到谁的家里去，那是走访群众看有没有什么困难，或者去帮助解决什么困难；而改开后这些人去到群众家里，有一段时间收提留，那是多一个人好搬东西，交不起提留的，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的，那对不起，派出所里见。稀奇的是，前些年搞的什么村书记和村长的选举，能人们各显神通，想连任的那位书记，竟然拉了两车人去县城“啜麻果”（吸毒）拉选票。更稀奇的是，前年更有叔侄二人，为了争当书记（一年可侵吞湖面承包费15万元钱左右），亲叔将亲侄的右手砍断了。还有像什么书记把村委和会计的公章都捏在手里，盖个章子要多少钱，要多少包烟；甚至为跟一个五保户办一个低保都要收人家500元钱的事情，举不胜举。
秋老师，这个事例可以延伸出如下三个问题。第一，改开后，集体生产变成了个人生产，这个时候的是确发展了一点生产力，那是不管将来会怎么样，连休渔期都不管的一种发展生产力。结果，生产力发展到了极限，连偷盗都成为了生产力。那就是你家网上的鱼，我先到湖里去的，我看到了，我想心思都要搞下来；我家昨晚下的网，明早准备去收网的，可是稍晚到一步，“连尸首都捞不到了”（我父亲的口语）。后来，家家户户争先恐后，在湖里插起了迷魂阵（一种让大小鱼都无法逃生的捕鱼网器），结果是，一个长差不多90公里，宽差不多50公里的斧头湖，硬是被搞得我们的鱼类朋友们几乎是断子绝孙了。第二，我父亲再怎么样会捕鱼，可是面对这个无鱼之水，即使想拦网养鱼，可是一家一户的生产力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说不定，你家今天放的鱼秧子，晚上就被人割网偷走了；也说不定，但也经常是，鱼在慢慢长大，可能你还没有吃到一条鱼，鱼早就被别人今天晚上偷一点，明天晚上偷一点，早就偷得差不多了，反正最后的结果是，你可能是血本无归的。所以，几百亩的湖面养鱼，至少得有七八户人家联合起来一起围养，分工协作，有的是白天进行清网，有的是晚上进行巡逻。第三，改开前，大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教育，集体生产关系的作用，在促进着大队渔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也在夯实着大队的集体经济基础（大队还有塑料厂）。可是改开后，集体生产被个体生产所取代，集体经济被个体经济所取代，会议没有了，村民们也不愿意参加会议了。他们有了一点活钱后，就开始打起了“混时间的主义”。然后一切像以上所列举的歪门邪道，就随着他们的个体经济基础而诞生了。
秋老师，这三个问题说明了什么呢，第一个问题说明了劳动生产关系的强制性改变（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它的确是发展了一点生产力。可它不但不是可持续地发展生产力，而是把集体和国家的公共资源，因其在市场经济中，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成为了商品之后，进行了极度掠夺式瓜分和变卖的一种发展生产力。在瓜分和变卖完之后，在生存条件面临着绝境之后，这种生产关系，不但绝对地成为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且还将生产力之中的物化对象即劳动力逼上了绝路（并不是只存在资本对雇佣工的直接物化，还存在着市场资本对貌似自由的农业小生产者的间接物化）。第二个问题，说明了劳动生产力与生产资料（无鱼之水）之间的矛盾，是由开始在改开前，劳动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协调发展，共同成为发展生产力（相当于“1+1≥2”），变成了劳动生产力对生产资料的破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相当于“1－1≤0”）。因为这个生产资料，它不是死的生产资料，它还有促进鱼生鱼这个自然发展的生产力。相当于一种物质的属性，它有多种使用价值，它从作为一种生产资料变为了产品和商品之后，又成为了生产资料去生产别的产品和商品。而这个不断的循环，对于鱼来说，生产资料和产品都是它自己，它自己就是生产力。所以，如果只是把湖水当成生产资料而不把鱼本身也当成生产资料，这就必然导致劳动生产力与生产资料之间矛盾，使这种劳动生产力，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下，去绝对地破坏自然的生产力；从而就陷入自然生产力对劳动生产力的反抗，陷入劳动生产力自身异化的反抗，最终陷入这样被破坏的一种发展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反抗。所以，陷入绝境的劳动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矛盾，就上升到单个的劳动生产力已不适应于生产资料（无鱼之水）有使用价值的矛盾，而要想使这个有使用价值的生产资料能继续适应于劳动生产力（已经谈不上发展），就必须要改变劳动生产力的方式，就必须要改变生产关系。而这个劳动生产力方式的改变，是在自然生产力被破坏前提下的一种劳动过程的改变，由休渔加捕鱼有机结合的生产劳动，变成了单一的养鱼的生产劳动。而即使改变了生产关系，由无法单一劳动变成了七八户人家合作一起劳动，但是结果也只是一种仅能维持温饱的生产劳动（“幸亏”湖里还有一些菱角、篙巴等可以作菜，当然，螺丝、蚌壳就没有了，都被摸完了）。
第三问题说明了什么呢，秋老师，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村是社会的一个分子，它的特别性可以反映出社会的普遍性。我们村从书记的腐败堕落和为非作歹，到村民的礼义廉耻和行为举止的变化，所反映出来的观念意识和思想认识的变化，均可以说成是我们村的上层建筑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它不是一蹴而成的，它是慢慢形成的。怎么讲呢，邓小平他也没有公开说要你打麻将（民间谚语：毛主席领导我们向太阳，邓小平领导我们打麻将），他虽然不是真心要你发财，但是他还是右手要你发财，左手要你搞精神文明，而且还先后搞了两次大搜捕，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什么说现在的女人们比男人们还懂辩证法，说“男人有钱就变坏”，虽然她们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有了钱就变坏，但是她们明白，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社会风气下，一个臭鸡蛋，难道苍蝇碰到了还不去叮一下吗？秋老师，我们村人的变化，就是这个道理。尽管村民们的日子还过得十分艰难，但是，由于已经丧失了一心为公的经济基础，他们就把一种散漫变成惯性，把惯性变成惰性，把这个惰性下面的无限延伸，即各种丑恶现象，从他们的行为中表现了出来。秋老师，中国特色，它之所以还不同于外国资本，因为它起码还没有从表面上来承认由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对肌肤的腐蚀是合法化的，即使直到它死的那一天为止，它也不会承认。这就是举着社会主义旗帜搞特色或者是搞卖国主义的本质，除非它有一天突然换了一身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服装为止。所以，秋老师，以我们村为代表的上层建筑的变化，不是上层建筑自身独立的变化，而是随着经济基础而变化的变化。而且上层建筑它远远赶不上经济基础的变化，经济基础还总是要求它实行改良和变革，以适应于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而这样的一种同一（一致性），是绝对地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过程是完全同一的。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它远远跟不上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生产力总是要求生产关系实行改良和变革，直到它适应于自己的发展需要为止。而这个过程并不是静止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由之产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而且是时刻地运动着和发展着。
秋老师，我花了这么大的篇幅，以我们村这个点来具体化和形象化，肯定不可能只是为了说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由之而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告诉您，我在阐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同时在阐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而只要证明它们是矛盾运动的，那么，它们矛盾运动的双方，就是对称破缺的，就是有主次之分的。而这个有主次之分的矛盾运动，不仅仅是我们村的特殊性，而且是中国农村其它各个渔民村相似和共有的特殊性。那么它反映出来的，就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普遍规律。事实上，中国改开后的所有领域，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普遍规律。那么，它就形成了整个社会由点到面的累积，而不是以偏概全；那么，它就反映了整个社会从个别到一般的规律，而不是突发或偶然。所以，秋老师，摆在您面前的就只有一个选项，要么您像认同主席的《矛盾论》一样，承认矛盾运动的双方有主次之分；要么您像否定物质决定意识有主次之分，否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主次之分，否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主次之分一样，否定主席的《矛盾论》。
秋老师，刚才谈的是狭义，而且只是从社会主义到特色主义的一个历史阶段的狭义，而且仅仅是以我们村来进行的，下面，请允许我继续展开。秋老师，以上我阐述过的，我父亲作为渔业能手的劳动生产力，在面对无鱼之水的斧头湖时，在自然状态下，他是无能无力的；这就相当于原始社会自然人的捕鱼或狩猎的劳动生产力低下，虽然资源丰富（先只考虑这个物质丰富的地理条件），但是面对自然，他们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秋老师，当我们今天的生产力面对着资源枯竭的世界时，就相当于原始社会的自然人，在生产力低下的历史阶段，面对着资源丰富的世界。这就相当于“1/3对3/1”的倒立关系，如果我们设置世界资源对生产力的比为“小于1”表示人类生存条件在恶化（事实上的确是如此），那么今天和远古的关系，就形成了一个逆向淘汰的循环。因为是原始社会世界资源对自然人生产力的“3/1”的比的生存条件，才让我们人类走到了今天，那么，要想改变生存条件的恶化，就必须以世界资源这个物质为对象进行参考，而且必须由这个物质的本质属性来决定生产力。所以，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是以物质条件（物质属性）来决定的，最终是以适应于人类的生存条件为反作用力的。
秋老师，这个逆向淘汰的循环，这个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就需要我们再去认识，再去总结。当原始自然人的劳动生产力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存需要时，不足以维持他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的生存安全时，他们就必然地要进行联合，进行群居——家族的，氏族的，联合起来，群渔群猎，群耕群种。这样的一种联合，就如同我父亲的劳动生产力，不足以对无鱼之水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生产一样，必须要改变生产关系。所以，秋老师，生产关系，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只有人不再是自然人，而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以适应生产力为发展的，以满足人类自身生存需要为基本条件的劳动生产关系。所以，在这个客观前提之下，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派生和需要，由生产力来决定。不过，生产关系的改变，能决定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秋老师，到这里就有一个逻辑概念，我想来重申一下，后面再说可能有点困难（不是困难，也许是您根本就不能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您总是强调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您把在一定的条件下，改变了生产关系，然后决定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就误以为“哦，原来是生产关系在决定生产力”。秋老师，如果不是生产力的低下，哪里还需要原始自然人去改变生产关系？正是因为生产力的低下，它就如同一种需要去要求它发生改变，指向一种能发展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像这样的一种逻辑对象，是谁对谁发出了“指令性”的因素，才是“决定性”的意义，而不是倒过来，把“服从性”的因素当成“指令性”的因素。而即使在一定的条件下改变了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生产力是人类能动运动对自然的改变能力，它是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所以，它的发展又时刻要求生产关系发生改良和变革，以适应于它的发展要求。
秋老师，当自然人成为了社会人发展了生产力之后，以人类区分于其他动物的生产工具的制造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以及运用生产工具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和提高家庭与氏族，氏族与氏族之间的占领和掠夺之后，伴随着劳动生活和生产资料的剩余，伴随着对俘虏奴役的开始，阶级就诞生了。秋老师，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形成民族和国家之前，是不是一直是以劳动生产力对自然的改造来促进人类的生存发展为主线的？那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剩余和奴役的产生，是不是又要促使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以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所以，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剥削和压迫人的劳动生产关系，是一步一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演变而来的。从家庭到氏族、民族和国家的演变过程中，奴隶生产关系的形式化，是由一个氏族、部落、民族形成累积和扩大之后，形成了规模化之后，才形成制度化的。所以，为什么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属于是自然过程，因为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都是物质的生产与再生产。像这样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生产关系的演变，这样的累积方式，这样的扩大方式，这样的形成规模化之后，再形成制度化的规律，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是这样，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还会是这样。只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不再是被动地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来改良和变革，而是主观能动性地适应于它们的改良和变革。所以，从奴隶到封建，从封建到资本的生产关系，一直到永远，尽管最后的制度化是由阶级斗争确定下来，但是，一旦确定下来之后，它就马上又开始了它从生到死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秋老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更是这样。一旦自然人成为了社会人，由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开始了。经济基础，大家都知道，是指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所以，只有当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之后，有了经济基础之后，决定上层建筑适应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就开始了。因为，如果没有社会关系，那就谈不上生产关系，更谈不上上层建筑。所以，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是自然过程，上层建筑适应于经济基础的发展也是自然过程。所以，没有自然人的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的改变和发展，就一定没有社会人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要求上层建筑的改变和发展。而这个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所演变的过程，从家庭、氏族、民族到国家，与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决定所演变的过程一样，都要历经形式化、扩大化、规模化和阶级斗争的制度化来依次确定。而这一规律，同样对应于从奴隶到封建，从封建到资本，以此类推，直到永远（阶级和国家消灭为止，不过那个时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高度文明的上层建筑）。只不过是，上层建筑的演变，由于它是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其庞大的身躯需要一定的历史周期去完成一次新陈代谢的过程，所以，它总是跟不上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又必须由经济基础来决定它的变化。而它一旦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阶级斗争确定了下来，来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那它也与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决定一样，又开始重新由经济基础来决定，并马上开始了它由生到死的否定之否定的全部过程。
如英国到1845年，持续500多年的圈地运动才逐渐消失，而这个时段，距离1649年处死查理一世，诞生英吉利资产阶级共和国才不到200年。当然，这还是根据圈地规模较大且按照中世纪末来计算的，如果追溯圈地规模的大小不同而继续往前推，那起码还要加个500年。也就是说，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雇佣劳动力源泉的圈地运动，在资本主义制度最终确定之前，最少也已经存在300多年的历史了。从封建社会一经产生家庭作坊向行会或手工工场发展的生产力，就开始要求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要发生改良和变革，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这个改良和变革，它不是一步到位的。就像上面已经交代过了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运动形态一样，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新生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就强烈地要求把这样一种新生的，以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形式，进行扩大化，进行规模化，最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制度化，这已经成为了历史规律。而随之而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是这样，这是它们同属于物质决定意识的同步发生和发展，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循环铁律。如随着手工工场的进一步发展，殖民主义的扩张，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经济基础得到进一步地加强，那么它们就要求有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如政治和宗教等上层建筑，可是这就与英国保护封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对封建经济基础的不断瓦解，经过不断反复曲折的斗争，最后先后通过苏格兰和英格兰（那个时候苏格兰实际还是个独立的国家）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起的对英国封建专制的革命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终于确立了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建筑。
秋老师，我以上所演绎的，是两个“决定论”的运动和发展，这两种矛盾的运动方式，在抽象性的轮廓下，我基本上赋予了其运动的形态。我敢肯定地说，我用矛盾运动的规律来演绎它们，我的思维形式，肯定是正确的。之所以我敢这样说，因为历史就是这样运动而来的。所以，至于您说的，“马克思只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很少几乎都没有（注：这是表示完全没有）讲生产关系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六论新社会主义》），这是因为您根本就没有思考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用什么思维形式来演绎的。这就与列宁批判一些人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哪里”一样。我告诉您秋老师，《资本论》，它其实是一部伟大的唯物辩证法的圣典，而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的圣典。她的景象不是病入膏肓的死寂，而是生动活泼的阶段斗争的凯歌。由于她本来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演绎的，是从狭义到广义来反映整个人类的阶级斗争的历史的。所以，她不是类似在西瓜地里顺藤摸瓜，而是相当在烽火堆旁弃暗投明。如果谁要是不从这个反映论出发，不是从这个认识论去观察历史，那他就看不到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运动形态，那他就看不到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运动形态；而只要是看不到这两种形态的矛盾运动，那他完全就是用书呆子的刻板，用静态的经济标尺在度量着这部伟大的唯物辩证的圣典。
秋老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这两个“决定论”的运动形态（实际为一个总形态，物质决定意识），在这样的一种情景之下，来展示这个历史巨人的肌肉的。首先，他以大工业革命高度发展的英国资本主义为中心，设置了时间和地点；其次，他从中心横向辐射到像他所说的英国的学生德国一样的君主制国家（共和制的法美也是英国的学生）为背景，设置了区域和范围；其三，他以具体人即资本家和工人以及这个具体人的行为即资本和雇佣为对象，设置了人物和事件；其四，他以雇佣劳动力的商品物化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流通中的主要矛盾为根据，设置了纵深和发展；其五，他以资本形态的循环变化与商品再生产和流通的形态变化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经济危机）为依据，设置了横贯和立体（烟火）；其六，他以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为辩证，设置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果和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必将到来的未来。秋老师，请注意，这个“设置”，它不是假设的“设置”，它也不是系统规划和条件限制的“设置”，而是根据各种不同的视角维度来摄影，来如何把历史巨人五大系统的活动肌肉，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的一种实录方式。这个就可能跟您的一种实录方式有点区别，您是拿着一块玻璃镜子在看历史巨人，巨人在您的镜子中展现的正好是手性和镜像，是反着来的。明明巨人展现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运动形态，您在镜子里面看到的却是相反的运动形态；明明巨人展现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运动形态；您在镜子里面看到的却又是相反的运动形态。不过，秋老师，您相对于李嘉图他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您基本上还是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不像李嘉图（当然，他不在马克思之后），他是把剩余价值看作是固有的东西，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他是把摄像机倒立着看，所以劳动生产率（不是“生产力”）在他的眼里，就没有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有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不过，秋老师，区别是有区别，但是对于“决定论”来说，性质差不多。不管是您还是李嘉图，只要是拿着镜子和倒着摄像机来看待历史巨人的，它的两种运动形态就一定会是“相反”或“颠倒”的！
秋老师，展示历史巨人的肌肉是这样，其实解剖（透析）历史巨人的机能也是这样。什么是机能呢，这个就是巨人五脏六腑的神经枢纽和头眼手足的活动能力。再说简单一点，对应一下，能力就是生产力，枢纽就是生产关系；活动就是经济基础，神经就是上层建筑。一个人的能力有了问题，枢纽协调肯定出了毛病；枢纽四通八达了，能力肯定会得到加强。一个人的能力加强了，就加强了身体的活动；身体的活动加强了，人的精神（神经）就会抖擞；精神抖擞了，活动就更加灵活。秋老师，历史巨人也是这样的，它跟人一样，都有某个身体部分包含整个生命遗传信息的功能。比如说商品与货币，如果商品是血液，那货币就是血管。商品是血液的再生产流通，货币是媒介的管道作用。如果没有商品的这个血液，就不需要货币的这个血管。所以，商品的血液就决定着货币的血管，当然它们具有反作用。比如说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血液中含有无机盐、氧以及细胞代谢产物、激素、酶和抗体等各种营养成分，有使用价值，是与各种器官组织有交换价值的承载体。所以，没有使用价值的血液，就没有交换价值的血液对器官的供应；没有血液的供应，器官就会衰竭。所以，血液的使用价值决定血液供应器官的交换价值，当然它们也有反作用，如心脏不再跳动，血液就会停止供应。再比如说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这个里面有劳动生产力、劳动强度和工作日三个因素，每两个因素不变来决定第三个因素，或者是三个因素同时发生变化，像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的循环也是这样。这个复杂的运动，就更加像人身体器官相互协调和相互制约的能动活动。当然还有像其他的类似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相对人口与产业后备军，等等，都具有相对统一的性质，都具有主次之分的性质。可以说，秋老师，矛盾主次之分的“决定论”，在历史巨人的身上无处不在，它们都是这两个“决定论”的——总体称为是物质决定意识的反映论。
秋老师，比如说转基因和“核地雷”（AP1000），这是“决定论”最好的辩证说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大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先进的高科技设备和机器发展了生产力，它却在不断地在排挤着雇佣劳动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地走向垄断化，排挤雇佣劳动力所出现的相对人口过剩的现象就会越来越严重。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相对人口过剩的现象，一度是为了保持一定的廉价的雇佣后备军；可是，一旦社会化大生产的无限性与生产资料世界性枯竭的有限性发生了矛盾，并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对抗性矛盾发生了叠加，那相对性的人口过剩的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沉重负担。秋老师，转基因技术的诞生，就承载了这样的负担。一方面，它暂时解决了一部分工业需要的生产资料的资源危机，缓解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总崩溃的时刻到来；二个是，它又暂时解决了绝大部分相对过剩人口的生活资料，缓解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政治危机总崩溃的时刻到来；三个是，它又用这种猪狗都不能吃的毒药（加上疫苗）来慢性毒杀相对剩余人口，以彻底斩断所谓危害资本主义政治的经济的革命因素。所以，转基因是什么，根据它的使用价值，它既能作为高科技的生产力，又能作为高科技的生物毒剂（武器）。如果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实行转基因，既可以垄断农业（种子不能发芽），又可以实行生物战争打击（当然，目前全世界能在本国接受转基因食品和种植的，没有一个不是主动或者是被动地接受）。关键是，由于种植转基因可以配套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系列不需要除草（事实上出现了超级杂草），或者是向水稻转入BT毒蛋白类的作物种植所谓可以杀虫而不需要扯草，这样就可以相对性地减少农业劳动力（当然不会增产，甚至还减产，但是这不是统治阶级真正所关心的问题），把这些似乎是多余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雇佣劳动力或雇佣后备军。秋老师，这种用转基因来排挤农民，相当于圈地运动把农民赶了出来，但又比圈地运动更加高明的，而且不是转基因唯一使用价值的高科技生产力，就必须有相应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我们知道，美国和英国等早就完成了这项工作，它们根本就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维系雇佣后备军的供应，所以美国种植转基因是有其战略目的的，这个先不谈；所以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前年要求英国本土不要被转基因污染，这个也先不谈；我要说的是，转基因生产力在中国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到底是什么。
秋老师，为什么中国人民抵制转基因，虽然舆论已经捅破了天，但是人家就是不理不睬，而且像陈锡文那样，竟然说反转是无知，为什么会这样？秋老师，这是因为，转基因目前在中国，已经不仅仅是所谓食品安全的问题了，它已经是一种高科技的生产力在决定着中国的生产关系。中国的农民工3亿多人（绝对不止），都在作为劳动雇佣工在维持着中国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这些人相当于是用转基因像圈地运动那样把他们赶了出来，而维持他们吃的问题，包括整个中国人民吃的问题，中国自己的农业生产能否解决这都不重要，因为有美国这个根本不需要用转基因来解决雇佣后备军的国家，在背后用转基因毒食品在为中国提供保障，而重要的是它们要用这样的一种生产关系，来维持住这样的一种殖民发展方式。所以，秋老师，近几个月以来，虽然我们表面上看到了什么孟山都等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是越来越少，但是，只要我们是认真调查和研究了中国自己的孟山都——深圳市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我们就发现，中国自己的孟山都比美国的孟山都还要凶狠，还要毒辣。中国的孟山都公司即创世纪公司董事长吴开松先生，当他说了一句什么“我们终于打败了美国孟山都”（当然，这是表面）时，这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民族矛盾来作为策略的反转运动，已经进入到了最惨不忍睹的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因为，创世纪它不是用非转基因来所谓打败孟山都的，他们相当于是伪军直接接下了孟山都要干的活。因为，对于孟山都在中国臭名昭著的影响来说，创世纪这样的暗度陈仓，更显隐蔽和狡诈，这也是包括很多反转人士都不知道“创世纪”这个中国孟山都巨头的原因。当它们完成了这个交接之后，还自封了一个“打败了孟山都”这个民族英雄的荣誉称号。所以，吴开松先生先后受到了邓朴方、回良玉、汪洋等大人们的接见，其公司转基因育种的范围，早已经有了大米、玉米和小麦等等，早已静悄无声地在中国遍地开花。秋老师，根据我的深入研究，如果按照陈锡文最近的供词所说，中国目前还超过有20亿亩耕地（温家宝2007年说什么18亿亩红线，可见，改开之前，中国的耕地面积不会低于23亿亩），如果是这个数据的话，我敢断定，中国到目前，起码有14亿亩耕地都种上转基因（本人对《科技日报》2013年公布的5.7亿亩转基因种植在创世纪公司内部人接受记者的采访中找到了出处，原来是指棉花就有5.7亿亩，那蔬菜的3亿亩呢，那玉米的3亿亩呢，那水稻和小麦合计的9亿亩——像湖北种植转基因水稻，像山东、河南、河北前年和去年全部种植了转基因小麦一共又有多少呢）。
最耐人寻味的是，袁隆平于2014年4月15日去到创世纪海南的种业基地去作指导工作（可见他到底是干什么的），而习总于6月4日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大力表彰这个一直以超级水稻冒充杂交水稻而实属转基因水稻的所谓“杂交之父”。这使我想到了吴孔明所长的真情表白，“中国没有拒绝转基因的资本”；这也使我想起了习总含糊其辞的话，“技术和粮食一样，靠别人靠不住，要端自己的饭碗， 自立才能自强”。这两句话结合在一起就明白了，端在自己碗里的粮食，它不是有机食物和非转食物，它还是转基因毒食物，因为“中国没有资本拒绝转基因”（他们认为）。事实上，情况的确是这样。如果可以引申的话，原来习总去参观的大飞机，身体一大半都是国外的，这个所谓的大飞机梦，只是一个组装货。AP1000就更加不谈，等一下来讲。秋老师，看来吴孔明在说实话，他的逻辑是辨证的，他直接揭示了转基因作为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只是没有点明是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而由于他是唯心辨证，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所以就只能说是没有拒绝的资本。其实，资本当然是有的，那就是人民，而且仅仅只是人民！
秋老师，转基因作为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是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而这样的殖民经济基础，所决定出来的上层建筑，会是独立自主的吗？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俄罗斯，人家从总统到总理，明确宣布严禁转基因，人家的经济基础不是殖民化，所以人家的上层建筑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所以，有人不懂唯物辩证，一味地要求中国从形式上出普京，不废除转基因这个生产力，以及它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不废除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经济基础，那上层建筑是绝不可能出普京的！相反，如果有人从上层建筑搞形式上的普京，而实质是巩固和维系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那就是更加原形毕露！秋老师，核电站即“核地雷”（AP1000），就是最好的注脚。秋老师，中国为什么要发展“核地雷”，您会说能源不够用，那能源够用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发展，您估计就不会说了。秋老师，我来说，是为了发展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倘若我们中国废除了这个殖民发展方式，能源还够不够用？估计您还是会说不够用，如果您还是这样去想的话，那就完蛋了。秋老师，我们要把转基因和“核地雷”结合起来看：中国人民先不谈发展，先只想做一个正常人；一个天天吃毒品的国度，你还有什么资格谈发展？！那就是，先消灭转基因，把被转基因赶出来的农民放回家，回家去干什么，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接着干什么，根据“八字方针”重建国民经济的根本基础即农业。而这个起初，只是为了活命，解决吃饭的问题；因为这个饭，它决不能是毒品，它一定是正常的人所吃的饭，先不说是有机，起码是非转基因的吧？！这个生产关系的形态，将如何随着转基因这个生产力的消失而消失呢？秋老师，如果3亿多农民工全部回家种田活命，那还存在“世界加工厂”的殖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吗？没有了这个能容纳3亿多人的“世界加工厂”，那能少多少度电？少多少吨煤？少多少钱送给老外？
秋老师，实际上，根据美国已有的104座（新资料说是117座，待核实）核电站的发电量，也只是占美国消费总电量的16﹪-20﹪，即使中国41个“核地雷”全部投入运营，对中国而言，发电量能占10﹪吗？而如果3亿多人的“世界加工厂”消失了，中国还需要这个“核地雷”的发电量吗？如果有人说，即使中国没有了“世界加工厂”，也必须要造“核地雷”，如果真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就是缺德！为什么要骂这样的人，因为你是把眼前的可以不需要的需要留给了自己，把长远刚性的不可解决的解决留给了后人，相当于你是在害人，这样的人不是缺德是什么？如果你是解决了核废料的处理，像有些污水处理厂一样能处理污水，而不是放任自流，那你可以造，否则，是坚决不能造的！如果主席在世，他也是不会造的，因为他的原则就是眼前的利益要服从长远的利益。把一个已知的利益留给自己，把一个未知的巨大危害留给后人，这本来就是资本家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而丧失人性而敢上绞刑的可怕行为（当然那个时候他们早已身首异处了，还哪管日后洪水滔天），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应该干的事情吗？
秋老师，可是今天在中国还真有人干，而且还干得非常出奇。一般来说，即使利令智昏，即使要干，起码也应该是自己的核技术吧，因为这起码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吧？！可是有人却偏偏跟我们开玩笑，开的还是国际玩笑，偏偏把美国西屋公司的“核地雷”引了进来。不但如此，更为可怕的是，西屋公司只有30亿美元股权，在2005年6月，在中国将于2006年12月份准备宣布中标之前，竟然差不多提前一年半的时间被日本东芝以高达50亿美元的溢价收购，而这个日本东芝，竟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幕后财团——三井集团的旗下公司（不可怕吗）。秋老师，您知道AP1000与我国制造的2.5代设备有什么不同，我告诉您，区别是一个是主泵，一个是爆破阀。西屋公司设计的这个AP1000的主泵是屏蔽泵，说是可以避免泄漏，这样一下子就“吸引”（起码要找点理由）了我们的前任政府，把中国本土核电和俄罗斯核电的竞争对手全部砍掉。秋老师，您可知道，这只是西屋一张图纸啊，全世界都没有见过AP1000是个什么东西，您怎么知道它相对性的隐蔽，没有其他的问题，难道它不工作了吗？我国已建的核电都是轴封式主泵，而这种像大亚湾核电站主泵密封泄漏流量异常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主泵轴封注入水中含有微粒杂质（2011年《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二卷），才造成在主泵一号动、静环密封面附近出现电泳现象,出现密封表面的沉积,使得密封动、静环流道的特性发生变化,造成密封泄漏流量的异常。秋老师，这其实是一个小问题，就好像泡茶过滤的时候，过滤网稍微细密一些就行了；而对于主泵来说，只要是解决了包括温度调节法、切换滤网法等小问题，就万事大吉了。而实践表明,这些方法对于控制主泵密封泄漏异常问题有着显著的效果,这完全可作为解决该问题的通用方法。但是，我们的政府似乎什么都没有看到！
秋老师，核电站分为核内岛和常规岛两大部分，核内岛提供热能，常规岛将之转化为电能。而AP1000核内岛的关键七大设备（压力容器、堆内构件、控制棒驱动机构、蒸汽发生器、主冷却剂泵、稳压器和反应堆冷却管道），被官方立论的所谓制造难点，一个是所谓的屏蔽泵，一个是主管道是锻件不是以往的铸件，一个是所有设备必须满足60年寿命的要求。其实，这几个所谓的难点都是相对的，因为这些想出来的设计，西屋公司不但没有做出来过，即使做出来了，它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所以，西屋公司它肯定没有安什么好心，会把一项成熟的高科技成果，放弃美国对中国的一贯封锁（除了转基因和“核地雷”），而毫无条件地奉献给中国人民，事实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其实，西屋公司自己也拿不准，它一个是在拿中国做实验，另外就是，即使这个设计有天大的问题，把它当成“核地雷”来彻底地控制中国，那是绰绰有余了。
秋老师，我在《“核地雷”把中华民族绑在亡国灭种的道路上》中大体介绍了一下IVR技术，中核电集团的一个微博对此做一个回应，说我是危言耸听，但是我没有必要回复他，因为，那都是走卒般的回应。秋老师，前面我提到过的一个不同之处，即所谓的爆破阀，用的就是IVR技术。在AP1000中，设置有4个用IVR技术控制的爆破阀，其目的就是用炸药爆炸切断原来封面的管道封板，以所谓满足应急打开要求。这个爆破阀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们先不作结论，但是我们可以推论，修复呢，又是谁去修复呢？日本一个因辐射患癌症身亡的工程师的自述表明，核内岛的任何修复工作，都是像轮流冲锋一样的，每个人不超过几分钟。本来可以电控的，你非要用爆炸，你是不是疯了？其实，秋老师，这还只是一个方面。在AP1000中，还有可以用IVR技术来控制其他设备发生移位脱节和电子点火爆炸的问题，这才是巨大灾难的核心问题之所在。在中美核电主设备设计制造技术的转让协议中，有最关键的一个东西美国没有转让，那就是控制系统。这里面有两个选项，第一， RCP（Rapid Control Prototype），有人称之为计算机程序－EMD，其实，它是仿真技术，是快速控制原型，能对实际对象（核电设备）进行控制，并能在线“优化”控制参数。可怕吗，秋老师？第二，电控EX-SAM部套，也就是系统全部技术资料，这个也不在转让之列，如果出现了什么“出现不可抗原因”（官方语言，不就是核泄露和核爆炸吗），由第三方来提供资料，就是说中方没有系统资料。秋老师，这两个选项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方既不能控制“核地雷”，也不能了解“核地雷”，至于原因，美方是这样说的，这是军事秘密（请参考“发改委”的《AP1000主要核岛设备国产化情况》）。
秋老师，中国自己的核电技术制造能力到底如何呢，2012年7月《中国能源报》报道，上海重型机器厂有限公司和上海交通大学合作研制成功的“AP1000核岛主设备大锻件”和“高温气冷堆核岛主设备大锻件”的科技成果，不仅是世界首套，不仅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已经超过了国外同期进口的锻件。这就说明，中国不是没有研发高科技的能力，关键是想不想研发的问题，是站在什么基础上研发的问题，是为谁而研发的问题。据悉，在这次仅仅只有三年的研制过程中，“上重公司”就申请发明专利30项，其中2项已获授权，实用新型6项，均已获授权；撰写标准17份，其中国家能源行业标准12份（ 7份为主编），企业标准5份，同时发表科技论文14篇。还有，秋老师，中国科学技术部于2013年4月15日公布，世界首台AP1000核电机组主管道在浙江三门核电站焊接完成，这种对冶炼、浇铸、铸造、热处理、深孔加工和弯管等工艺都有着较大难度的高科技工程技术，标志着渤船重工和二重集团的熔炼能力、锻造能力、精加工能力、锅炉处理能力以及检验能力均已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其实，中国像这类有能力的重工企业还有很多，如哈电集团等等。呜呼，秋老师，这是不是悲哀？从以上可以看出，美国西屋公司只是简单地把中国当成实验基地吗？它和它目前的实际老板即日本三井集团，从这个里面学到了什么？秋老师，想想我们中国人民，也真是有智慧啊，也真是敢为人先啊，人家是要你死的，没有想到，你却搞出了这么多发明创造；如果中国有些人不是去做狗，能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或者说如果继续沿着毛泽东主义的道路走下去，那些不该下马的各项高科技工程，或者30多年来能有更多的发明创造，时到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今天会是什么样子？秋老师，这一切都不能想象，因为有人就是要葬送这些。虽然我们的科技工作者针对AP1000，发明创造了这些高科技成果，但是，他们掌控不了自己的科研成果是为谁服务，摆脱不了对AP1000的科研是被谁利用，他们也不可能不为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服务，因为他们全部都被掌控在卖国主义的上层建筑之下。
如果有些人真的是重视高科技尖端技术的话，为什么在所谓科技兴国的两个计划（“863”“973”）和两个工程（“985”“211”）的国策下，胡伟武团队的龙芯科研起步怎么就那么艰难？他的导师三番五次地申请科研资金，可是就是得不到审批；胡伟武团队的科技成果市场化（这不是他的本意，这是走投无路没有办法），差点在北京都没有落脚之地。秋老师，如果不是胡伟武带领团队在毛泽东思想的鼓舞下，为了民族的振兴而忘我地战斗，龙芯，这个IT行业的心脏，能在中国独立自主地问世吗？非常感动的是，每一个小小的收获和成绩，胡伟武都要带领他的团队去毛主席纪念堂向毛主席汇报，就这一点，环视中国科学界，谁能做到？环视中国科学界，从“0”起点的，没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的，干出了什么重大发明创造了？！而就以上的AP1000的那些发明创造，那是毛泽东时代传承下来的科技成果的再衍生，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如果有些人真的重视高科技尖端技术的话，中科红旗举步维艰从去年拖到了今年的6月27日，各级领导无人问津，因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只能宣布拟以公开竞价的方式转让公司的全部注册商标和全部软件著作权等资产，他们为何弄到这般田地？原来其区区2000万的债务总额，其绝大部分竟然都是员工的工资？！那就是说，凡是真正是为了国家根本利益的，国家不管；凡是真正是服务于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有人那就义不容辞？！所以，照这样下去，即使AP1000将来全部实现了国产化，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这跟转基因的国产化，其意图和目的不都是一样的吗？那我们还有必要纠结一个像表面上的“981平台”的这样的事情吗？秋老师，上层建筑本身就有自我矛盾，它有光明正大的上层建筑，有阴谋诡计的上层建筑，这是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就你中国可以用好听的上层建筑来哄老百姓，人家越南和菲律宾就不需要用民族主义的东西来哄一下老百姓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每个国家内部都是一样的。既然都是美国的马仔，那就都要顾及到一些本国老百姓的民族主义义愤。只是可惜我们，明的是在反日，暗的却把实则为日本东芝的AP1000请了进来；相当是玩过了火，没有搞清楚自己的身份，以为弄个全民反日和选择性反腐就自以为是普京了，被美国老大一周旋，不该撤也必须撤——国内的矛盾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当然也不管你用什么“红旗”来解决矛盾了。所以，秋老师，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在紧跟美国的各殖民国的上层建筑中，早已不复存在；其转基因的生产力，其AP1000的生产力，其交叉作用，对中国而言，只是为了服务于共济会这个最大经济基础的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这才是主要的，这才是他们所关心的。而为此，当我听到有人在“两院大会”上讲“加快东部核电站建设”时，我总算是“开心”地笑了。
秋老师，我用如此大的篇幅来讲转基因和“核地雷”，也是一种忍无可忍的倾诉。中国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即生产关系，是上层建筑的能动反映。而当这样的发展遇到不可持续的发展时，科技成果转换为生产力，就将决定生产关系继续维持住这样的发展方式。而这样的经济基础，外汇储备都在人家手里的经济基础，将决定上层建筑继续往亡国灭种的道路上迈进。秋老师，唯物史观的不破不立，不止不行，不废不新，这不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朝纲，而是历史巨人蹒跚而来的绝对真理。在以上的演绎中，我们也看到了上层建筑的作用，而且是决定性的作用。比如有人支持袁隆平和“核地雷”的决定性作用，比如胡伟武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从总的人类历史上来讲，还是属于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反作用于生产力，而且还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还是属于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在一定的条件下，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秋老师，我以上所讲的这些，算是两个“决定论”继续延伸，其实这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的框架内容。不是马克思没有讲清楚这些，而是您根本上没有看清楚这些。我本来是准备对您的《六论》进行逐句解析的，一个是篇幅限制，一个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您的主要问题还是物质决定意识的本原论问题，不管您如何变化，万变不离其中。现在我只想再在您的《六论》中，挑出来我没有提到过的一个重点的东西出来说明一下，以正视听。
秋老师，您引用主席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以想表达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可惜您完全没有搞清楚主席的逻辑思维形式和内容。下面我把主席的批注引用出来，“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个问题，其实我上面已经花了很大的篇幅说清楚了，但是因为您总是修正和歪曲主席的意思，所以我又不得不在这里再来强调一下。不管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还是依次到封建社会及其他社会，都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形式化，到扩大化，到规模化，再通过阶级斗争最后确定下来，进行制度化。这个过程中，既然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么，在生产关系逐步与生产力发生相互作用的时候，它们一定的经济基础当然就决定着上层建筑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着上层建筑的革命因素，当然同时是在“造成舆论”，为“进行革命”创造条件，为“夺取政权”积蓄力量；而只有最后通过“夺取政权”，建立了新的上层建筑，进行了制度化，才能彻底改变旧的经济基础，确立新的经济基础，进行制度化。而一旦新的经济基础被制度化，新的生产关系被制度化，那么“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那么这样才能适应于生产力要求改良和变革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秋老师，主席的批注应该是这样来理解的，而不是您那样是去掉前因，只讲结果的一种理解。其实，一旦新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制度化被确立下来，它们就又开始了生产力继续决定生产关系而随之经济基础继续决定上层建筑的矛盾循环。为什么主席不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还存在着矛盾，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因为直到主席逝世之前，还存在的四种所有制形式，这四种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其实就是矛盾的；而所反映出来一种运动状态，就是中国各个阶级客观存在的一种阶级斗争。虽然它们不是疾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但是，一旦上层建筑的矛盾发生恶化，像通过政变一样彻底改变了上层建筑的走向，生产关系，就将适应于这四种所有制之中的，私人占有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保留其存在是为了在初级阶段满足于一种商品供应需要的生产力（如分田到户）。所以，秋老师，我们判断和理解主席的逻辑思维形式和内容，一定是要唯物辩证地认识它和学习它，而不是像您这样掐头去尾，断章取义。而正是主席看到了这样的矛盾，他才能够区分，哪些是敌我矛盾，哪些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样才能使他能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正确地运用要文斗而不要武斗的斗争方式，去进行斗私批修。说到这里，秋老师，我想强调一个要点，我们总是习惯于讲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后”什么的，文革在主席在世的时候是一塌糊涂的吗？难道他的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其路线方针政策是错误的吗？难道在这个期间的经济基础是右派说的“崩溃”和生产力是右派说的是“阻碍”的吗？如果不是，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胜利的。至于到今天被走资派颠覆，其政治性和逻辑性用语应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被颠覆后”。所以，是谁发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性虚无和逻辑性混乱的用语，是完全错误的。这与右派的用语一样，搅乱了当今青少年的第一认识，我认为是到了要辩证过来这个政治性和逻辑性的用语的时候了。
秋老师，关于您在《六论》中说刘少奇和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说毛主席是反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我想留在下一个副标题《评正反合和毛邓论》中来讲；关于您用“五段论”来批判马克思，我在上一个副标题中已经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也本来在这个副标题中来展开的，但是通过梳理，觉得还是放在《评新社会主义》中来讲为好。这个篇幅余下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话来回答您的问题。检验一下您歪曲和反对他们的，跟他们自己的原意是不是一样。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我的论证就是无理无据的，我当然不会这样。我对您的理论体系最初的感觉就是，正如马克思评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过于深入地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这个爆炸性问题是非常危险的。”（《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564页）秋老师，我虽然不知道您为什么要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但是我知道您起码从形式上拥护毛主席和江青同志在本能上是正确的，但是您这样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又是反对毛主席的，而且还提出了所谓的“新社会主义论”，不过这又是没有什么危险性的。您一开始就说自己是客观的，可是对于马克思说历史发展是自然过程，您又出尔反尔地是坚决反对的。如马克思说的，“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话，不可能有大私有者阶级。”（《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558页）秋老师，难道马克思说的这样的一种剥削阶级的自然形成过程有什么不对吗？如“只有当人类通过劳动摆脱了最初的动物状态，从而他们的劳动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的时候，一个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另一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关系才能出现。”（《马恩全集》同上）秋老师，难道马克思说的这样的一种被剥削的自然形成过程，不是规律性的吗？
说得严重一点，秋老师，您根本就没有弄清楚自然过程是一种什么东西，以为是没有人参与其中的一种空间就是自然，是不是？其实，您完全搞错了，您是把人这个自然之物，排除在自然之外，被当成了上帝。而根本没有认识到，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根本没有认识到人类的全部活动，即生产与再生产，即劳动，就是自然过程。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01-202页）秋老师，马克思这种精准的描述，把整个人类的劳动自然过程说得多么生动啊！这个“潜力”是什么？不就是“意识”吗？不就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吗？而“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不就是说“意识”由人来决定，由人这个自然物质来决定吗？不也是在说“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来决定吗？而这样的一种“决定论”，不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过程吗？
秋老师，请您再看看消灭旧的生产关系，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怎样实录这种历史自然发展过程的。“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831页）秋老师，马克思在这里实录的是旧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排斥新的生产关系。但是，新的生产关系要想存在，要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新与旧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该如何自然演变呢？秋老师，请看马克思的继续实录。“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那就象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马恩全集》同上）秋老师，您不觉得这后面的历史实录很熟悉吗？主席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不是主席对马克思的一脉相承吗？
秋老师，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而且在一定的条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您说马克思只讲前者，不讲后者，我说您在造谣！！如果您是看不懂，那没有什么，但是，如果看不懂，还说看懂了，而且还说马克思没有说过，那就是造谣了。马克思自己也说过了，《资本论》中，最难的一章是《商品》这一章。这也难怪，在我认识的同志们中，没有看懂的，也有，但是这些同志是抱着啃骨头的精神在学习它。在这里，我要戳破您这个谎言。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403页）秋老师，您理解“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之前的这几句话没有？前面讲的不是生产关系是什么？这个引用的部分不是在说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是什么？马克思接着说，“工场手工业分工不仅只是为资本家而不是为工人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而且靠使各个工人畸形化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它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因此，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文明的、精巧的剥削手段。（《马恩全集》同上）秋老师，这个“…不仅…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而且…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在说明“工场手工业分工”这个生产关系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了吗？
秋老师，您再睁着眼睛看看。“生产资本形式的储备，是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的，这些生产资料或者已经处于生产过程，或者至少已经在生产者手中，也就是已经潜在地处于生产过程。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从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比一切以前的生产方式更加发展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种以劳动资料形式一下子全部并入生产过程，并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反复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料（建筑物、机器等等）的量，不断增大，并且这种生产资料的增大，既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159页）秋老师，您应该可以看得到这个里面的两层意思吧，一个是括号里面的“它比一切以前的生产方式更加发展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说的是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另一个是“既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说的是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在辩证地阐述着这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一种结果。
秋老师，如果说马克思阐述的以上的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者是决定性作用不是很直截了当的话，请您再睁开眼睛看看。“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下第891-892页）秋老师，这段引文前面最直白的生产关系决定性地反作用生产力，不需要我再多费口舌了吧？这就可以证明，不是马克思没有说，而是您没有看到，或者是视而不见吧？！“为整个社会结构…政治形式…国家形式，找出…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您应该知道是“经济基础”了吧？这些关联语句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的是当生产关系决定性地反作用生产力的同时，上层建筑也在决定性地反作用经济基础。而后面的从“不过”开始到结束，说明的是最终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是“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的“意义”。
秋老师，马克思逝世之后，像您这样的歪曲和反对马克思的人不在少数，马克思的革命战友恩格斯，为此问题也进行过反复说明。在这里我就不引用列宁和毛主席的相关论述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开天辟地，革命导师恩格斯完全有资格来代表马克思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虽然我们不能孤立地以人物的时代不同来分割马克思主义，因为客观来讲，唯物辩证法，讲的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那么，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列毛主义，这是按照体系来讲的，而且是按照历史的生动活泼的矛盾运动来讲的。只要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就可以都序列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秋老师，我也不多费口舌了，看看恩格斯是怎么说的。“我们认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上第119页）秋老师，恩格斯在肯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前提下，也同时在说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且也在说明是“谁”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反作用，而且是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秋老师，下面是两段长文，我认为值得任何人再学习，这是恩格斯对那些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回击；在当今，也是对那些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东方的毛泽东主义者”的有力回击。我将不对引文再做任何说明，因为恩格斯已经说得太清楚了。引用完毕后，将结束我这个篇幅对秋老师的信帖。我自认为我是一名普通的战士，虽说是受秋老师的邀请，但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也必须要进行实事求是地说明。捍卫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每一位毛泽东主义者的光荣职责，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不但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相反他是真正用自己的鞠躬尽瘁在捍卫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而凡是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他必定是修正主义，也不管他是如何举着毛主席的旗帜，其本质是已经在亵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这个问题的性质其实就是这样，所以我认为秋老师必须要自我反省，这是我认为在反思之基础上的更进一步深入，否则，后果真的很严重！恩格斯的长文如下：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是这样来判定您的第一个主要论据的：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在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勃兰登堡由于掌握了普鲁士而卷入了波兰事件，并因而卷入了国际政治关系，后者在形成奥地利王室的威力时也起过决定的作用）。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脉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末，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其次，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突出的例子。《资本论》中的许多提示也是这样。其次，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
为详尽的阐述。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马恩全集》第三十七卷第460-4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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