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秋老师，先说个事例吧。改开前，我们大队每个生产队都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渔业生产，我们那个斧头湖相当于“洪湖水浪打浪”一样，队员们“晚上回来”，都是“鱼满仓”。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能定期休渔，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可是改开后，那对不起，侯爷的王爷的都出来了，定期休渔也不存在了，湖里面，那是虾子鰟皮（土话，很小的一种鱼）都被搞得一干二净。以前，湖里有莲藕，水里有群鱼，水面有荷花莲蓬，各种大雁野鸭水鸟成群结队宿栖在湖畔，叽叽喳喳，欢歌笑语；现在呢，那是湖里没藕，水里没鱼，鸟惊鸿飞，鸦雀无声。我父亲在世的时候，那也是一顶一的渔业能手，可是，面对有水无鱼的资源枯竭，他是有力无处使。后来没有办法，他想搞拦网养鱼，可是一家一户也是做不到的，于是他就联合了七八户人家，合伙承包了一块湖面，进行了围养，这样才总算是解决了一家老小的生存问题（其实还是很艰难，大妹妹因此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另外，改开前，大队经常开一下会，不是大队会（爷爷是农协主席），就是小队会（父亲是一队队长），要么是学习文件，要么是布置任务，时而搞点民兵集训（三姑妈是民兵排长，家里有枪），小学（学校）时而搞点忆苦思甜教育和义务劳动。因为我们是渔业队，旧社会叫鱼花子（说有一身腥味），都是住在船上，70年大队集体烧窑每家每户盖了红砖瓦房，还每家每户安装了广播。从此队里来了赤脚医生，县血防站每年都要来我们队进行蹲点，检查和治疗血吸虫病（全部免费）。大队从书记到社员，休渔期和年关前后，除了留少数社员修理渔具和船只外，其余的不是上江堤就是上湖堤，修路筑坝，参加义务劳动。那个时候，人们觉悟高，干劲大，民风好，学习多。作风方面，谁要是干了一点偷鸡摸狗的事情，那真不知道是多么丢脸的事情。男女作风方面，那更是不谈。
改开后，情况就不一样了。首先是偷盗成风。还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你偷我的，我偷你的；隔壁的国营养殖场，那是我们大队后来从队员变成了村民的下饭菜。接着就是赌博成风。我们村的小孩子，不会打麻将的没有，不会斗地主的冇得；精一点的，还会摇色（骰）子（因为渔民来钱快，跟农民还不太一样，卖完了鱼，摸牌赌博，唯一的“娱乐”，男女老少，草木皆兵）。接着就是打架斗殴的成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们村跟其他村一样，都有一群着皮夹克和喇叭裤的年轻哥们拦路盘查，一般是针对别村的人；最典型的是，还成立了“新毒帮”，欺行霸市（主要是垄断贩鱼），后因将人打残被举报，全军覆没。至于男女作风方面，以前不好意思的，现在变得好意思了，谁跟谁跑了的事情，谁跟谁姘头的事情，现在人们听起来，好像没有以前第一次那么惊讶了。改开前，书记、队长、会计和妇联主任，如果到谁的家里去，那是走访群众看有没有什么困难，或者去帮助解决什么困难；而改开后这些人去到群众家里，有一段时间收提留，那是多一个人好搬东西，交不起提留的，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的，那对不起，派出所里见。稀奇的是，前些年搞的什么村书记和村长的选举，能人们各显神通，想连任的那位书记，竟然拉了两车人去县城“啜麻果”（吸毒）拉选票。更稀奇的是，前年更有叔侄二人，为了争当书记（一年可侵吞湖面承包费15万元钱左右），亲叔将亲侄的右手砍断了。还有像什么书记把村委和会计的公章都捏在手里，盖个章子要多少钱，要多少包烟；甚至为跟一个五保户办一个低保都要收人家500元钱的事情，举不胜举。
秋老师，这个事例可以延伸出如下三个问题。第一，改开后，集体生产变成了个人生产，这个时候的是确发展了一点生产力，那是不管将来会怎么样，连休渔期都不管的一种发展生产力。结果，生产力发展到了极限，连偷盗都成为了生产力。那就是你家网上的鱼，我先到湖里去的，我看到了，我想心思都要搞下来；我家昨晚下的网，明早准备去收网的，可是稍晚到一步，“连尸首都捞不到了”（我父亲的口语）。后来，家家户户争先恐后，在湖里插起了迷魂阵（一种让大小鱼都无法逃生的捕鱼网器），结果是，一个长差不多90公里，宽差不多50公里的斧头湖，硬是被搞得我们的鱼类朋友们几乎是断子绝孙了。第二，我父亲再怎么样会捕鱼，可是面对这个无鱼之水，即使想拦网养鱼，可是一家一户的生产力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说不定，你家今天放的鱼秧子，晚上就被人割网偷走了；也说不定，但也经常是，鱼在慢慢长大，可能你还没有吃到一条鱼，鱼早就被别人今天晚上偷一点，明天晚上偷一点，早就偷得差不多了，反正最后的结果是，你可能是血本无归的。所以，几百亩的湖面养鱼，至少得有七八户人家联合起来一起围养，分工协作，有的是白天进行清网，有的是晚上进行巡逻。第三，改开前，大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教育，集体生产关系的作用，在促进着大队渔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也在夯实着大队的集体经济基础（大队还有塑料厂）。可是改开后，集体生产被个体生产所取代，集体经济被个体经济所取代，会议没有了，村民们也不愿意参加会议了。他们有了一点活钱后，就开始打起了“混时间的主义”。然后一切像以上所列举的歪门邪道，就随着他们的个体经济基础而诞生了。
秋老师，这三个问题说明了什么呢，第一个问题说明了劳动生产关系的强制性改变（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它的确是发展了一点生产力。可它不但不是可持续地发展生产力，而是把集体和国家的公共资源，因其在市场经济中，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成为了商品之后，进行了极度掠夺式瓜分和变卖的一种发展生产力。在瓜分和变卖完之后，在生存条件面临着绝境之后，这种生产关系，不但绝对地成为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且还将生产力之中的物化对象即劳动力逼上了绝路（并不是只存在资本对雇佣工的直接物化，还存在着市场资本对貌似自由的农业小生产者的间接物化）。第二个问题，说明了劳动生产力与生产资料（无鱼之水）之间的矛盾，是由开始在改开前，劳动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协调发展，共同成为发展生产力（相当于“1+1≥2”），变成了劳动生产力对生产资料的破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相当于“1－1≤0”）。因为这个生产资料，它不是死的生产资料，它还有促进鱼生鱼这个自然发展的生产力。相当于一种物质的属性，它有多种使用价值，它从作为一种生产资料变为了产品和商品之后，又成为了生产资料去生产别的产品和商品。而这个不断的循环，对于鱼来说，生产资料和产品都是它自己，它自己就是生产力。所以，如果只是把湖水当成生产资料而不把鱼本身也当成生产资料，这就必然导致劳动生产力与生产资料之间矛盾，使这种劳动生产力，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下，去绝对地破坏自然的生产力；从而就陷入自然生产力对劳动生产力的反抗，陷入劳动生产力自身异化的反抗，最终陷入这样被破坏的一种发展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反抗。所以，陷入绝境的劳动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矛盾，就上升到单个的劳动生产力已不适应于生产资料（无鱼之水）有使用价值的矛盾，而要想使这个有使用价值的生产资料能继续适应于劳动生产力（已经谈不上发展），就必须要改变劳动生产力的方式，就必须要改变生产关系。而这个劳动生产力方式的改变，是在自然生产力被破坏前提下的一种劳动过程的改变，由休渔加捕鱼有机结合的生产劳动，变成了单一的养鱼的生产劳动。而即使改变了生产关系，由无法单一劳动变成了七八户人家合作一起劳动，但是结果也只是一种仅能维持温饱的生产劳动（“幸亏”湖里还有一些菱角、篙巴等可以作菜，当然，螺丝、蚌壳就没有了，都被摸完了）。
第三问题说明了什么呢，秋老师，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村是社会的一个分子，它的特别性可以反映出社会的普遍性。我们村从书记的腐败堕落和为非作歹，到村民的礼义廉耻和行为举止的变化，所反映出来的观念意识和思想认识的变化，均可以说成是我们村的上层建筑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它不是一蹴而成的，它是慢慢形成的。怎么讲呢，邓小平他也没有公开说要你打麻将（民间谚语：毛主席领导我们向太阳，邓小平领导我们打麻将），他虽然不是真心要你发财，但是他还是右手要你发财，左手要你搞精神文明，而且还先后搞了两次大搜捕，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什么说现在的女人们比男人们还懂辩证法，说“男人有钱就变坏”，虽然她们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有了钱就变坏，但是她们明白，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社会风气下，一个臭鸡蛋，难道苍蝇碰到了还不去叮一下吗？秋老师，我们村人的变化，就是这个道理。尽管村民们的日子还过得十分艰难，但是，由于已经丧失了一心为公的经济基础，他们就把一种散漫变成惯性，把惯性变成惰性，把这个惰性下面的无限延伸，即各种丑恶现象，从他们的行为中表现了出来。秋老师，中国特色，它之所以还不同于外国资本，因为它起码还没有从表面上来承认由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对肌肤的腐蚀是合法化的，即使直到它死的那一天为止，它也不会承认。这就是举着社会主义旗帜搞特色或者是搞卖国主义的本质，除非它有一天突然换了一身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服装为止。所以，秋老师，以我们村为代表的上层建筑的变化，不是上层建筑自身独立的变化，而是随着经济基础而变化的变化。而且上层建筑它远远赶不上经济基础的变化，经济基础还总是要求它实行改良和变革，以适应于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而这样的一种同一（一致性），是绝对地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过程是完全同一的。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它远远跟不上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生产力总是要求生产关系实行改良和变革，直到它适应于自己的发展需要为止。而这个过程并不是静止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由之产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而且是时刻地运动着和发展着。
秋老师，我花了这么大的篇幅，以我们村这个点来具体化和形象化，肯定不可能只是为了说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由之而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告诉您，我在阐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同时在阐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而只要证明它们是矛盾运动的，那么，它们矛盾运动的双方，就是对称破缺的，就是有主次之分的。而这个有主次之分的矛盾运动，不仅仅是我们村的特殊性，而且是中国农村其它各个渔民村相似和共有的特殊性。那么它反映出来的，就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普遍规律。事实上，中国改开后的所有领域，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普遍规律。那么，它就形成了整个社会由点到面的累积，而不是以偏概全；那么，它就反映了整个社会从个别到一般的规律，而不是突发或偶然。所以，秋老师，摆在您面前的就只有一个选项，要么您像认同主席的《矛盾论》一样，承认矛盾运动的双方有主次之分；要么您像否定物质决定意识有主次之分，否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主次之分，否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主次之分一样，否定主席的《矛盾论》。
秋老师，刚才谈的是狭义，而且只是从社会主义到特色主义的一个历史阶段的狭义，而且仅仅是以我们村来进行的，下面，请允许我继续展开。秋老师，以上我阐述过的，我父亲作为渔业能手的劳动生产力，在面对无鱼之水的斧头湖时，在自然状态下，他是无能无力的；这就相当于原始社会自然人的捕鱼或狩猎的劳动生产力低下，虽然资源丰富（先只考虑这个物质丰富的地理条件），但是面对自然，他们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秋老师，当我们今天的生产力面对着资源枯竭的世界时，就相当于原始社会的自然人，在生产力低下的历史阶段，面对着资源丰富的世界。这就相当于“1/3对3/1”的倒立关系，如果我们设置世界资源对生产力的比为“小于1”表示人类生存条件在恶化（事实上的确是如此），那么今天和远古的关系，就形成了一个逆向淘汰的循环。因为是原始社会世界资源对自然人生产力的“3/1”的比的生存条件，才让我们人类走到了今天，那么，要想改变生存条件的恶化，就必须以世界资源这个物质为对象进行参考，而且必须由这个物质的本质属性来决定生产力。所以，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是以物质条件（物质属性）来决定的，最终是以适应于人类的生存条件为反作用力的。
秋老师，这个逆向淘汰的循环，这个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就需要我们再去认识，再去总结。当原始自然人的劳动生产力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存需要时，不足以维持他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的生存安全时，他们就必然地要进行联合，进行群居——家族的，氏族的，联合起来，群渔群猎，群耕群种。这样的一种联合，就如同我父亲的劳动生产力，不足以对无鱼之水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生产一样，必须要改变生产关系。所以，秋老师，生产关系，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只有人不再是自然人，而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以适应生产力为发展的，以满足人类自身生存需要为基本条件的劳动生产关系。所以，在这个客观前提之下，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派生和需要，由生产力来决定。不过，生产关系的改变，能决定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秋老师，到这里就有一个逻辑概念，我想来重申一下，后面再说可能有点困难（不是困难，也许是您根本就不能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您总是强调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您把在一定的条件下，改变了生产关系，然后决定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就误以为“哦，原来是生产关系在决定生产力”。秋老师，如果不是生产力的低下，哪里还需要原始自然人去改变生产关系？正是因为生产力的低下，它就如同一种需要去要求它发生改变，指向一种能发展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像这样的一种逻辑对象，是谁对谁发出了“指令性”的因素，才是“决定性”的意义，而不是倒过来，把“服从性”的因素当成“指令性”的因素。而即使在一定的条件下改变了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生产力是人类能动运动对自然的改变能力，它是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所以，它的发展又时刻要求生产关系发生改良和变革，以适应于它的发展要求。
秋老师，当自然人成为了社会人发展了生产力之后，以人类区分于其他动物的生产工具的制造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以及运用生产工具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和提高家庭与氏族，氏族与氏族之间的占领和掠夺之后，伴随着劳动生活和生产资料的剩余，伴随着对俘虏奴役的开始，阶级就诞生了。秋老师，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形成民族和国家之前，是不是一直是以劳动生产力对自然的改造来促进人类的生存发展为主线的？那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剩余和奴役的产生，是不是又要促使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以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所以，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剥削和压迫人的劳动生产关系，是一步一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演变而来的。从家庭到氏族、民族和国家的演变过程中，奴隶生产关系的形式化，是由一个氏族、部落、民族形成累积和扩大之后，形成了规模化之后，才形成制度化的。所以，为什么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属于是自然过程，因为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都是物质的生产与再生产。像这样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生产关系的演变，这样的累积方式，这样的扩大方式，这样的形成规模化之后，再形成制度化的规律，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是这样，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还会是这样。只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不再是被动地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来改良和变革，而是主观能动性地适应于它们的改良和变革。所以，从奴隶到封建，从封建到资本的生产关系，一直到永远，尽管最后的制度化是由阶级斗争确定下来，但是，一旦确定下来之后，它就马上又开始了它从生到死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秋老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更是这样。一旦自然人成为了社会人，由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开始了。经济基础，大家都知道，是指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所以，只有当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之后，有了经济基础之后，决定上层建筑适应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就开始了。因为，如果没有社会关系，那就谈不上生产关系，更谈不上上层建筑。所以，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是自然过程，上层建筑适应于经济基础的发展也是自然过程。所以，没有自然人的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的改变和发展，就一定没有社会人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要求上层建筑的改变和发展。而这个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所演变的过程，从家庭、氏族、民族到国家，与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决定所演变的过程一样，都要历经形式化、扩大化、规模化和阶级斗争的制度化来依次确定。而这一规律，同样对应于从奴隶到封建，从封建到资本，以此类推，直到永远（阶级和国家消灭为止，不过那个时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高度文明的上层建筑）。只不过是，上层建筑的演变，由于它是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其庞大的身躯需要一定的历史周期去完成一次新陈代谢的过程，所以，它总是跟不上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又必须由经济基础来决定它的变化。而它一旦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阶级斗争确定了下来，来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那它也与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决定一样，又开始重新由经济基础来决定，并马上开始了它由生到死的否定之否定的全部过程。
如英国到1845年，持续500多年的圈地运动才逐渐消失，而这个时段，距离1649年处死查理一世，诞生英吉利资产阶级共和国才不到200年。当然，这还是根据圈地规模较大且按照中世纪末来计算的，如果追溯圈地规模的大小不同而继续往前推，那起码还要加个500年。也就是说，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雇佣劳动力源泉的圈地运动，在资本主义制度最终确定之前，最少也已经存在300多年的历史了。从封建社会一经产生家庭作坊向行会或手工工场发展的生产力，就开始要求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要发生改良和变革，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这个改良和变革，它不是一步到位的。就像上面已经交代过了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运动形态一样，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新生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就强烈地要求把这样一种新生的，以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形式，进行扩大化，进行规模化，最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制度化，这已经成为了历史规律。而随之而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是这样，这是它们同属于物质决定意识的同步发生和发展，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循环铁律。如随着手工工场的进一步发展，殖民主义的扩张，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经济基础得到进一步地加强，那么它们就要求有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如政治和宗教等上层建筑，可是这就与英国保护封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对封建经济基础的不断瓦解，经过不断反复曲折的斗争，最后先后通过苏格兰和英格兰（那个时候苏格兰实际还是个独立的国家）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起的对英国封建专制的革命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终于确立了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建筑。
秋老师，我以上所演绎的，是两个“决定论”的运动和发展，这两种矛盾的运动方式，在抽象性的轮廓下，我基本上赋予了其运动的形态。我敢肯定地说，我用矛盾运动的规律来演绎它们，我的思维形式，肯定是正确的。之所以我敢这样说，因为历史就是这样运动而来的。所以，至于您说的，“马克思只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很少几乎都没有（注：这是表示完全没有）讲生产关系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六论新社会主义》），这是因为您根本就没有思考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用什么思维形式来演绎的。这就与列宁批判一些人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哪里”一样。我告诉您秋老师，《资本论》，它其实是一部伟大的唯物辩证法的圣典，而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的圣典。她的景象不是病入膏肓的死寂，而是生动活泼的阶段斗争的凯歌。由于她本来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演绎的，是从狭义到广义来反映整个人类的阶级斗争的历史的。所以，她不是类似在西瓜地里顺藤摸瓜，而是相当在烽火堆旁弃暗投明。如果谁要是不从这个反映论出发，不是从这个认识论去观察历史，那他就看不到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运动形态，那他就看不到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运动形态；而只要是看不到这两种形态的矛盾运动，那他完全就是用书呆子的刻板，用静态的经济标尺在度量着这部伟大的唯物辩证的圣典。
秋老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这两个“决定论”的运动形态（实际为一个总形态，物质决定意识），在这样的一种情景之下，来展示这个历史巨人的肌肉的。首先，他以大工业革命高度发展的英国资本主义为中心，设置了时间和地点；其次，他从中心横向辐射到像他所说的英国的学生德国一样的君主制国家（共和制的法美也是英国的学生）为背景，设置了区域和范围；其三，他以具体人即资本家和工人以及这个具体人的行为即资本和雇佣为对象，设置了人物和事件；其四，他以雇佣劳动力的商品物化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流通中的主要矛盾为根据，设置了纵深和发展；其五，他以资本形态的循环变化与商品再生产和流通的形态变化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经济危机）为依据，设置了横贯和立体（烟火）；其六，他以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为辩证，设置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果和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必将到来的未来。秋老师，请注意，这个“设置”，它不是假设的“设置”，它也不是系统规划和条件限制的“设置”，而是根据各种不同的视角维度来摄影，来如何把历史巨人五大系统的活动肌肉，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的一种实录方式。这个就可能跟您的一种实录方式有点区别，您是拿着一块玻璃镜子在看历史巨人，巨人在您的镜子中展现的正好是手性和镜像，是反着来的。明明巨人展现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运动形态，您在镜子里面看到的却是相反的运动形态；明明巨人展现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运动形态；您在镜子里面看到的却又是相反的运动形态。不过，秋老师，您相对于李嘉图他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您基本上还是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不像李嘉图（当然，他不在马克思之后），他是把剩余价值看作是固有的东西，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他是把摄像机倒立着看，所以劳动生产率（不是“生产力”）在他的眼里，就没有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有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不过，秋老师，区别是有区别，但是对于“决定论”来说，性质差不多。不管是您还是李嘉图，只要是拿着镜子和倒着摄像机来看待历史巨人的，它的两种运动形态就一定会是“相反”或“颠倒”的！
秋老师，展示历史巨人的肌肉是这样，其实解剖（透析）历史巨人的机能也是这样。什么是机能呢，这个就是巨人五脏六腑的神经枢纽和头眼手足的活动能力。再说简单一点，对应一下，能力就是生产力，枢纽就是生产关系；活动就是经济基础，神经就是上层建筑。一个人的能力有了问题，枢纽协调肯定出了毛病；枢纽四通八达了，能力肯定会得到加强。一个人的能力加强了，就加强了身体的活动；身体的活动加强了，人的精神（神经）就会抖擞；精神抖擞了，活动就更加灵活。秋老师，历史巨人也是这样的，它跟人一样，都有某个身体部分包含整个生命遗传信息的功能。比如说商品与货币，如果商品是血液，那货币就是血管。商品是血液的再生产流通，货币是媒介的管道作用。如果没有商品的这个血液，就不需要货币的这个血管。所以，商品的血液就决定着货币的血管，当然它们具有反作用。比如说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血液中含有无机盐、氧以及细胞代谢产物、激素、酶和抗体等各种营养成分，有使用价值，是与各种器官组织有交换价值的承载体。所以，没有使用价值的血液，就没有交换价值的血液对器官的供应；没有血液的供应，器官就会衰竭。所以，血液的使用价值决定血液供应器官的交换价值，当然它们也有反作用，如心脏不再跳动，血液就会停止供应。再比如说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这个里面有劳动生产力、劳动强度和工作日三个因素，每两个因素不变来决定第三个因素，或者是三个因素同时发生变化，像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的循环也是这样。这个复杂的运动，就更加像人身体器官相互协调和相互制约的能动活动。当然还有像其他的类似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相对人口与产业后备军，等等，都具有相对统一的性质，都具有主次之分的性质。可以说，秋老师，矛盾主次之分的“决定论”，在历史巨人的身上无处不在，它们都是这两个“决定论”的——总体称为是物质决定意识的反映论。
秋老师，比如说转基因和“核地雷”（AP1000），这是“决定论”最好的辩证说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大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先进的高科技设备和机器发展了生产力，它却在不断地在排挤着雇佣劳动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地走向垄断化，排挤雇佣劳动力所出现的相对人口过剩的现象就会越来越严重。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相对人口过剩的现象，一度是为了保持一定的廉价的雇佣后备军；可是，一旦社会化大生产的无限性与生产资料世界性枯竭的有限性发生了矛盾，并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对抗性矛盾发生了叠加，那相对性的人口过剩的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沉重负担。秋老师，转基因技术的诞生，就承载了这样的负担。一方面，它暂时解决了一部分工业需要的生产资料的资源危机，缓解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总崩溃的时刻到来；二个是，它又暂时解决了绝大部分相对过剩人口的生活资料，缓解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政治危机总崩溃的时刻到来；三个是，它又用这种猪狗都不能吃的毒药（加上疫苗）来慢性毒杀相对剩余人口，以彻底斩断所谓危害资本主义政治的经济的革命因素。所以，转基因是什么，根据它的使用价值，它既能作为高科技的生产力，又能作为高科技的生物毒剂（武器）。如果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实行转基因，既可以垄断农业（种子不能发芽），又可以实行生物战争打击（当然，目前全世界能在本国接受转基因食品和种植的，没有一个不是主动或者是被动地接受）。关键是，由于种植转基因可以配套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系列不需要除草（事实上出现了超级杂草），或者是向水稻转入BT毒蛋白类的作物种植所谓可以杀虫而不需要扯草，这样就可以相对性地减少农业劳动力（当然不会增产，甚至还减产，但是这不是统治阶级真正所关心的问题），把这些似乎是多余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雇佣劳动力或雇佣后备军。秋老师，这种用转基因来排挤农民，相当于圈地运动把农民赶了出来，但又比圈地运动更加高明的，而且不是转基因唯一使用价值的高科技生产力，就必须有相应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我们知道，美国和英国等早就完成了这项工作，它们根本就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维系雇佣后备军的供应，所以美国种植转基因是有其战略目的的，这个先不谈；所以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前年要求英国本土不要被转基因污染，这个也先不谈；我要说的是，转基因生产力在中国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到底是什么。
秋老师，为什么中国人民抵制转基因，虽然舆论已经捅破了天，但是人家就是不理不睬，而且像陈锡文那样，竟然说反转是无知，为什么会这样？秋老师，这是因为，转基因目前在中国，已经不仅仅是所谓食品安全的问题了，它已经是一种高科技的生产力在决定着中国的生产关系。中国的农民工3亿多人（绝对不止），都在作为劳动雇佣工在维持着中国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这些人相当于是用转基因像圈地运动那样把他们赶了出来，而维持他们吃的问题，包括整个中国人民吃的问题，中国自己的农业生产能否解决这都不重要，因为有美国这个根本不需要用转基因来解决雇佣后备军的国家，在背后用转基因毒食品在为中国提供保障，而重要的是它们要用这样的一种生产关系，来维持住这样的一种殖民发展方式。所以，秋老师，近几个月以来，虽然我们表面上看到了什么孟山都等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是越来越少，但是，只要我们是认真调查和研究了中国自己的孟山都——深圳市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我们就发现，中国自己的孟山都比美国的孟山都还要凶狠，还要毒辣。中国的孟山都公司即创世纪公司董事长吴开松先生，当他说了一句什么“我们终于打败了美国孟山都”（当然，这是表面）时，这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民族矛盾来作为策略的反转运动，已经进入到了最惨不忍睹的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因为，创世纪它不是用非转基因来所谓打败孟山都的，他们相当于是伪军直接接下了孟山都要干的活。因为，对于孟山都在中国臭名昭著的影响来说，创世纪这样的暗度陈仓，更显隐蔽和狡诈，这也是包括很多反转人士都不知道“创世纪”这个中国孟山都巨头的原因。当它们完成了这个交接之后，还自封了一个“打败了孟山都”这个民族英雄的荣誉称号。所以，吴开松先生先后受到了邓朴方、回良玉、汪洋等大人们的接见，其公司转基因育种的范围，早已经有了大米、玉米和小麦等等，早已静悄无声地在中国遍地开花。秋老师，根据我的深入研究，如果按照陈锡文最近的供词所说，中国目前还超过有20亿亩耕地（温家宝2007年说什么18亿亩红线，可见，改开之前，中国的耕地面积不会低于23亿亩），如果是这个数据的话，我敢断定，中国到目前，起码有14亿亩耕地都种上转基因（本人对《科技日报》2013年公布的5.7亿亩转基因种植在创世纪公司内部人接受记者的采访中找到了出处，原来是指棉花就有5.7亿亩，那蔬菜的3亿亩呢，那玉米的3亿亩呢，那水稻和小麦合计的9亿亩——像湖北种植转基因水稻，像山东、河南、河北前年和去年全部种植了转基因小麦一共又有多少呢）。
最耐人寻味的是，袁隆平于2014年4月15日去到创世纪海南的种业基地去作指导工作（可见他到底是干什么的），而习总于6月4日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大力表彰这个一直以超级水稻冒充杂交水稻而实属转基因水稻的所谓“杂交之父”。这使我想到了吴孔明所长的真情表白，“中国没有拒绝转基因的资本”；这也使我想起了习总含糊其辞的话，“技术和粮食一样，靠别人靠不住，要端自己的饭碗， 自立才能自强”。这两句话结合在一起就明白了，端在自己碗里的粮食，它不是有机食物和非转食物，它还是转基因毒食物，因为“中国没有资本拒绝转基因”（他们认为）。事实上，情况的确是这样。如果可以引申的话，原来习总去参观的大飞机，身体一大半都是国外的，这个所谓的大飞机梦，只是一个组装货。AP1000就更加不谈，等一下来讲。秋老师，看来吴孔明在说实话，他的逻辑是辨证的，他直接揭示了转基因作为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只是没有点明是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而由于他是唯心辨证，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所以就只能说是没有拒绝的资本。其实，资本当然是有的，那就是人民，而且仅仅只是人民！
秋老师，转基因作为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是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而这样的殖民经济基础，所决定出来的上层建筑，会是独立自主的吗？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俄罗斯，人家从总统到总理，明确宣布严禁转基因，人家的经济基础不是殖民化，所以人家的上层建筑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所以，有人不懂唯物辩证，一味地要求中国从形式上出普京，不废除转基因这个生产力，以及它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不废除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经济基础，那上层建筑是绝不可能出普京的！相反，如果有人从上层建筑搞形式上的普京，而实质是巩固和维系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那就是更加原形毕露！秋老师，核电站即“核地雷”（AP1000），就是最好的注脚。秋老师，中国为什么要发展“核地雷”，您会说能源不够用，那能源够用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发展，您估计就不会说了。秋老师，我来说，是为了发展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倘若我们中国废除了这个殖民发展方式，能源还够不够用？估计您还是会说不够用，如果您还是这样去想的话，那就完蛋了。秋老师，我们要把转基因和“核地雷”结合起来看：中国人民先不谈发展，先只想做一个正常人；一个天天吃毒品的国度，你还有什么资格谈发展？！那就是，先消灭转基因，把被转基因赶出来的农民放回家，回家去干什么，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接着干什么，根据“八字方针”重建国民经济的根本基础即农业。而这个起初，只是为了活命，解决吃饭的问题；因为这个饭，它决不能是毒品，它一定是正常的人所吃的饭，先不说是有机，起码是非转基因的吧？！这个生产关系的形态，将如何随着转基因这个生产力的消失而消失呢？秋老师，如果3亿多农民工全部回家种田活命，那还存在“世界加工厂”的殖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吗？没有了这个能容纳3亿多人的“世界加工厂”，那能少多少度电？少多少吨煤？少多少钱送给老外？
秋老师，实际上，根据美国已有的104座（新资料说是117座，待核实）核电站的发电量，也只是占美国消费总电量的16﹪-20﹪，即使中国41个“核地雷”全部投入运营，对中国而言，发电量能占10﹪吗？而如果3亿多人的“世界加工厂”消失了，中国还需要这个“核地雷”的发电量吗？如果有人说，即使中国没有了“世界加工厂”，也必须要造“核地雷”，如果真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就是缺德！为什么要骂这样的人，因为你是把眼前的可以不需要的需要留给了自己，把长远刚性的不可解决的解决留给了后人，相当于你是在害人，这样的人不是缺德是什么？如果你是解决了核废料的处理，像有些污水处理厂一样能处理污水，而不是放任自流，那你可以造，否则，是坚决不能造的！如果主席在世，他也是不会造的，因为他的原则就是眼前的利益要服从长远的利益。把一个已知的利益留给自己，把一个未知的巨大危害留给后人，这本来就是资本家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而丧失人性而敢上绞刑的可怕行为（当然那个时候他们早已身首异处了，还哪管日后洪水滔天），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应该干的事情吗？
秋老师，可是今天在中国还真有人干，而且还干得非常出奇。一般来说，即使利令智昏，即使要干，起码也应该是自己的核技术吧，因为这起码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吧？！可是有人却偏偏跟我们开玩笑，开的还是国际玩笑，偏偏把美国西屋公司的“核地雷”引了进来。不但如此，更为可怕的是，西屋公司只有30亿美元股权，在2005年6月，在中国将于2006年12月份准备宣布中标之前，竟然差不多提前一年半的时间被日本东芝以高达50亿美元的溢价收购，而这个日本东芝，竟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幕后财团——三井集团的旗下公司（不可怕吗）。秋老师，您知道AP1000与我国制造的2.5代设备有什么不同，我告诉您，区别是一个是主泵，一个是爆破阀。西屋公司设计的这个AP1000的主泵是屏蔽泵，说是可以避免泄漏，这样一下子就“吸引”（起码要找点理由）了我们的前任政府，把中国本土核电和俄罗斯核电的竞争对手全部砍掉。秋老师，您可知道，这只是西屋一张图纸啊，全世界都没有见过AP1000是个什么东西，您怎么知道它相对性的隐蔽，没有其他的问题，难道它不工作了吗？我国已建的核电都是轴封式主泵，而这种像大亚湾核电站主泵密封泄漏流量异常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主泵轴封注入水中含有微粒杂质（2011年《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二卷），才造成在主泵一号动、静环密封面附近出现电泳现象,出现密封表面的沉积,使得密封动、静环流道的特性发生变化,造成密封泄漏流量的异常。秋老师，这其实是一个小问题，就好像泡茶过滤的时候，过滤网稍微细密一些就行了；而对于主泵来说，只要是解决了包括温度调节法、切换滤网法等小问题，就万事大吉了。而实践表明,这些方法对于控制主泵密封泄漏异常问题有着显著的效果,这完全可作为解决该问题的通用方法。但是，我们的政府似乎什么都没有看到！
秋老师，核电站分为核内岛和常规岛两大部分，核内岛提供热能，常规岛将之转化为电能。而AP1000核内岛的关键七大设备（压力容器、堆内构件、控制棒驱动机构、蒸汽发生器、主冷却剂泵、稳压器和反应堆冷却管道），被官方立论的所谓制造难点，一个是所谓的屏蔽泵，一个是主管道是锻件不是以往的铸件，一个是所有设备必须满足60年寿命的要求。其实，这几个所谓的难点都是相对的，因为这些想出来的设计，西屋公司不但没有做出来过，即使做出来了，它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所以，西屋公司它肯定没有安什么好心，会把一项成熟的高科技成果，放弃美国对中国的一贯封锁（除了转基因和“核地雷”），而毫无条件地奉献给中国人民，事实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其实，西屋公司自己也拿不准，它一个是在拿中国做实验，另外就是，即使这个设计有天大的问题，把它当成“核地雷”来彻底地控制中国，那是绰绰有余了。
秋老师，我在《“核地雷”把中华民族绑在亡国灭种的道路上》中大体介绍了一下IVR技术，中核电集团的一个微博对此做一个回应，说我是危言耸听，但是我没有必要回复他，因为，那都是走卒般的回应。秋老师，前面我提到过的一个不同之处，即所谓的爆破阀，用的就是IVR技术。在AP1000中，设置有4个用IVR技术控制的爆破阀，其目的就是用炸药爆炸切断原来封面的管道封板，以所谓满足应急打开要求。这个爆破阀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们先不作结论，但是我们可以推论，修复呢，又是谁去修复呢？日本一个因辐射患癌症身亡的工程师的自述表明，核内岛的任何修复工作，都是像轮流冲锋一样的，每个人不超过几分钟。本来可以电控的，你非要用爆炸，你是不是疯了？其实，秋老师，这还只是一个方面。在AP1000中，还有可以用IVR技术来控制其他设备发生移位脱节和电子点火爆炸的问题，这才是巨大灾难的核心问题之所在。在中美核电主设备设计制造技术的转让协议中，有最关键的一个东西美国没有转让，那就是控制系统。这里面有两个选项，第一， RCP（Rapid Control Prototype），有人称之为计算机程序－EMD，其实，它是仿真技术，是快速控制原型，能对实际对象（核电设备）进行控制，并能在线“优化”控制参数。可怕吗，秋老师？第二，电控EX-SAM部套，也就是系统全部技术资料，这个也不在转让之列，如果出现了什么“出现不可抗原因”（官方语言，不就是核泄露和核爆炸吗），由第三方来提供资料，就是说中方没有系统资料。秋老师，这两个选项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方既不能控制“核地雷”，也不能了解“核地雷”，至于原因，美方是这样说的，这是军事秘密（请参考“发改委”的《AP1000主要核岛设备国产化情况》）。
秋老师，中国自己的核电技术制造能力到底如何呢，2012年7月《中国能源报》报道，上海重型机器厂有限公司和上海交通大学合作研制成功的“AP1000核岛主设备大锻件”和“高温气冷堆核岛主设备大锻件”的科技成果，不仅是世界首套，不仅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已经超过了国外同期进口的锻件。这就说明，中国不是没有研发高科技的能力，关键是想不想研发的问题，是站在什么基础上研发的问题，是为谁而研发的问题。据悉，在这次仅仅只有三年的研制过程中，“上重公司”就申请发明专利30项，其中2项已获授权，实用新型6项，均已获授权；撰写标准17份，其中国家能源行业标准12份（ 7份为主编），企业标准5份，同时发表科技论文14篇。还有，秋老师，中国科学技术部于2013年4月15日公布，世界首台AP1000核电机组主管道在浙江三门核电站焊接完成，这种对冶炼、浇铸、铸造、热处理、深孔加工和弯管等工艺都有着较大难度的高科技工程技术，标志着渤船重工和二重集团的熔炼能力、锻造能力、精加工能力、锅炉处理能力以及检验能力均已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其实，中国像这类有能力的重工企业还有很多，如哈电集团等等。呜呼，秋老师，这是不是悲哀？从以上可以看出，美国西屋公司只是简单地把中国当成实验基地吗？它和它目前的实际老板即日本三井集团，从这个里面学到了什么？秋老师，想想我们中国人民，也真是有智慧啊，也真是敢为人先啊，人家是要你死的，没有想到，你却搞出了这么多发明创造；如果中国有些人不是去做狗，能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或者说如果继续沿着毛泽东主义的道路走下去，那些不该下马的各项高科技工程，或者30多年来能有更多的发明创造，时到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今天会是什么样子？秋老师，这一切都不能想象，因为有人就是要葬送这些。虽然我们的科技工作者针对AP1000，发明创造了这些高科技成果，但是，他们掌控不了自己的科研成果是为谁服务，摆脱不了对AP1000的科研是被谁利用，他们也不可能不为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服务，因为他们全部都被掌控在卖国主义的上层建筑之下。
如果有些人真的是重视高科技尖端技术的话，为什么在所谓科技兴国的两个计划（“863”“973”）和两个工程（“985”“211”）的国策下，胡伟武团队的龙芯科研起步怎么就那么艰难？他的导师三番五次地申请科研资金，可是就是得不到审批；胡伟武团队的科技成果市场化（这不是他的本意，这是走投无路没有办法），差点在北京都没有落脚之地。秋老师，如果不是胡伟武带领团队在毛泽东思想的鼓舞下，为了民族的振兴而忘我地战斗，龙芯，这个IT行业的心脏，能在中国独立自主地问世吗？非常感动的是，每一个小小的收获和成绩，胡伟武都要带领他的团队去毛主席纪念堂向毛主席汇报，就这一点，环视中国科学界，谁能做到？环视中国科学界，从“0”起点的，没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的，干出了什么重大发明创造了？！而就以上的AP1000的那些发明创造，那是毛泽东时代传承下来的科技成果的再衍生，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如果有些人真的重视高科技尖端技术的话，中科红旗举步维艰从去年拖到了今年的6月27日，各级领导无人问津，因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只能宣布拟以公开竞价的方式转让公司的全部注册商标和全部软件著作权等资产，他们为何弄到这般田地？原来其区区2000万的债务总额，其绝大部分竟然都是员工的工资？！那就是说，凡是真正是为了国家根本利益的，国家不管；凡是真正是服务于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有人那就义不容辞？！所以，照这样下去，即使AP1000将来全部实现了国产化，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这跟转基因的国产化，其意图和目的不都是一样的吗？那我们还有必要纠结一个像表面上的“981平台”的这样的事情吗？秋老师，上层建筑本身就有自我矛盾，它有光明正大的上层建筑，有阴谋诡计的上层建筑，这是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就你中国可以用好听的上层建筑来哄老百姓，人家越南和菲律宾就不需要用民族主义的东西来哄一下老百姓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每个国家内部都是一样的。既然都是美国的马仔，那就都要顾及到一些本国老百姓的民族主义义愤。只是可惜我们，明的是在反日，暗的却把实则为日本东芝的AP1000请了进来；相当是玩过了火，没有搞清楚自己的身份，以为弄个全民反日和选择性反腐就自以为是普京了，被美国老大一周旋，不该撤也必须撤——国内的矛盾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当然也不管你用什么“红旗”来解决矛盾了。所以，秋老师，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在紧跟美国的各殖民国的上层建筑中，早已不复存在；其转基因的生产力，其AP1000的生产力，其交叉作用，对中国而言，只是为了服务于共济会这个最大经济基础的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这才是主要的，这才是他们所关心的。而为此，当我听到有人在“两院大会”上讲“加快东部核电站建设”时，我总算是“开心”地笑了。
秋老师，我用如此大的篇幅来讲转基因和“核地雷”，也是一种忍无可忍的倾诉。中国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即生产关系，是上层建筑的能动反映。而当这样的发展遇到不可持续的发展时，科技成果转换为生产力，就将决定生产关系继续维持住这样的发展方式。而这样的经济基础，外汇储备都在人家手里的经济基础，将决定上层建筑继续往亡国灭种的道路上迈进。秋老师，唯物史观的不破不立，不止不行，不废不新，这不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朝纲，而是历史巨人蹒跚而来的绝对真理。在以上的演绎中，我们也看到了上层建筑的作用，而且是决定性的作用。比如有人支持袁隆平和“核地雷”的决定性作用，比如胡伟武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从总的人类历史上来讲，还是属于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反作用于生产力，而且还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还是属于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在一定的条件下，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秋老师，我以上所讲的这些，算是两个“决定论”继续延伸，其实这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的框架内容。不是马克思没有讲清楚这些，而是您根本上没有看清楚这些。我本来是准备对您的《六论》进行逐句解析的，一个是篇幅限制，一个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您的主要问题还是物质决定意识的本原论问题，不管您如何变化，万变不离其中。现在我只想再在您的《六论》中，挑出来我没有提到过的一个重点的东西出来说明一下，以正视听。
秋老师，您引用主席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以想表达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可惜您完全没有搞清楚主席的逻辑思维形式和内容。下面我把主席的批注引用出来，“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个问题，其实我上面已经花了很大的篇幅说清楚了，但是因为您总是修正和歪曲主席的意思，所以我又不得不在这里再来强调一下。不管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还是依次到封建社会及其他社会，都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形式化，到扩大化，到规模化，再通过阶级斗争最后确定下来，进行制度化。这个过程中，既然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么，在生产关系逐步与生产力发生相互作用的时候，它们一定的经济基础当然就决定着上层建筑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着上层建筑的革命因素，当然同时是在“造成舆论”，为“进行革命”创造条件，为“夺取政权”积蓄力量；而只有最后通过“夺取政权”，建立了新的上层建筑，进行了制度化，才能彻底改变旧的经济基础，确立新的经济基础，进行制度化。而一旦新的经济基础被制度化，新的生产关系被制度化，那么“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那么这样才能适应于生产力要求改良和变革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秋老师，主席的批注应该是这样来理解的，而不是您那样是去掉前因，只讲结果的一种理解。其实，一旦新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制度化被确立下来，它们就又开始了生产力继续决定生产关系而随之经济基础继续决定上层建筑的矛盾循环。为什么主席不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还存在着矛盾，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因为直到主席逝世之前，还存在的四种所有制形式，这四种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其实就是矛盾的；而所反映出来一种运动状态，就是中国各个阶级客观存在的一种阶级斗争。虽然它们不是疾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但是，一旦上层建筑的矛盾发生恶化，像通过政变一样彻底改变了上层建筑的走向，生产关系，就将适应于这四种所有制之中的，私人占有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保留其存在是为了在初级阶段满足于一种商品供应需要的生产力（如分田到户）。所以，秋老师，我们判断和理解主席的逻辑思维形式和内容，一定是要唯物辩证地认识它和学习它，而不是像您这样掐头去尾，断章取义。而正是主席看到了这样的矛盾，他才能够区分，哪些是敌我矛盾，哪些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样才能使他能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正确地运用要文斗而不要武斗的斗争方式，去进行斗私批修。说到这里，秋老师，我想强调一个要点，我们总是习惯于讲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后”什么的，文革在主席在世的时候是一塌糊涂的吗？难道他的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其路线方针政策是错误的吗？难道在这个期间的经济基础是右派说的“崩溃”和生产力是右派说的是“阻碍”的吗？如果不是，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胜利的。至于到今天被走资派颠覆，其政治性和逻辑性用语应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被颠覆后”。所以，是谁发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性虚无和逻辑性混乱的用语，是完全错误的。这与右派的用语一样，搅乱了当今青少年的第一认识，我认为是到了要辩证过来这个政治性和逻辑性的用语的时候了。
秋老师，关于您在《六论》中说刘少奇和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说毛主席是反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我想留在下一个副标题《评正反合和毛邓论》中来讲；关于您用“五段论”来批判马克思，我在上一个副标题中已经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也本来在这个副标题中来展开的，但是通过梳理，觉得还是放在《评新社会主义》中来讲为好。这个篇幅余下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话来回答您的问题。检验一下您歪曲和反对他们的，跟他们自己的原意是不是一样。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我的论证就是无理无据的，我当然不会这样。我对您的理论体系最初的感觉就是，正如马克思评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过于深入地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这个爆炸性问题是非常危险的。”（《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564页）秋老师，我虽然不知道您为什么要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但是我知道您起码从形式上拥护毛主席和江青同志在本能上是正确的，但是您这样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又是反对毛主席的，而且还提出了所谓的“新社会主义论”，不过这又是没有什么危险性的。您一开始就说自己是客观的，可是对于马克思说历史发展是自然过程，您又出尔反尔地是坚决反对的。如马克思说的，“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话，不可能有大私有者阶级。”（《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558页）秋老师，难道马克思说的这样的一种剥削阶级的自然形成过程有什么不对吗？如“只有当人类通过劳动摆脱了最初的动物状态，从而他们的劳动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的时候，一个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另一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关系才能出现。”（《马恩全集》同上）秋老师，难道马克思说的这样的一种被剥削的自然形成过程，不是规律性的吗？
说得严重一点，秋老师，您根本就没有弄清楚自然过程是一种什么东西，以为是没有人参与其中的一种空间就是自然，是不是？其实，您完全搞错了，您是把人这个自然之物，排除在自然之外，被当成了上帝。而根本没有认识到，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根本没有认识到人类的全部活动，即生产与再生产，即劳动，就是自然过程。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01-202页）秋老师，马克思这种精准的描述，把整个人类的劳动自然过程说得多么生动啊！这个“潜力”是什么？不就是“意识”吗？不就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吗？而“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不就是说“意识”由人来决定，由人这个自然物质来决定吗？不也是在说“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来决定吗？而这样的一种“决定论”，不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过程吗？
秋老师，请您再看看消灭旧的生产关系，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怎样实录这种历史自然发展过程的。“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831页）秋老师，马克思在这里实录的是旧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排斥新的生产关系。但是，新的生产关系要想存在，要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新与旧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该如何自然演变呢？秋老师，请看马克思的继续实录。“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那就象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马恩全集》同上）秋老师，您不觉得这后面的历史实录很熟悉吗？主席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不是主席对马克思的一脉相承吗？
秋老师，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而且在一定的条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您说马克思只讲前者，不讲后者，我说您在造谣！！如果您是看不懂，那没有什么，但是，如果看不懂，还说看懂了，而且还说马克思没有说过，那就是造谣了。马克思自己也说过了，《资本论》中，最难的一章是《商品》这一章。这也难怪，在我认识的同志们中，没有看懂的，也有，但是这些同志是抱着啃骨头的精神在学习它。在这里，我要戳破您这个谎言。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403页）秋老师，您理解“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之前的这几句话没有？前面讲的不是生产关系是什么？这个引用的部分不是在说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是什么？马克思接着说，“工场手工业分工不仅只是为资本家而不是为工人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而且靠使各个工人畸形化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它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因此，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文明的、精巧的剥削手段。（《马恩全集》同上）秋老师，这个“…不仅…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而且…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在说明“工场手工业分工”这个生产关系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了吗？
秋老师，您再睁着眼睛看看。“生产资本形式的储备，是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的，这些生产资料或者已经处于生产过程，或者至少已经在生产者手中，也就是已经潜在地处于生产过程。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从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比一切以前的生产方式更加发展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种以劳动资料形式一下子全部并入生产过程，并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反复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料（建筑物、机器等等）的量，不断增大，并且这种生产资料的增大，既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159页）秋老师，您应该可以看得到这个里面的两层意思吧，一个是括号里面的“它比一切以前的生产方式更加发展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说的是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另一个是“既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说的是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在辩证地阐述着这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一种结果。
秋老师，如果说马克思阐述的以上的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者是决定性作用不是很直截了当的话，请您再睁开眼睛看看。“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下第891-892页）秋老师，这段引文前面最直白的生产关系决定性地反作用生产力，不需要我再多费口舌了吧？这就可以证明，不是马克思没有说，而是您没有看到，或者是视而不见吧？！“为整个社会结构…政治形式…国家形式，找出…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您应该知道是“经济基础”了吧？这些关联语句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的是当生产关系决定性地反作用生产力的同时，上层建筑也在决定性地反作用经济基础。而后面的从“不过”开始到结束，说明的是最终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是“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的“意义”。
秋老师，马克思逝世之后，像您这样的歪曲和反对马克思的人不在少数，马克思的革命战友恩格斯，为此问题也进行过反复说明。在这里我就不引用列宁和毛主席的相关论述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开天辟地，革命导师恩格斯完全有资格来代表马克思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虽然我们不能孤立地以人物的时代不同来分割马克思主义，因为客观来讲，唯物辩证法，讲的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那么，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列毛主义，这是按照体系来讲的，而且是按照历史的生动活泼的矛盾运动来讲的。只要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就可以都序列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秋老师，我也不多费口舌了，看看恩格斯是怎么说的。“我们认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上第119页）秋老师，恩格斯在肯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前提下，也同时在说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且也在说明是“谁”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反作用，而且是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秋老师，下面是两段长文，我认为值得任何人再学习，这是恩格斯对那些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回击；在当今，也是对那些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东方的毛泽东主义者”的有力回击。我将不对引文再做任何说明，因为恩格斯已经说得太清楚了。引用完毕后，将结束我这个篇幅对秋老师的信帖。我自认为我是一名普通的战士，虽说是受秋老师的邀请，但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也必须要进行实事求是地说明。捍卫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每一位毛泽东主义者的光荣职责，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不但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相反他是真正用自己的鞠躬尽瘁在捍卫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而凡是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他必定是修正主义，也不管他是如何举着毛主席的旗帜，其本质是已经在亵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这个问题的性质其实就是这样，所以我认为秋老师必须要自我反省，这是我认为在反思之基础上的更进一步深入，否则，后果真的很严重！恩格斯的长文如下：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是这样来判定您的第一个主要论据的：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在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勃兰登堡由于掌握了普鲁士而卷入了波兰事件，并因而卷入了国际政治关系，后者在形成奥地利王室的威力时也起过决定的作用）。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脉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末，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其次，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突出的例子。《资本论》中的许多提示也是这样。其次，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
为详尽的阐述。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马恩全集》第三十七卷第460-4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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