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承高：何承高致公开信批“新社会主义论”（七）

七、总结

秋老师，前面六个副标题，针对您“新论”理论体系的评论，算是告一段落。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副标题进行评论，第一我认为我是理解您的，第二，我认为我是认真的。理解您什么呢，我在第一个副标题就说过，如果您想创建一个什么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您必须会有自己观察历史发展的视角维度，简单地说，您必须会有自己的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的基石，就是世界本源论。而我认真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我必须从本源论开始谈起，谈到唯物辩证观，谈到政治经济学，谈到“毛邓合”和“毛邓论”，谈到“新论”，再进行总结；二个是，我必须用最通俗的语言，用公开信的形式，来告诉我能影响到的人，让他们知道，您的理论体系是从哪里来的，又将到哪里去，会产生什么样子的结果。可以说，这是我在理解了您之后，所力所能及做到的，捍卫一下我自己认识的马克思主义的认真态度。现在，我要做的这个总结的工作，就是把前面六个副标题的内容串联起来，来进行综合说明。

（一）本源论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秋老师，这个关联，几乎没有人提过。原因是，您的“合二为一”的整体论，实质是二元论，出现得太晚了一些。如果说您出生在马克思那个年代，在您的这个本源论的基础上，与马克思同时阐发出了共产主义，那肯定会有很多人关联这个问题。虽然您出现得稍晚了一些，但是我还是发现了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您建立在物质和意识二元论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是不可能阐发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共产主义的本质，必须要达到消灭阶级和国家，而只有建立在物质决定意识的一元论的基础之上，阶级和国家作为是物质被消灭，阶级意识和国家意识作为是物质的反映，也才能够同时被消灭。而由于秋老师认识论的意识，不是物质反映论的意识，而是宇宙诞生就有的意识，所以，如果用秋老师的二元论来阐发共产主义，即便阶级和国家都消失了，但是阶级意识和国家意识都还将存在，还是存在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麻烦大了，那就是说共产主义将永远也不会实现。为什么呢，因为阶级和国家，都是共产主义运动要消灭的资产阶级等级和法权，如果它们的意识永远不灭，那这种阴魂不散的意识就会反作用于共产主义社会，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决定共产主义社会又产生阶级和国家。而由于在秋老师的认识论里，是着重强调意识决定物质的，那就是说阶级意识和国家意识将永远存在，将决定着消灭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将永远不会到来。

不仅如此，按照秋老师的本源论，二元论，意识与宇宙同步，生来具有，永远不灭。那自有生命运动以来，各种已经灭绝的动植物，它们的本能意识还将必然存在。那这个世界哪里还有人类宁日，那必将是阴森恐怖，夜夜惊魂。那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各种腐朽堕落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不但不灭，还将累积。那这个世界哪里还有人类文明，那必将是魑魅魍魉，男盗女娼。而秋老师的本意又并非如此，您只是想着重强调精神和意识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这种本源论所必然导致这样的认识论的结果，就必然违反了客观实在和客观规律。而要想破除以上的这些谬论，您就必须要把您的认识导向，归结到上帝论的认识论之中，因为只有它们才是您的护身符，帮您降妖捉怪，帮您惩恶扬善。秋老师，也许您不是有意这样而为之，而只是为了强调精神和意识的主导性作用，才与唯物主义相对立，才与唯物辩证观相对立，才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但是，您的态度又是明确地表达了要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论的，而且是坚决要反对物质决定意识的一元论的，所以，这就决定了您的理论体系，与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必将消灭阶级和国家的本质相对立，与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方向相对立。

（二）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

秋老师，为什么我在第一、第二个副标题中着重来谈世界本源论的问题，无非是强调一个自然发展观的问题。如果我这句话能被引起重视的话，我想强调一千万遍，“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如果我写给您的公开信，能被看过的一些朋友们引起这样的重视，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一半。秋老师，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很容易懂的，她是最接近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最客观的实录。可她被人们片面地理解为深刻，是因为唯心主义把她埋在了深处，而一旦唯心主义得到了铲除，就发现马克思主义原来是这么地基础。所以，并不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有什么难度，而是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唯心主义有多少深度，而只要我们的唯心主义越来越少，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多，我们就慢慢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原来这么基础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一个是自然发展的世界观，一个是决定这个自然发展的认识论。如果树立了这样的世界观，掌握了这样的认识论，用马克思主义看待宇宙，看待历史，看待世界，看待事物，就会登高望远，茅塞顿开，就会胸有成竹，融会贯通。

秋老师，请允许我再一次强调一下，自然发展的世界观，是以物质为基础的，意识作为是人脑的产物，她还是属于是物质。我们把意识从物质之中区分开来，是为了最基本的哲学关系，是认识论的体现，否则，绝对地区分它们，就没有任何意义。而要形成这个世界观，就必须是物质决定意识的认识论。而否定了这个认识论，自然发展的世界观将无从谈起。而这个认识论到底是否符合客观规律，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地在历史中去检验，到实践中去检验。而检验的结果，如果能客观地反映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那就证明自然发展的世界观是完全正确的，那就证明物质决定意识的认识论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个正确，当然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意思就是说，意识同样反作用物质，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就避免了机械唯物主义，避免了唯心辩证法，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和发展，开辟了革命道路。不过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么基础的东西，并不是先下公式，然后再去对照历史的，而是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占有和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所得出的最能反映出客观规律的世界观和认识论的。

秋老师，在第三、第四个副标题中，我进一步阐发了这种世界观和认识论。结合第一、第二副标题的内容，说明了在自然发展的世界观下，在物质本源论的前提下，在物质决定意识的认识论里，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原来都是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随之产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起到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力的。而且，她们之间的反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又要起到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力的。正是因为这样的认识论，开辟了一切革命道路，所以在政治经济领域的认识论，也就一通百通，一了百了了。比如说原始社会，个人生产力相对生存需要的低下，要求改变社会关系，改变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改变，就发展了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出现了剩余，出现了交换。而交换一经通过货币替代等价物出现，交换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大，奴隶制生产关系的规模化扩张，就需要用制度来确立；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规模化扩张，就需要从家族到氏族、到部落、到民族、到国家来依次确立。那到了这个时候，奴隶制生产关系的阶级斗争，就暂时通过国家这个阶级法权限制了起来，来达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目的。所以，从政治领域上来讲，阶级斗争也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与生具有和突然出现的。

秋老师，我在第四个副标题中，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阐发中，详细阐述了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活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自然演变的客观规律。揭示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具体化，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随之产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它们的反作用，以及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性作用，都是源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活动，即生产与再生产。而发展生产与再生产的科学实验，集中体现为阶级斗争的社会变革和要求，就构成了人类发展的三大社会实践活动。而这三大活动的现象，这种自然发展的现象，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被知性提示过，这种自然发展观，就是在一些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那里，都已经形成了知性共识。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更进一步从现象到本质，从知性到理性，揭示了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揭示了阶级斗争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揭示了这个专政只不过是要到达消灭阶级和国家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所以共产主义运动，必然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任何跑步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注定要违反客观规律，都是注定要破产和失败的。

（三）共产主义运动自然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运动规律

秋老师，既然说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我们就要明白，共产主义运动，属于是物质运动，具有物质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我已经在第六个副标题中，在《评新社会主义论》中，进行了概念性阐述。而关于这个运动的一部分，即社会主义运动，在《评论》中，我花了大量篇幅，对导致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运动，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运动的内因和外因，以及这两种因素必将导致的结果，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我认为，这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从唯物辩证的世界观来讲，从物质矛盾运动的规律上来讲，我算是讲得比较清楚了。唯一不足的是，由于篇幅的限制（《评论》已经超过25000字），不能大量地占有材料去进行辅证。当然这个工作，我会以后在其它的论述中来说明。而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直到消灭阶级和国家的矛盾运动规律，除了已经作出了在哲学关系上的概念性陈述之外，我还将在这里，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来作出必要的补充和综合陈述。

秋老师，比如新中国从旧中国发展而来，还存在着旧中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法权，还存在着世界帝国主义对新中国进行围堵和扼杀，而妄想实行殖民统治的法权。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在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属性，是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在一国范围内，在阶级斗争中，国家的属性，是实行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工具。而这两种对外和对内的国家属性，就决定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在迈向共产主义的前进道路上，存在着两大矛盾。也就决定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对外是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是反对封建和资本主义。而要想完成这两大革命任务，就必须要搞清楚这两大矛盾的基本运动规律。我们可以首先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在对外的民族矛盾问题上，如果国内民族团结，那对外反抗侵略和殖民法权就会有凝聚力；如果国内民族强盛，那对外反抗就会有战斗力。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只要国内的阶级矛盾越来越小，那国内的民族矛盾就会越来越小；只要国内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小，那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这就说明了，决定国家属性这两大矛盾运动的主要因素，是国内的阶级矛盾，而要想解决好对外的民族矛盾，归根到底，还是在于如何解决好国内阶级矛盾的这个问题上。而只要是解决好了国内阶级矛盾，加强了民族团结，加强了民族凝聚力，加强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新中国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才能真正有战斗力来反抗侵略和殖民法权。

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即使国内的阶级矛盾解决得再小，只要是还存在着国家，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必然存在。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只要是还有帝国主义存在，还有殖民法权存在，就必然会存在着与之相对应的国家，就存在着这个国家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而由于国家是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所以共产主义运动，要想逐步达到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在世界范围内，就要首先逐步达到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而这个过程不但是自然发展的过程，而且还必须是唯物辩证的过程。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新中国，一个是要对内反对封建和资本主义法权，逐渐减少阶级差别和矛盾；一个是要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逐渐减少民族差别和矛盾。而在对外反对的过程中，不但要联合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世界无产阶级，还要在一定程度上分化、瓦解和联合一般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殖民地的国家，做到在战略上，逐步限制和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而在对内反对的过程中，不但首先是联合一切可以改造的阶级的先进分子，实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镇压一切反革命，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而且还要在逐步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在加强了“四化”和国防建设的基础之上，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之上，必须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逐步限制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法权（只要阶级和国家存在，就谈不上消灭）。

秋老师，这里必须顺带说明一下，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其主体性质是有区别的，但是她们也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行的也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被专政的对象，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主要是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主要以蒋家王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人民民主专政就逐渐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而这一过程，是上层建筑逐步反作用并决定经济基础的时期，是逐步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时期，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才真正实施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体性质。从抽象上来说，从实行三大改造开始，就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个里面还有资产阶级专政逐步减少的变化（刘邓的专政就自然不说）。从具体上来说，人民民主专政，可以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也可以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从新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前者是相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和民主，而后者是相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和民主。从范畴上来说，人民民主专政，包含着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这两种专政主体性质的区别。

而之所以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只有对内加强了自身的革命专政，才能逐步限制和减少反动法权，才能更好地进行革命建设，才能增强对外的反抗实力。而在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的革命斗争中，正反双方的矛盾运动，又势必对国内的专政和建设以及物质的消耗和分配带来重大的影响。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反帝和反修，既是唯物辩证的，其矛盾运动，为捍卫红色政权，又是艰巨和光荣的。因为尽管所有制还在逐步改造，但是这些反动法权，都时刻地想着要进行报复性地卷土重来，去联合国外的反动法权，来反抗无产阶级专政，来颠覆社会主义道路。另外，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只要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对反动法权进行不断地革命，才能防止外因通过内因而其作用，来颠覆社会主义道路，来改变共产主义的运动方向。所以，共产主义运动，注定就是一项长期而伟大，艰巨而光荣的革命运动，这就需要广大的劳动人民以高度的革命热情，以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而为之不懈奋斗。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就一个要谈到独立自主的问题，一个是要谈到被一些人污蔑的输出革命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不灭，阶级和国家就不会灭，那没有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就永远不会到来。而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该怎样灭亡，我在第六个副标题中已经进行了说明，这里不再赘述。我要说的是，独立自主和输出革命，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独立自主，在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很强大的时候，为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必须进行战略性地防御。但是，当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站稳了脚跟，或者是比较强大的时候，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必须要联合起来消灭它们，这是为实现在世界范围内消灭阶级和国家创造国际条件。所以，独立自主和输出革命，它们的对立统一，这一自然发展的过程，其共同的革命任务，就是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要有正确的革命战略思维。独立自主，不是固步自封，不是战略退怯，而是在战略防御的相持阶段，发展自己，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战略进攻。而输出革命，不是狂妄自大，不是称王称霸，而是从战略相持转化为战略进攻，联合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无产阶级，限制和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

秋老师，也许您知道有些人在输出革命的问题上，经常攻击毛主席。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理由和自信，有逻辑和原则来反击一切对毛主席的妖魔化和攻击。别说抗美援朝和援越还不算什么输出革命，只是为了战略防御，就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阵营已经变得非常强大，联合起来输出革命来限制和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这难道有什么不对的吗？难道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不是每天都在世界范围内指手画脚吗？不是每天都在实施侵占、掠夺和杀戮吗？这本来就是国家属性，在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矛盾运动的对立统一。为什么只允许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来奴役殖民地国家，只允许它们来腐蚀、攻击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而不允许殖民地国家团结起来反抗，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起来反抗和消灭它们呢？

所以，秋老师，根据以上的理由自信和逻辑原则，我们就有根据来说明如下的几个问题，来反击一些人说毛泽东时代是“贫穷的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我们认为，不是新中国不愿意大力发展轻工业来改善人民的物质消费水平，不是新中国不愿意将农产品再分配多一点给人民，来解决人民被一些人攻击为“吃不饱饭”的问题。而根本原因，一个是底子薄，二个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局限性，三个是帝国主义的封锁，四个是肩负着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历史使命。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的生产力进行一定的物质生产，重工业多了一些，轻工业就必定会相对少了一些；一定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物质分配，国家建设需要和对外援助需要多一点，满足人民的物质分配就必然相对少了一点。这本来就是新中国在当时恶劣的国际背景下，其生产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决定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比重，只能是个人服从集体和国家，局部服从全局和长远。而且其矛盾运动的自然规律，都已经被毛主席不断地解决在良性循环和快速发展的前提之下，被人民群众自觉遵守和普遍拥有奉献精神的前提之下，为什么邓小平却偏偏视而不见，要睁着眼睛说瞎话，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因此要颠覆社会主义呢？为什么到今天为止，还有人像邓小平一般，鹦鹉学舌地高唱“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因此要继续颠覆社会主义为数不多的一点公有制基础呢？难道他们不都是在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法权进行遥相呼应吗？不都是想将邓小平开创的卖国主义道路进行到底吗？

秋老师，邓小平至于如何颠覆社会主义，其用“毛邓论”来实施“毛邓合”，走与共产主义相反的反革命运动，这一矛盾运动的规律，我在第五个副标题中，在《评正反合和毛邓论》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陈述，在这里，我就不需赘述。我只想强调的是，共产主义运动，不管是前进，还是后退，不管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都有如下几大特点。其一，其矛盾运动是自然发展的，都是在曲折中前进或后退的；其二，其矛盾运动的内因，在国内，其外因在国外，而外因只能通过其内因而起作用；其三，其矛盾运动的正方向，必须达到消灭了阶级和国家之后才能算是共产主义，那就决定了帝国主义和殖民法权，在一定的条件下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就决定了消灭它们，才是进入到共产主义的必须条件；其四，其矛盾运动的反方向，必须达到了消灭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才能进入资本主义，那就决定了从上层建筑来实施政变，来颠覆革命道路和生产关系，是国内一切反动法权报复性的反革命本性；其五，在经济上，革命的改造对于旧中国而言，因为有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法权存在，只能实行逐步改造，允许一部分商品经济存在，但是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对其进行限制；反革命的改造对于新中国而言，因为有无产阶级法权即公有制的存在，只能实行逐步改造，而如今虽然允许一极小部分集体经济存在，但是必须用资产阶级专政对其进行限制。秋老师，以上就是共产主义运动自然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

秋老师，我为什么要说明这个基本规律，是因为您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不会这样自然地看待问题，也不会这样辩证地看待问题。因为，您是以意识来起决定性作用来看待问题的，所以，如果按照您的理论体系，从主观上，您就会脱离客观要求，就会犯急性病。第一，依靠上层建筑，会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第二，喜欢走捷径，急于求成，会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第三，容易走极端，会犯刘邓“反右扩大化”和制造“五风”的错误；第四，容易自以为是，犯林彪那样的阳奉阴违的错误。正是因为您不是以物质为第一性，以客观要求为前提，以是否符合矛盾运动的规律为根据，所以，在您的思维逻辑中，总是在想当然地进行跳跃式发展。而跳过的是客观实在，发展的是唯心主义。秋老师，从良好的愿望上来讲，也许您是真心想为这个祖国好，为这个民族好，为这个人民好，甚至是为这个世界好。但是，您要知道，主观主义泛滥，就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泛滥，就是利己主义。而利己主义泛滥，就是自私自利泛滥，就是封建和资本主义反动法权，和帝国主义的殖民法权的万恶之源。

（四）新的世界格局和新的国情如何与马列毛主义相结合

秋老师，新的世界格局和新的国情，是您的“新论”理论体系出来的历史背景。至于如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做到把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您选择的不是继承和发展，而是另起炉灶。首先，我要纠正一下胡石英先生的概念逻辑错误，他说继承和发展就是理论创新，这句话是很大欺骗性和反动性的。什么叫做继承，相对于马列毛主义而言，就是基本原理不能变；什么叫做发展，就是用其基本原理与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积累其在具体革命实践中解决矛盾问题的认识论，来丰富其理论体系。从广义上来讲，比如说列宁主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算不算是创新呢，当然算，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没有去改变，相反是用其基本原理，来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所以，从狭义上来讲，列宁主义就可以归结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当然也就可以叫做马列主义了。

但是列宁主义的广义的创新，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新呢？我们发现，他只是阐述了资本主义运动的进程，帝国主义将是他们的最高阶段。那也就是说，列宁根据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分析和论断了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历史终结的局点。而在此基础之上，他才在帝国主义还没有彻底完成殖民分割的情况下，在薄弱环节，首先取得了一国之胜利。这本来就是他用基本原理，去结合具体情况，去进行具体的革命实践，而取得了伟大成果；而这一伟大成果，又反过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唯物辩证地论证。而由于他在长期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但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一切改良主义进行猛烈地反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这些革命论战，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的创新，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创新，不仅不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冲突，相反，他更加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联系实际。他是用基本原理在新的历史阶段，来产生革命实践具体化的认识论，来丰富抽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那这样的一种创新，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地发展，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地减少和背叛。那这样的一种创新，当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了，当然就可以归结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了。

像毛主席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也是这样，在继承基本原理的时候，必须要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如果不与旧中国具体的国情相结合，片面地继承马列主义，那就会照搬照抄，像王明一类一样，犯‘左’倾冒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甚至走向反革命的方向上去。正是因为毛主席根据了自己的国情，走向了农村包围城市而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所以，他老人家才避免了机械的继承，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以，继承和发展，是唯物辩证的对立统一。只继承不发展，那是机械地继承。如果只是机械地继承，那肯定是没有把具体的革命实践，实施在具体的国情之上，或者是没有实施好，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去实施。而只有在继承的前提下，与具体情况相结合，那么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就一定会产生分析和解决矛盾问题的认识论，在知性到理性的反复运动中，就会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发展了。之所以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老是那些东西，就没有生命力了，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尽管这样，如果谁要是打着与新的历史阶段相结合的幌子，来篡改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那这种理论创新，就不是一般的创新了，那就是在变革事物的根本属性，那就是在否定别人，在肯定自己，那就是在另起炉灶。

比如说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革命理论不完全是毛主席的独创。《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决裂，本来就是一个不断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于1850年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还对不断革命作出了这样伟大的论述。他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恩选集》第一卷第479—480页）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可以简单地说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要不断革命。继续革命是有起点和终点的，而不断革命，是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所以，为什么毛主席说“文革”隔个七八年再来一次，实际上就是在起点和终点之后再继续革命，这样连接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了。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只是抽象的继续革命，而毛主席的不断革命，是有时间规划的具体的继续革命。但是不管如何，从继续革命理论的来源上，都属于是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而在继续革命的运动方式上，又可以说毛主席是继续和发展了列宁主义。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说过“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代表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来防止这种趋势。”（《列宁选集》第3卷第525页）“我们的目的是要吸引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其形式愈多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多的经验来检查它，并且定为法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除做八小时‘份内的’生产工作外，还要无报酬地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过渡到这个制度，是特别困难的，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起来。”（同上）这两段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为了防止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辟，必须实行“全体贫民”（即全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参加国家管理工作，实行自下而上的大民主运动，实行“全体贫民”自觉履行当家作主的国家义务。只是，列宁说的“首先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还是抽象的，其“形式”还没有“研究”，没有“系统化”，没有“经验检验它”，也没有“定为法规”。而这一切，都被毛主席具体化了，系统化了，法律化了（“75《宪法》”），并在伟大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实践中，检验了。而且检验得很彻底，检验了她真正的阶级主体性，即无产阶级专政！

从上面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所谓继承，一个是前人论述的某一事物的基本运动规律，一定要遵守，然后根据这一规律，根据这一事物运动的特殊状态，来作出从特殊到一般运动规律的认识论，这个就是发展。一个是前人论述的某一事物，处在一种抽象的状态下，由后人根据这一事物的本质，去具体地研究它，得到阐述这一事物本质的认识论，这也是继承和发展。但是胡石英先生是秋老师请来的，他也知道秋老师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而他本人又是反对“文革”的（视频为证），那么从他嘴里出来的“理论创新”，在他礼貌、和气、微笑的谈论中，在他“继承就是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的感召下，在涉及到秋老师“新论”的范围内，就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了。而由于他把“文革”的大民主诋毁成资产阶级的“民权运动”，而且还把这种所谓“糟得很”的“民权运动”指责成为“怎么没有人反思和追究”，那我就可以说，他的欺骗性中，还带有一定的反动性了。

秋老师，那在新的世界格局和新的国情下，到底该如何与马列毛主义相结合呢？我在第六个副标题《评新社会主义论》中已经给出了提示，在第四和第五个副标题中，已经陈述了为什么要这样结合的理由。而且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副标题中，也已经综合陈述了这样结合的必然性（辩证唯物史观）。在这里，我想再次强调一下，希望能引起秋老师的重视。第一，今天的世界格局，已经不是简单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了，所谓的世界一体化，几乎把全部的国家都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而以帝国为中心的殖民体系，虽然表面上有一定的矛盾，但是，世界金融寡头和世界托拉斯的高度集中，已经形成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与雇佣劳动力的尖锐对立。第二，今天的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中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中心了，传统的中心是以某国为中心，是以国家为单位，是以民族为单位。而今天的中心是金融为中心，是以金钱为单位，是以世界各国的精英卖国集团为单位。

第三，包括美国在内，各国政府首脑表面上的国家意志，已经成为了维护本国政治和经济稳定的作秀意志，而他们服务的对象，是那个高不可攀的世界金融寡头和顶级托拉斯，是那个披着神秘的色彩而又忽影忽现的封建邪恶组织，即共济会。第四，在世界范围内，世界资源的过度开发，已经与无止境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产生了尖锐的矛盾；科学技术转为为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使得日益排挤雇佣劳动力而出现大面积剩余人口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第五，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久衰不振，使得马克思所总结的“解决经济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必将“伴随着大量的工人阶级死亡”，而这一必然灾难结果正在来临，而这一实则为人为的计划，用转基因和疫苗等生物战略武器正在实施之中。第六，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殖民地国家了。目前几乎所有的邓氏精英卖国集团，都已经纳入到了封建管理模式的共济会体系之中。第七，中国全体劳动人民，早就处在被军事管理的状态之下，早就处在被武装警察用军管进行镇压的战争状态之下。而且从1995年以来，又被加重处在转基因和疫苗等生物战争消灭的序列之中。第八，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垃圾进口国，包括工业用品和消费用品；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化工污染项目生产国，包括PX项目和四大生物公司的剧毒农药生产等等。中国40多个完全不顾及会污染长江、黄河的“核地雷”（AP1000）的上马，这个已经被日本军国主义财团收购的项目的上马，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经到了万劫不复之地。内陆上马“核地雷”的省市，有湖南、湖北、江西、重庆和北京等。

第九，中国的四万亿外汇储备就是一张白条，如稀土之类的战略资源，正在被里应外合地掠夺得丧失殆尽；中国农业已经超过1300多个物种被转基因，超过60﹪的土地被种植了转基因，超过80﹪转基因工业食品在流通，西南5省连续5年干旱都与转基因桉树（速生树）有着直接的联系；中国一线城市的水务基本控制在外资手里，2012年检测出饮用水含有绝育激素；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遭受到了巨大破坏，地下水被污染，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中国农村以每年10万个村庄的速度正在消失，全国不孕不育已经超过8000万，儿童白血病和智障病合计已经超过1000万，2.6亿人患各种慢性疾病，各种肿瘤疾病呈高发态势；中国于2010年9月和2011年9月，连续进行了2次强制性的疑似麻疹绝育疫苗的接种，第一次一个亿指标，成功逃脱了一半，第二次补种，逃脱多少，人数未知。

第十，中国雇佣劳动力，一线的工人阶级约4亿左右，劳资关系已经高度集中。而从全国各地的劳资纠纷，引发罢工以及被镇压的结果上来看，工人阶级的维权意识仅停留在经济主义的阶段，在自在、自觉和自为的阶级斗争方面，还停留在第一阶段，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还远没有形成（本人3年深入工厂一线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从参与2012年抗日游行的人群的阶级成分来看，从我在深圳2次亲自领队调查的结果来看，工人阶级占了8成左右，小资产阶级仅占了2成，这就说明了工人阶级的民族革命意识，比他们自身的阶级革命意识要强烈得多。由于工人阶级、军队军人和在校学生，是高度集中的人群，超过80﹪的转基因工业食品流通，他们是消费这些毒食品的主要序列；而因此包括，凡是没有享受有机食品消费特供资格的阶级和人群，都是被生物战争消灭的序列。2012年以来，全球每年都有三次反转大游行运动，可中国媒体全部封锁，可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就是，申请不批，但是你出去了就要抓人。在中国，各种思潮分崩离析，泛左翼运动各行其是，由于没有马列毛主义党，无党性原则导致自由主义，无组织纪律导致一盘散沙。在中国，纪念毛主席时而允许，时而不允许，特别是在深圳，先恐吓你不要去，但是你真去了就要全程监管。在深圳，唯独进行唱红反转活动大部分能进行；城管开始抓的，后来不抓了；警察开始管的，后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国保有些人虽然不承认毛主席伟大，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转基因是好东西。结果是，挂上毛主席喷绘和反转横幅，先唱完《国际歌》，然后发的发资料，演讲的演讲；发的是反转资料，讲的是马列毛主义。有捣乱和质疑的过来问，“为什么要挂上毛泽东？”回答是，“认同转基因危害吗？”“认同”，“认同转基因是生物战争武器吗？”“认同”，“认同转基因是战争吗”“认同”，“认同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战无不胜和攻无不克吗”，有的“认同”，有的默认，有的还争执几句。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无论是警察也好，什么保安也好，包括一些地痞流氓也好，只好作罢，灰溜溜地走了。

秋老师，世界和中国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就今天中国经济通胀与滞涨终于会师并存，并由耸入云霄的高房地产泡沫包裹着，相当于是用一根稻草，把中国之命运系在了悬崖壁上，随时会摔得粉身碎骨。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之命运，无论用多么危险的词语来形容它都不为过。今天的中国，作为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它已经不是一般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那样，只是一般对剩余价值的剥夺，只是一般资本的积累了。由于它已经纳入了共济会的体系之中，那么它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范围就扩大了。工人和农民阶级是它消灭的对象，军人和学生是它消灭的对象，小资产阶级是它消灭的对象，一般民族资本家是它消灭的对象，凡是进入不了特供序列的官吏，都也成为了它消灭的对象。所以，这场阶级斗争，就演变成了中华民族与官僚权贵买办进行捍卫生存权的阶级扩大化斗争。而至于有些人不理解，所谓中国资本对外输出，说中国是一个二流帝国主义国家，这一个是没有搞懂国家之间必然发生政治和经济关系，产生矛盾，是对立的统一；二个是没有搞懂这只是由于共济会的体系，深扎在每个国家的金融寡头和托拉斯中，必须发生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相互渗透和相互倾轧的现象，而被倾轧的对象不是权贵官僚买办，而是被它们称为垃圾人口的世界劳动人民。一般而言，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为了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而像美国人民，继续享受着帝国主义殖民法权所带来的一点好处，但这只是传统法权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延续，而并非美国一部分人民不在共济会消灭的序列之中。只是，他们的情况相对中国人民来说，要好很多。从美国一个国家每次反转大游行的情况来看，每次都有超过200多个城市同时发起，有400多万人参加，这就说明了生物战争，已经跨越了种族界限。当然，在美国，相对穷困线以下的，绝大部分都是黑人。而由于美国虽然也转基因种植，但是食用消费量并不大，主要是用于工业和出口，所以，种族灭绝计划对美国而言，只是相对的，是极少部分人。但是相对于中国，就基本上就是整个中华民族了。

秋老师，严格意义上来说，改开到1996年之前，中国作为政治和经济附庸，被美国控制，被世界银行控制，那个时候的邓氏人马可以叫做汉奸卖国贼。但是，从1995年的所谓垃圾人口灭绝计划开始，邓氏人马就已经不是简单的汉奸卖国贼了，他们引进生物战争纳入到共济会的体系，就已经表示他们是全世界被消灭序列的劳动人民的共同阶级敌人了。所以，今天的反转斗争，已经不是如同抗日统一战线的那场民族革命战争了，而是每个国家内部阶级扩大化的捍卫民族生存权利的民族革命战争了。比如说，中国自己的“孟山都”即深圳市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现在向越南、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和非洲等各国输出转基因，这是在协同美国孟山都完成种族灭绝的计划，是一种相互倾轧的现象。表面上看，美国孟山都在中国的份额在减少，但是中国自己的“孟山都”的份额却在增加，这不但完成了杀人任务的交接和替代，而且这样可以更加让中国人民神不知鬼不觉。因为绝大部分反转人士，误以为生物战争，只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一场战争，那么以民族主义出现，就会加大中国人民抵抗美国孟山都的民族凝聚力。所以，以美国孟山都主动战略退却，而以中国的“孟山都”悄悄战略补位，这样不但避免了他们认为的所谓民族主义的泛滥会影响稳定，而且还于2012年成功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在小麦等转基因物种种植方面，攻城略地，大获全胜。像这种既毒杀本国劳动人民，又毒杀他国劳动人民的阶级敌人，就是世界劳动人民共同的的阶级敌人。

秋老师，前不久从官方公布的《选编》中，披露出来了习总两个表态。一个是说自己挨饿，间接说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二个是直接用语言对“…不得不提…转基因问题”表了态。其实我认为习总不需要表态，因为他于2012年的2月14日西方情人节，率团访美签订了400多亿元的转基因大单，就已经算是表了态。由于习总发表了208个字的表态，其逻辑有点需要人去解读才能搞清楚的味道，所以我就于第二天就发表《简评习总谈转基因的辩证法》。对于习总说“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社会对转基因技术有争议、有疑虑，这是正常的。”我认为，“其实，习总这几句话看似辩证，不过少了一定的条件。转基因技术这个新生事物，它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人民要在意识上去争议和疑虑这个物质。也就是说，在什么条件下，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而且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由于习总强调了“转基因是一项新技术”，“也是一个新产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我认为他的“确保安全”和“自主创新”，是把方向搞错了。我认为“这本来是一个战略口号，在逻辑用语上是，可以说是为了更好地确保国家和民族安全，我们必须独立自主勇于创新。但是习总的这个战略口号不是针对于军事国防，而是针对于国内推广，说‘在推广上要慎重，在研究上要大胆’。习总在这里彻底放弃了唯物辩证的态度，在逻辑的空格里，进行了政治表态。‘在研究上要大胆’，这个可以说是中性，但是我们要考虑大胆研究的目的、步骤和结果是什么。”我的质疑是归结到习总的“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商业化推广，要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技术规程规范进行，稳打稳扎”这样官方一直沿用的转基因推广语言上，而由此直接把习总的唯心辩证，变为唯物辩证，并直接质问道，“如果说通过大胆研究，发现了转基因是有害的，那还要对国内进行推广吗？而如果发现了转基因危害，对外不是采取战略防御，对内相反是执意推广，这种大胆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简评》最后的辩证法就是，“习总谈推广转基因的步骤，其实这是习总在强调转基因作为高科技生产力，所决定一定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在‘稳扎稳打’的战术要求下，最后做到用制度化来进行确定。如果说习总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谈‘占领转基因技术制高点’的两点论和重点论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在忽视安全的前提下在谈转基因生产力，最终是谈这个生产力所决定的殖民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秋老师，归纳一下前面所列举的全部材料，我们对今天的世界格局和中国国情的分析，可以这样结论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已经到高度腐烂的程度，而由其亲手制造而又无法解决的经济危机，已经迫使它们露出了最狰狞的面目，最残暴的本质，来对世界范围内殖民地国家的雇佣劳动力进行痛下杀手。由于中国卖国主义路线的自甘堕落，主动或被挟持加入到这个杀人机器的角斗场，迫使中国像其他各殖民地国家一样，都形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矛盾，都形成了每个国家的劳动人民为捍卫民族生存权利而斗争的阶级斗争。所以，目前每一个国家民族革命斗争的对象，一个是共济会的机器，即像美国孟山都和中国的“孟山都”这样的军事化战略组织；一个是共济会扎根在每个国家内部起决定性统治作用的统治阶级。而在中国，后者是主要的敌人。虽然每个国家内部，都是被消灭序列的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大联合，捍卫的是民族生存权利的民族革命斗争，但是，由于每个国家和民族，早就具有了列宁所说的民族自决权，而否定这个自决权的却是国内的统治阶级，所以，行使民族自决权并同时行使推翻共济会扎根的统治阶级，就一并成为了每个国家和民族追求独立和解放的第一任务。而世界无产阶级，应该马上从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接过接力棒，继续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由于转基因作为军事战略武器，具有不能留种的战略威胁，世界其他的国家，即使不能一次性完成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但是在中国，决不能停留。虽然在战略上，可以持有联合一切阶级阶层，来首先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胜利的谋略，但是由于今天的中国，是从无产阶级专政颠覆过来的，所以从战术上，就一定要重视它并努力把它颠覆回去，实行唯物辩证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专政。

秋老师，今天的中国不同于蒋介石时代的中国，主要原因，一个是毛主席作为民族英雄的化身和建立新中国的功绩，已经深入民心；二个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威力，迫使走资派们直到现在，只能高举特色社会主义，而不能彻底变为资本主义。所以，今天的中国不像旧中国了，谈马列主义不会杀头了，因为当局也在谈；谈毛泽东主义不会杀头了，虽然他们不谈。这就为无产阶级战士们，在合法化和非合法化斗争的策略和原则下，去力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所以，正确地认识新的世界格局和中国国情，对于我们正确把马列毛主义的原理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只有掌握了马列毛主义，才能唯物辩证地去认识新世界和新中国（今天的中国），这是相辅相成的。从上面的列举和总结中，结合我在第六个副标题，即《评新社会主义论》的概述中，难道我说的这些不符合毛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吗？而这些在马列毛时代，还没有出现过的帝国主义高度腐烂的局点，用我的认识论来表达，不也算是对马列毛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吗？而为什么秋老师您偏要搞出来一个，与当前世界格局和中国国情差之甚远，也根本改变不了民族危难现实的虚幻“新论”呢？所以，我认为，也许您是好心，但是方向搞错了；您没有认识到，是因为您不是用马列毛主义来分析和认识的；但是即使您认识不到，您不懂就不要说马克思主义不行；而正是您的唯心主义泛滥，搞出来了一个“新论”，所以，在您的帖子里面，看不到一个危在旦夕，正在奔向地狱之门的民族在呼救。您搞的这些无关紧要的理论研究，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依据，所以，您的“新论”，根本就不起任何作用。马恩列斯毛，首先是伟大的革命家，虽然是我们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但是，如果首先是没有革命的行动，就绝对没有革命的正确理论。这就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意识反作用物质，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

（五）关于对称性破缺的逻辑问题

秋老师，在第三个副标题中，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我说过了要在总结中来谈到下列问题的，如反映论与先验论，怀疑论与武断论，本体论与认识论；对象化与非对象化，本质与现象，共相与殊相，一般与个别；中与外，古与今，大与小，强与弱的。但是由于篇幅限制，加上我认为已经没有了必要，所以我这里只想强调一下它们的逻辑问题。虽然只是简单强调，我也希望能引起您的重视。第一是要承认它们都是相对运动的，这个前提不存在的话，它们就不能在任何一种关系中存在。第二是在承认它们在运动的前提下，那么就有一个相对的统一，而在某一个相对静止的统一面上，就可以发现它们类似于互为手性或镜像，但这并不是绝对的，而都是对称破缺的。第三，正是因为它们都是对称破缺的，所以，所以它们才有对立的统一，才是运动和发展的。像这几组里面，关于思想意识判断的，和物质形状、体积、质量的，和历史横向和纵向的，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唯物辩证认识论的，都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逻辑思维观，那就是对称性破缺。任何矛盾的两个方面，必须有主次之分，没有主次之分，矛盾就不存在。对称性破缺的实质就是矛盾，没有对称性破缺，就没有矛盾。我但愿秋老师能明白这个道理，您明白了之后，您就要回过头来分析一下，物质和意识，肯定是对称破缺的，到底是谁在决定谁呢？谁在逻辑上起到指向性的作用了呢？如果不是有您的“新论”这个前提存在，那会有我这个反对您“新论”的存在吗？秋老师，有些道理，完全是幼儿园理论，可是您的固执己见，都要到达您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的方向上去。所以我建议您，先停下您“新论”的创作，先把逻辑的一些东西搞清楚再说，好吗？要不您也可以先补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课，再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好吗？秋老师，全部公开信内容到此收笔，希望能得到您的批评或批判意见，希望您全家幸福和安康，多唱《东方红》！抵抗转基因！此致，何承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