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承高: 何承高致公开信批“新社会主义论”（五）

五、评正反合和毛邓论



秋老师，所谓评，无非是肯定与否定，赞成与反对，表扬与批评，歌颂与批判这四种类型，其态度和立场取舍，也无非是这八种态度中的一种或几种表现。我在这里也有几种取舍。第一种是对“正反合的毛邓论”表示批评，因为这样的一种“毛邓论”，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是世界观和宇宙观的一种先验论。这种言论，它甚至都不管水火不容，反正一切都要“合”，还管得了你是毛还是邓；对于这样的花岗岩脑袋，我只能表示是批评。第二种是对“毛邓论的正反合”表示批判，因为这样的一种“正反合”，是建立在政治基础之上的，它是一种否定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唯心论。这种言论，是把“毛邓”的“正反”进行了阶级调和，掩盖了阶级斗争的本质；对于这样的一种反动性，我是坚决要表示批判的。第三种是对以上言论进行过批评和批判过的人和事，我是表示赞成的。我以上的表态绝非是什么信口开河，这是我首先根据所谓“正反合”的反动本质来决定的。因为所谓的“正反合”，它就是为了企图颠覆物质本原论，企图亵渎物质禁闭性，企图打破对称破缺性；它就是为了企图把对立统一的一个暂时状态，当成了全部的终止的静止状态，变成了一种类似化合物的状态。而最终，它就是为了企图阉割毛泽东主义的革命锋芒，把毛泽东主义变成有名无实的空壳，而让这个空壳包囊着一切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罪恶；而一旦时机成熟，又反手把这一切罪恶都推到毛泽东主义的身上，使其面临万劫不复，使其成为众矢之的，这就是“毛邓论”进行“正反合”的反动本质。

秋老师，以上这样的“正反合”与“毛邓论”的互存形式，只是一种论证性的思辨形式，不是由当事人来做的。今天，我要展示一种特殊性的思辨形式，是由当事人来做的，而且是一种记录性的思辨形式。我们一般谈论“正反合”与“毛邓论”，是用我们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在分析问题，是用我们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在判断问题。但是，如果是邓小平自己来记录这个“正反合”与“毛邓论”，情况又将是怎样的呢？秋老师，在《邓小平文选》中，它真实地展现了邓小平他是如何进行“正反合”的，他从头到尾，在每一篇文章中，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然而，他就是能够在这样“正”的红旗下，夹着自己的私货去修正红旗，去“反”红旗，去举白旗。而他这样反复不断的“正反合”，其自相矛盾的分崩，其人格分裂的离析，一直进行到1992年《春天的故事》开始后才结束。秋老师，可以说，不是真正懂得马列毛主义的人，是不那么容易去拆分他的，是很容易被他“合”起来的；而即使像我这样能够拆分他的人，也要听主席的话，对反面教材要有耐心，否则，您真的会读不下去，容易骂娘，发脾气，怒火万丈，导致失眠。当然，当冷静下来后，您就会发现，他的三卷《文选》，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阶级斗争的《矛盾论》。矛盾的双方，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他自己；双方的斗争，他是主动进攻，毛主席是被动挨打（主席逝世后）；斗争的形式，他用毛主席来打倒毛主席，用“马列主义”来打倒毛主席；斗争的结果，他的这个《文选》，就变成了货真价实的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断前进的“毛邓论”。秋老师，如果您要问我，对他这个“毛邓论”的“正反合”，还有些其他的什么看法，我告诉您，有，当然有很多；但是，里面所有的“正反合”，都是他自己认为的，而我看到的却都是“分”，是一步一步的“分”，而且相当于是邓小平把毛主席举起来再摔下去的一种“分”。他的这个“毛邓论”，像主席的《矛盾论》一样，把矛盾双方的主次之分阐述得非常清楚。关键是，他的记录，有具体的运动形态，其形态轮廓十分清晰，其斗争形式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他活灵活现地记录了社会主义道路是如何被颠覆的具体过程，他毫不隐晦地勾画了他是如何举着红旗反红旗的人物细节，他绝无仅有地诠释出来了他作为一位伟大阴谋家的“光辉”形象。这就是邓小平的“毛邓论”所表现出来的“正反合”的价值所在。

秋老师，为了表述方便，请允许我将邓小平的《文选》用《毛邓论》来表述。一个是因为《文选》中的矛盾双方，的确是他和毛主席二人和他们各自代表的政治路线；二个是因为这个所谓的《文选》，其实就是一部修正毛泽东主义而反映其阶级本性的《毛邓论》。《毛邓论》的时间安排，选择了从1938年开始，到1992年结束。虽然看似覆盖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诞生、社会主义建设、文革和改开的长达54年的六个阶段，但是，它完全漏掉了十年内战，这个漏掉，它肯定有什么原因。任何事物，只要是把它做绝了，那肯定是要否定它的对立面；而至于这个对立面到底有什么猫腻，那可能就只有邓小平自己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认为是这样：邓小平在《毛邓论》中说，“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第三卷第54页）”，可是网传邓小平两次都是临阵脱逃（陈豪人的1931年3月9日的《七军工作总报告》证明了邓小平没有参加百色起义）；邓小平还说自己参加了遵义会议，可是遵义会议纪念馆早在1955年就已经对外开放了，里面没有邓小平（周总理说邓小平是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的，是会议记录，可是会议记录资料至今没有；邓小平说自己是在黎平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的，可他忘记了黎平会议的性质，一个刚刚被解职的县委书记，怎么会进入黎平会议的议题；当然，陈云的笔记可以作为死证，邓小平没有参加遵义会议）。当然，这些原因都不是《毛邓论》的重点，引用出来，只是为了说明一下邓小平弄虚作假的本质。这为后面对《毛邓论》进行展开评论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

秋老师，既然是评论《毛邓论》，肯定只是根据《毛邓论》中矛盾的两个方面进行展开，也只是根据邓小平针对毛主席的具体斗争进行展开。虽然《毛邓论》仅仅只是涉及到了一部分六个阶段性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的方针政策，仅仅只是涉及到了一部分六个阶段性的党内外和国内外的政治路线斗争的动态变化；但是，请原谅我将这个“仅仅涉及到了一部分”都不能够展示出来，因为我要抓的是他们之间阶级斗争的重点部分。在抓这个重点之前，为了说明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的物质属性，以便说明它们之间矛盾运动的基本轮廓，我还是必须先把邓小平在《毛邓论》的一卷中，在“大跃进”前后，所表现出来的阶级本性做一个定性。怎么定性呢，秋老师，我想应该这样定性。上面铺垫的临阵脱逃和弄虚作假，是可以证明邓小平是怕死、投机取巧、钻营革命和无组织无纪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就与他在《毛邓论》第一卷中所表现出来的，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倾向的阶级本质联系了起来。邓小平在《毛邓论》中说“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脚踢开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错误的、危险的”（第一卷第180页），这已经是在新中国解放后的1950年12月21日说的话。如果说这两句话他以前经常讲（在第一卷中有三四处相类似的话），那是因为以前要保护民族经济是要绝对地服从革命战争的需要，但是，他在1950年底还要继续这样讲，是有着他阶级本性的惯性发展的（当然我们知道，虽然1950年我国也还需要民族资产阶级的商品经济）。至于邓小平于1954年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公开为刘少奇辩护“富农党员”的问题（所谓“迟一点早一点的问题”），这就完全可以说明，邓小平的资产阶级本性已经是开始暴露了。

秋老师，邓小平于1951年在西南局所作的《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中就开始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说“在实现社会主义以后，资产阶级没有了…（第一卷第187页）”。他在1956年的“党的八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不但继续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而且还擅自篡改党的最高纲领。他说“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第一卷第218页）。”这完全就是“三个代表”的前身，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篡改为全民的先锋队。他于1957年在西安就开始散布“去革命化”，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第一卷第261页）。”他的根据就是，“从整个来说，阶级斗争这门科学，我们党、我们的干部是学会了（第一卷第262页）。”不但如此，他还于1962年在中央扩大会议上（著名的7000人大会），以组织原则即民主集中制为幌子否定阶级斗争，强调“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讲到…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第一卷第303页）。”其根本意思就是想与毛主席的“不重视学习理论，天天搞事务，一定要迷失方向（第一卷第316页）”相对立（这是毛主席在邓小平讲话时插入的几句话，意在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而邓小平以所谓的组织原则直指毛主席，意思就是毛主席在干预他们制造出来的“五风”的工作，哪怕这个时候毛主席还主动为他们承担了一部分责任）。而最后，他狗急跳墙，妄图搞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于1962年在共青团三届七中会议上，散布“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第一卷第323页）。”接着，他就和刘少奇一起迫不及待地搞起了“三自一包”，在行动上直接“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等（第一卷第323页）”，开始颠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到这里，秋老师，《毛邓论》的矛盾一方，即邓小平的阶级属性就定性完了，下面就根据《毛邓论》一到三卷的顺序进行展开评论。

秋老师，在《毛邓论》中，邓小平于1950年在调入北京之前，对毛主席还是“礼恭毕敬”的，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把毛主席放在了党中央的前面，称谓“毛主席和党中央（第一卷第152页）”。但是，自从他于1952年调入北京，并于1954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有了权力之后，他就对毛主席开始不恭不敬起来。他于1956年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所作的所谓《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说，“…领袖对于党的作用…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第一卷234页）”，这看起来好像是唯物辩证，其实，这是含沙射影地在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要知道，“八大”召开，是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三大改造”已基本完成。而由于毛主席曾于1953年提出过退居二线，他就在这里无事生非，配合刘少奇夺权。他的意思无非就是，“毛主席你的作用也就那样，如果我和刘少奇上了一线，说不定比你搞得更好”。事实上，他们二个人上了一线搞到了1960年，搞出了“五风”之后，邓小平不但不知悔改，还于1960年在天津会议上，继续提出所谓《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其所谓“最近，有些同志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当然，毛泽东同志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有发展的，但是…所以，不能只是讲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第一卷第284页）。”秋老师，您看邓小平的反毛斗争是不是公开化了？要知道，这个时期，是刘邓搞出了“五风”，是毛主席在纠正“五风”，他这个时候所谓谈到的毛泽东思想为纲的政治经济学，是关联他和刘少奇的政治利益的。所表现出来的，他不是肯定的态度，而是转弯抹角地进行否定，什么怕庸俗化毛泽东思想啊，什么怕对国际共产运动不利啊，明眼人一看，他不就是对毛主席纠正“五风”表示不满和否定的态度吗？秋老师，《毛邓论》中，有大量对“大跃进”进行否定的批判，但是，他作为配合刘少奇共同主持一线的实际负责人，从1957年到1962年，这五年中，没有留下任何工作指示，哪怕是只言片语，可见他像在《毛邓论》中删除十年内战的这个阶段一样，是何等的狡诈！而对于毛主席曾经（1962年）宽宏大量地，在七千人大会上，帮他和刘少奇承担了部分责任，而在他32年之后（1994年）来再版《毛邓论》时，还继续以“大跃进”出现的“五风”来攻击毛主席，可见他的人格人性是多么阴险歹毒，可见他的阶级本性是多么顽固不化。

秋老师，评论《毛邓论》中邓小平对毛主席的主要进攻点，这是矛盾的一个方面，而要想把这个矛盾运动的形态完全弄清楚，也不能不谈到矛盾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然邓小平在《毛邓论》的第一卷中，对“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合作化”“反右”等运动是一笔带过，掩盖了他既想说，也不能说的话；但是不管怎样，在文革之前，他与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是处在次要矛盾这一方的。毛主席从1950年的“镇反”到1951年和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是把这些革命运动的方向，是逐步由党外指向党内的，是与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上层建筑，所反作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毛主席于1951年12月15日在《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中说，“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9页）。”可见毛主席发出这个指示，是既谨慎，又重视的。因为其目的，众所周知，是针对刘少奇于1951年7月指责山西发展合作化这件事情的。由于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是毛主席亲自发动起来的一场捍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而且从1951年一直到1955年，毛主席在合作化的问题上一直是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并于1953年5月19日发出《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0页）的通告，所以，邓小平虽然紧跟刘少奇对合作化牢骚满腹，但是也只能在1957年4月8日在西安说，“就是农村办合作社，也要扩大民主，实行民主办社（第一卷第271页）”。虽然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一卷中对“五七反右”是一笔带过，也虽然他在第二卷中，在所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对“五七反右”作过既是肯定又是否定的置评，也尽管他说出什么“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第二卷第277页）”的话，但是，这还是掩盖不了他和刘少奇故意把“五七反右”进行扩大化的阴谋。因为，既然他和刘少奇的力量，在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生产关系的坚定基石下，是处在矛盾运动的次要方面的地位上，那么，在他们既不敢明目张胆地联合右派，又屡次妄图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散布篡改党章言论和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全都失败，而且处在一种被打压的情况下，把“五七反右”运动进行扩大化，制造事端，表现为一种变相博取人民群众同情资产阶级右派，相当于在联合右派进行反革命运动，这样的一种行为动作，他们是完全可以做得出来的。而且事实上，他们一直对毛主席都是阳奉阴违的，直到“文革”开始公开决裂为止；当然，直到主席逝世后，邓小平为了逐步实现其罪恶目的，一直到《毛邓论》第三卷结束，都还在透支毛主席，对毛主席进行阳奉阴违。秋老师，这就是邓小平在《毛邓论》的第一卷中，未交待清楚“五七反右”运动的，与毛主席的“反右”斗争指示对着干的矛盾运动的基本形态。

秋老师，《毛邓论》第一卷所表现出来的，毛邓二人和各自代表的政治路线的斗争，其矛盾运动的形态，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而言，总的来说，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但是既然是在评论《毛邓论》，有些话还是不得不说清楚，以免引起所谓的“毛邓合”对毛主席不利，相当于是对毛主席发起诽谤和污蔑性地攻击。什么意思呢，有人说，既然刘邓已经三番五次地出现了这个苗头，为什么毛主席不马上对他们进行撤职查办或格杀勿论；而好像毛主席开始是在隐忍，是在一种被迫无奈的情况之下才发起的反击？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算不是算一种是主席所造成的“毛邓合”，在无奈之下才发展成为一种“分”的趋势，而且这个“分”的矛盾运动的一方，看起来好像还是邓小平为主动性的？如果有人会这样说，或者有这种类似猜测的人，他一定是不了解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人。晦涩的唯心论我不想牵涉，我只是历史唯物主义地讲，如果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不是以军事斗争为主，而是以政治斗争为主，中国革命史都会被改写。意思就是，一个事物，它不是发展到这一事物相反的方面上去，而在某一阶段上，它不是已经达到快要改变事物本身属性的时候，它是不会发生质的飞跃的。意思就是说，红军从井冈山的30万人锐减到到达遵义只有3万7000多人，如果想继续锐减以至灭亡，走向红军本身绝对相反的消失的方向上去，那就不需要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被确立为重新回到军事工作的领导地位。而要想红军起死回生，由反的方面激起红军这个事物必须存在，发生质的飞跃，就必须要重新确立毛主席军事工作的领导地位。而如果这个时候谈到的是政治斗争，不是红军这个事物在敌人的枪炮面前能够存在的根据，势必就要加大红军内部的政治矛盾，而忽视大敌当前的敌我矛盾，那结果要么是红军一哄而散，要么最后就是死路一条。

秋老师，毛主席与刘邓的斗争也是这样。遵义会议之前，红军内部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左’倾，重大的军事问题这是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的客观反映；像刘邓一样，他们的重大政治问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他们重大的经济建设工作问题，也是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的客观放映。如果不等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尾巴露出来，不等他们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重大罪行已经危及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本身，那毛主席与刘邓的阶级斗争，是不会在激烈的矛盾运动中促使社会主义道路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因为，如果没有刘邓的尾巴和罪行，你怎么进行政治斗争，怎么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怎么让人相信你做的就是对的？那结果难道不会导致党内分裂，走向极端化，损害党的形象？所以，只有当一个事物当要走向否定它自己存在的时候，这个事物存在的根据，也就是它的内因，才会促使它发生质的飞跃。所以，第一不要以为毛主席从一开始不知道他们的言论所反映出来的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二也不要以为毛主席是在容忍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发生，在发展，对邓小平而言，好像是一种所谓的“毛邓合”。归根到底，是主席历史唯物主义地在看待问题，知道这种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去想当然，以一种皇帝论的封建意识去评价毛主席。为什么毛主席说反动人物梁漱溟可以继续当政协委员，“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12页）。”所以，刘邓在毛主席看来，也是这样的一种作用；只是可惜，在毛主席最后发动文革的时候，是“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从而也可以说明，即使废了刘邓，还可能有张三李四；从而也可以说明，文革的胜利成果为什么会被颠覆；从而也可以说明，毛主席真是高瞻远瞩，而我们只有今天才能看得这样清楚。

秋老师，《毛邓论》的第一、二卷的时间相隔十年，第一卷是1965年结束，第二卷是1975年开始，这十年怎么就没有《毛邓论》的章节呢，这个背景也要交代一下。邓小平作为走资派的第二号人物，从1966年下台到1972年上台，也只有6年时间；他从1972年到1975年，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在台上，这个时间段内，难道他就没有任何工作指示和只言片语？当然不是，因为这些工作指示和只言片语，不仅不符合邓小平的阶级本性，而且也不符合《毛邓论》矛盾运动的邓小平这个方面的物质属性，所以，这些东西是不能收录的。由此可见，《毛邓论》是非常讲究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的阶级属性的。如果邓小平于1972年8月3日把写给毛主席的所谓全面检讨，所谓拥护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谓要求继续为党做一点工作的信件公布于世，那《毛邓论》按照邓小平所预设的矛盾运动的政治性质就算是政治阴谋了；而如果邓小平把1973年和1974年的工作指示和只言片语都收录在《毛邓论》中，那这就与1975年他所谓开始整顿文化大革命相抵触，那就与他从1977年之后，全面颠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相抵触，那《毛邓论》的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的物质属性，在他看来就会是混淆不清了。所以，邓小平他是绝对不会把以上的那些政治阴谋和混淆不清放在《毛邓论》中的。而正是因为邓小平没有将他与毛主席进行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的同一性展示出来，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来评论和补充，而这又恰好证明了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是放弃了辩证法的。他与毛主席所各自代表的政治路线的斗争，要么是他被毛主席战胜，要么是他战胜毛主席，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而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是刻意回避了这一点，那就证明他是心虚的，是胆怯的。常规来讲，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失败了，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个问题邓小平不可能没有想到；而只是他觉得通过这种“华叶同盟”的政变方式所取得的阶级斗争的胜利，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毛主席的继续存在，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改革开放，是否能够顺利进行，这是没有什么决定性的保障的。所以，在第二卷中，他没有像前苏联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来对待毛主席，而是用所谓的“三七开”在变相打倒毛主席，而在打倒毛主席的同时，又在利用毛主席去维护他所代表的那个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这样的一种慢慢削弱毛主席影响的矛盾运动的形态变化，一直延续到他于1983年确立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一直延续到《毛邓论》第三卷收录1992年的最后一篇文章为止。不过，我认为，直到1997年他生命最后一刻，他都没有忘记《毛邓论》的主角之一，他的阶级敌人——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政治革命路线。因为，越是到他面临着死亡的时候，像他这样的贪生怕死之徒，将想到要怎么样去面对马克思和毛主席对他的审判时，他一定是不敢死的！

秋老师，《毛邓论》第二卷主要是在说明打倒“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个顺序是先通过政变解决政治，后通过政治解决经济。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过这样的一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决定关系，在并不是生产关系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所进行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决定关系，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决定关系。不过，尽管这个时候毛主席已经逝世，但是，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所记录的一切政治和经济的问题，都还是属于是邓小平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都还是属于是邓小平与毛泽东主义的革命路线进行斗争的问题，都还是属于是邓小平在《毛邓论》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已经处在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问题。只是这个时候，毛主席已不在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要领导人全被抓捕，所以，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毛邓论》后期的矛盾运动中，处在被动挨打的位置上。当然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安排，邓小平必然会这样做，这个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了。我要这里继续评论的是，根据《毛邓论》第二卷的记录，来评论一下邓小平颠覆社会主义道路和生产关系的几个具体的重大的步骤，同时也说明一下，即使邓小平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治和经济的统治权，在矛盾运动中处在主动权的地位上，但是他初期的改革开放也必须是一步一步来，而且跨度一曾也是步履维艰的。不过我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如果想对《毛邓论》第二卷进行评论的人，一定要学会冷静，因为，首先你起码要知道邓小平在《毛邓论》的第二卷中具体说了些什么，而像我这样，就是抱着这种先期调查的研究方法去了解它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没有想到，《毛邓论》第二卷，实在是看不下去。邓小平作为矛盾运动一个主要方面的物质属性，经常会发生错乱，一会跳到毛主席这边，一会又回归到他自己这边。其从头到尾的自相矛盾，表现为一种极为重度的人格分裂，可能是会像我一样，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至于不能接受的原因，我可以这样来形容，如果是一般的人学习他的《毛邓论》，其结果，不变成脑死，也会变成脑残。而变不成脑死和脑残的，当然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除外，当然是有些良知和分辨力以及有些辩证逻辑思维的人除外。

秋老师，邓小平在第二卷中首先是拿“两个凡是”开刀，说“两个凡是”不行，其理由是，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第二卷第38页）。”顾名思义，他这是既想针对毛主席，又想针对华国锋，他是想一箭双雕。在针对他这个所谓不能简单平反的问题上，他是到处活动，拉帮结派，而且他还真能够找到处理这个问题的核心部门。他跑到教育部阴阳怪气地说到，“《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第二卷第66页）。”但是，他又不把自己的真实目的显露出来，意图是煽动知识分子把戴上“臭老九”帽子的愤懑发泄到毛主席的身上。因为他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已经做了这个铺垫，故意点了这个火，虽然他表面上是在为毛主席做辩护，但实质上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说，“…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第二卷第43页）。”他为了能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慢慢形成所谓的核心力量，在各种场合下，在还没有形成正式权利核心的时候，他是把毛主席与所谓的“四人帮”是分开来谈的。虽然他这个时候在各种会议、场合下，在军队里面，虽然他到处进行煽风点火，但是他还是必须要回避把毛主席与“四人帮”联系在一起的潜在危害。因为他心里清楚，这个时候，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是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所以，尽管他把所谓的“四人帮”颠倒黑白，说成十恶不赦；但是，对于毛主席，他还是非常慎重的，不像以前60年代左右跟着刘少奇混的时候，还发一发怨气。但是这个时候，他好像有点变化，他说，“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第二卷第127页）。”请注意，他的变化是在利用毛主席，来达到所谓改革开放的目的。而一旦利用完毕，待这个目的有些眉目之后，他在第三卷里面，他就把“人家封锁我们”都否定了，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关门锁国的。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二卷中所反映出来的，他为了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闭幕报告中最后一锤定音，他利用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并不惜把毛主席的这种战略思想引向到卖国主义的道路上去。他在1978年9月16日的《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谈话中说，“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但是总的说来，我们有了过去没有的好条件。如果毛泽东同志没有

说过的我们都不能干，现在就不能下这个决心（第二卷第127页）。”

秋老师，这个所谓的条件，不就是邓小平准备于1979年出访的美国之旅吗？不就是准备卑躬屈膝的所谓中美正式建交吗？虽然在网上流传的邓小平以交换美国对台湾售武为条件出卖国家根本利益，而且还要求外交部长严守秘密的小道消息，在我这里不能引为实证，但是，邓小平如此能“下这个决心”，去创造这个所谓的“条件”，而且是准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去到美国最后落实的，这一番讲话的弦外之音，不就是准备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投名状宣传吗？而且他为了表现出成熟稳妥和深谋远虑的政治谋略，以安抚广大的党政军民希望安定团结的预期为目的，不惜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讲话中，信口雌黄地开出了一个巨大的空头支票。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第二卷第149页）。”但是，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等到他出访美国卖国归来，他就开始亟不可待地撕毁他的口头支票。他说，“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第二卷第305-306页）。”秋老师，邓小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自掌嘴巴地要快速做出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决议，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他认为“晚了不利”的？要知道，他在出访美国之前，在1979年元旦是做出了《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的政协报告的，如果他没有在美国进行利益交换，怎么在出访归来之后，并于1979年3月30日在做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报告的基础之上，来坚定不移地要做出这个决定？这个疑问的解答，我可以从他对荣毅仁的讲话中找到一些答案。他说，“…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第三卷第156页）。”如果说这个讲话还不能找到根本动机的话，那他下面的讲话，就会露出马脚。他继续对荣毅仁说，“…你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第三卷第167页）。”这前后两个讲话的内容，以服务于“能创汇的就签”的目的，这不就是我们今天庞大的外汇储备白白地送给美国的的源头吗？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二卷中所表现出来的，从美国回来之后的那种蛊惑，就如同“乡里人进城狗屁都是香的一样”，大肆兜售他的卖国理由，他于1979年10月4日在他的所谓《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说，“…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第二卷第198-199页）。”而至于邓小平为什么可要这样做，他说‘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他们判断，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我们有稀有金属，有各种矿藏，有油水（第三卷第199页）。”秋老师，邓小平所谓的引进外资，是因为“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而这个偿付能力是什么呢，就是我国有“稀有金属”和“各种矿藏”。秋老师，邓小平这个卖国言论，不是为一直以来的像贱卖稀土战略资源般的卖国行为指明了方向吗？或者反过来说，导致今天贱卖国家战略资源，即将导致中国战略资源枯竭的源头，不正是来源于邓小平所开辟的卖国主义道路吗？一个所谓的引进外资的改革开放，原来是以“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为基础的，而既然邓小平连祖国大陆的根本利益都不顾，他还会顾及是否应该把美国对台湾的售武作为交换条件吗？像他说的武钢的产品可以出口创汇一样，“但是按照现在的国际价格，每一吨要亏损四十元。为什么国家不可以每吨补贴四十元出口呢？它能创汇嘛。好多国家都有出口补贴。这是上层建筑里面的问题，是制度、政策上的问题。我们应该鼓励能够出口的东西出口，能搞到外汇就了不起嘛（第二卷第200页）。”这是邓小平多么猖狂直白的卖国言论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越是卖国就是越是了不起，而为了卖国，即使“每一吨要亏损四十元”，也都要国家“每吨补贴四十元出口”去卖国，因为可以搞到积累到今天庞大的外汇储备的“创汇嘛”，而这种卖国行为就是“了不起嘛”。不仅仅如此，邓小平还把这样的行为上升到了上层建筑的高度，“是制度、政策上的问题”，那就是说，所谓的引进外资的改革开放，是卖国政策所决定的，意思就是说，邓小平实行的是一条卖国主义的道路，反映在经济基础上面的，就是一条殖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道路。所以，既然已经确立了这条道路，而为此就必须要在卖国主义道路的旗帜下奋勇前进。这是因为“我们有丰富的资源，中国地方大，在能源方面，在矿藏方面，无论是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还是稀有金属，中国没有的很少。这些资源要是开发出来，就是了不起的力量（第二卷第232页）。”

秋老师，邓小平就是想创造出这样的力量。所以，他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要求集中一切力量为卖国主义开路，要求一切制度关卡为卖国主义放行。他说“每一个什么东西该更加集中，什么东西必须下放，具体意见我提不出来，请大家敞开议一下。我肯定，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这有利于发展生产。过去我们统得太死，很不利于发展经济。有些肯定是我们的制度卡得过死，特别是外贸。好多制度不利于发展对外贸易，对增加外汇收入不利（第二卷第200页）。”邓小平这里的“具体意见我提不出来”是对制度而言的，不是他提不出来，而是他不能直接提出来，他是暗示别人提出来，或者是暗示别人这样去做。当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之后，阻碍卖国主义的制度，只有一个，那就是“七五”《宪法》。他的意思无非就是要进行修宪，而修宪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修掉惩办卖国罪。而且为了堵死其卖国行为被揭穿，连“四大自由”也必须要砍掉。他于1980年1月16日在所谓《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说，“…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第二卷第257页）。”邓小平这种自说自话、神经错乱和前后矛盾的话语，如果说还有那么一点必须遵循组织程序和必须遵守有法必依的话，他下面的这个话语，就把他所代表的“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击得粉碎。他说，“为了保证安定团结，建议国家机关通过适当的法律法令，规定罢工罢课事前要经过调处；游行示威事前要经过允许，指定时间地点；禁止不同单位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串连；禁止非法组织的活动和非法刊物的印行（第二卷第371页）。”可见，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二卷中，堵死了一切对他的卖国主义路线进行评论、批评和游行示威的自由，那更加就谈不上对他的卖国主义路线进行惩办的自由。

而他为了把他的卖国主义路线进行漂白，使其在已经所谓公开合法化的国家机器下变得有理有据，使其披上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皇帝新衣，邓小平不惜豢养一批汉奸文人，为其树碑立传，为其塑造一套中国特色的卖国主义理论。他说，“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我提议中央宣传部把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并且提议，对于确实写得好的著作，经过评审，应该由党和国家发给奖金，以便给这项看来似乎平凡实则很艰苦的工作以应有的荣誉（第三卷第180页）。”邓小平这里的创新，就是创建卖国主义理论，而所谓的“奖金”，这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就是用钱来收买甘愿为他效力的汉奸文人。秋老师，以上所展开的邓小平的卖国主义路线，是他在《毛邓论》中，将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矛盾引向极端对立的一种矛盾运动形态；虽然这样的一种运动形态时到今日已经趋向不可逆转的一种境况，但是，在当时，与之相对立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各种影响，包括《党章》《宪法》的文字形式，深入人心的群众基础，还在与他的卖国主义进行着坚决地斗争。尽管邓小平在出访之后，为了效忠美帝，“三七开”打倒毛主席，确立卖国主义路线，修改《党章》《宪法》，但是，他的前进步伐还是遵循着矛盾运动的规律的，是曲折地向前推进的。所以，即使他为了篡夺最高的领导权利，他不得不先打倒“两个凡是”中的毛主席；但是，他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他又不得不保留相对无害的毛主席。而且，即使他推行的卖国主义路线，似乎有军队保驾护航，不可阻挡；但是，他还是必须要利用他和刘少奇在以前各种运动中所采用的一种破坏的方式所造成的一些影响极坏的结果来作宣传，来攻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混淆人民的视听，来影响人民的判断。而当他通过国家机器把这样的一种弥天大谎重复上千次之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首先在农村被突破之后，其所谓的分田到户的生产力在短时间在局部地区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之后，首先是农民阶级的自私性在私有化的经济基础上被“唤醒”之后，建立在卖国主义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其改革开放的殖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就这样洪水猛兽般汹涌而来了。而这个时候，《毛邓论》的矛盾运动的斗争形态，就完全以邓小平为主要矛盾来主导了；但是，尽管这样，一旦矛盾运动的双方斗争，并不是很激烈，或者说是处在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的时候，邓小平在《毛邓论》中就开始错位起来，就会跳到毛主席的这一方来正人君子起来。当然，这并不是他的阶级本性使然，也不是他真心想这样做，而是他在形式上否定了阶级斗争后，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之后，用毛主席这边可用的东西作为工具来统治中国，来服务于一种欺骗人民群众的需要。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是如何利用毛主席这个工具的呢，这里也必须做一个简单说明。比如他说，“昨天，山东的同志说，有一个原来很落后的县，就是因为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才由老大难变为先进。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所以，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二卷第191页）。”邓小平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检验真理，其实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性；而邓小平是把这种人的自私性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还把这种检验真理的方式，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身上，这是不是把马列毛作为工具了？而且这种工具的运用，对比“‘四人帮’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第二卷第191页）”是不是有很大的欺骗性？而由此得出他的狗屁结论，“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第二卷第168页）。”这是不是千真万确的了？而由此又得出他的一个狗屁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第二卷第182页）。”这又是不是千真万确的了？而如果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第二卷第323页）。”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甚至说，如果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话，那“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第二卷第291页）”，这不是顺理成章的吗？秋老师，您看，邓小平就是这样在《毛邓论》中来回打转转，一会用毛主席这个工具为自己服务，服务的时候，又用毛主席在打倒毛主席。所以，尽管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来回地跳，尽管这个时候主席是处在被动挨打的位置上，但是，他邓小平永远就是邓小平，他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与毛主席永远是矛盾运动的敌对关系。所以，“毛邓合”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即使邓小平想装成毛主席，那也是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需要，是为了欺骗人民群众的一种需要。

秋老师，邓小平虽然狡诈，但是，他在《毛邓论》的第二卷中留下了很多败笔，为锁定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铁的证据。他既然是想对毛主席来个《决议》，那为什么就不敢提路线问题。什么“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第二卷第308页）。”既然想对毛主席来个《决议》，那为什么不敢提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什么“提不提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决议中不涉及没有坏处（第二卷第310页）。”邓小平这个狗屁《决议》的意见，路线问题不能提，小资产阶级也不能提，这不正好说明邓小平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吗？这不正好说明邓小平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吗？而他为了加强这样的一种逻辑，证明他自己是确确实实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他竟然胡言乱语说出这种哭笑不得的言论。他说，“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第二卷第333页）。”这个“不好的制度”，不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吗？而这个制度在邓小平眼里，竟然是“不好的制度”，那正好是不是说明了邓小平投身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以反革命的间谍身份参与进去的，不然这样的话能说得通吗？不过，在《决议》的意见中，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阴谋家的预见，这个倒是不错的，那就是在《决议》中必须要点华国锋的名字。不然像他所说的，“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首先是这个问题。政治局决议正确不正确，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应该不应该变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时，按现在的政治动态来说，也有必要。大家都知道，现在‘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谁的旗帜？过去是打‘四人帮’的旗帜，现在打谁的旗帜？就是打华国锋的旗帜，就是拥护华国锋（第二卷第310页）。”请看，邓小平是多么老奸巨猾啊！中国历史上的大小汉奸，都从来没有做出过如此“光明磊落”的事情！邓小平明显在这个问题上，比其他人聪明，如果《决议》不提华国锋，不但切断了毛主席与邓小平之间的历史连接，而且把邓小平公开置于篡党夺权的不利位置上。所以，可怜又可恨的华国锋，在邓小平的眼里，就像一只蚂蚁一样，随他捏弄。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二卷中最大的败笔，是间接为“文革”平反。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访华。同年十月，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签字。九月恢复中日外交关系。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讲完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这都是事实（第二卷第305页）。”秋老师，邓小平这段话，虽然他作为一个阴谋家，能说到这个水准上，也是非常不容易了。但是，这个中国人民人所众知的事情，再怎么想自圆其说，却总是无法自圆其说。国内在动乱，国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还把自己身临其境的受到“热烈欢迎”和“热情握手”拿出来当做证据，邓小平把这个缺乏自洽性和逻辑性的东西拿出来，不知道有多少懂得辩证法的人们在暗地嘲笑。他不懂得，只有国家和民族凝聚力，才有国际外交力，一个动乱和他们所编造的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国家，能以“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这不是在说梦话吗？使美国难堪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中国是邓小平所说的那样，美国会难堪吗？那些“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的人们脑袋都坏了吗？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如果不是国家兴旺发达，蒸蒸日上，会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投票，会使美国感到难堪吗？所以，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会知道邓小平在为“文革”平反，只不过这不是邓小平的本意，但是结果的确是如此。所以，在《毛邓论》中有这样的一种胡言乱语，并非都是坏事，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又与毛主席直接干上了，因为主席说过，坏的事情往往会引出好的结果来。这段话所反映出来的邓小平与毛主席的斗争，虽然毛主席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上，随便这个该死而没有死的人怎么说，但是，从政治意义上，邓小平只是被人耻笑的小丑；从人格品质上，邓小平只是把屁股当成脸的人渣。

秋老师，前面我已经交代过，邓小平的卖国主义路线也不是那么好走的，是在曲折中前进的。直到1981年7月17日，他还在惶惶不可终日中提心吊胆着，就连一个华国锋，他都是这样的一种认识。他说，“现在有些人打起拥护华国锋同志的旗帜，要打倒谁和谁，要注意。这反映出当前斗争情况的复杂性，促使我们提高警惕（第二卷第393页）。”可以这样说，如果邓小平不是出卖国家，他没有这样惊恐，而正是因为他实行的是卖国主义路线，所以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他都是风声鹤唳。他早在1981年3月27日跟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负责人打招呼说，“对军队中‘左’的影响不能忽视。有些三四十岁左右的干部，受‘左’的影响，从‘左’的角度看问题的比较多。部队一些干部包括有的老干部，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不理解，有的以为是搞资本主义，这主要是来自‘左’的影响。但也不是没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比如对靡靡之音和社会上一些坏风气，有些人就喜欢（第二卷第180页）。”由此可见，当时的人民群众和一些人民子弟兵不是不懂邓小平的卖国主义，而是像今天这样，由于没有强力的领导核心和刚性的组织纪律，故就形不成强大的人民力量去捉拿汉奸卖国贼邓小平。所以，在邓小平与毛主席的矛盾运动的阶级斗争中，邓小平是不敢走极端的，不管是对毛主席，还是对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对国际和国内的一切事务，他都必须是一步一步来。而他来的每个步骤，所秉承的所谓指导思想，都是他修正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个就是走资派的悲哀所在。明明是一个妓女，它偏要说自己非常贞洁；明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偏要说自己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明明是卖国主义道路，它偏要说自己走的是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导致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不在什么所谓的“四人帮”身上，也不在社会主义道路身上，而都是他把这些归结到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身上。而这样的一种情况一直演绎到今天，它越来越变异，越来越牛头不对马嘴，但是，只要它具有欺骗性就够了，只要它能够维稳就够了，这就是它的反动本质所在。所以，不要以为谁说了几句毛主席的话，就不得了了，邓小平的话，里面提到的毛主席，比他的徒子徒孙的任何人都多。然而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服务于他的卖国主义路线。

秋老师，《毛邓论》的第二卷中，邓小平的路虽然不太好走，但是他还是硬着头皮走了下来，因为这是一条不归路。而要想将这一条路走到黑，他必须招兵买马，丰其党羽。所以他说，“我们平反了天安门事件，平反了包括彭德怀、张闻天、陶铸、薄一波、彭真、习仲勋、王任重、黄克诚、杨尚昆、陆定一、周扬等同志在内的一大批同志的冤假错案，并且不久就要为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第二卷第243页）。”当然，仅仅为这些人平反是绝对不够的，那还必须有虾兵虾将。他继续说道，“这三年内，特别是最近一年，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已经得到平反的，据不完全的统计，总数已经有二百九十万人。没有立案审查而得到平反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同上）。”这个所谓没有“立案而得到平反的”，邓小平的范围是放到了无限大的，后面的事实证明，这个范围包含了一切的“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而这些被邓小平丰其党羽的对象，这些封建的资本的反动的分子，后期都成为了邓小平党羽中的坚实基础和骨干力量。这是一个方面。而在另一方面中，邓小平既有前面已经交代过的毒辣和心虚的一面，又有着他将反革命进行到底而培养接班人的一面。他说，“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些人大体上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来的，是既得利益的。他们感到现在的一套对他们益处不大，所以对过去很留恋。经过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第二卷第192页）。”邓小平在这里胡说八道、本末倒置、移花接木和张冠李戴的把戏就不说了，这无非是表现他对反革命的接班人是非常慎重的。事实证明，他谈到的接班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这些人都是符合他的标准的。他说，“现在也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选不准的，还可以换嘛。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第二卷第192页）。”其实邓小平在这里是完全多虑了，选接班人的问题，是选好的难，选坏的容易。而这个“选好的”，在政治上来讲，是选无产阶级专政的接班人难；而这个“选坏的”，相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最坏的接班人，就是邓小平要选的最好的接班人。也就是说，学好很难，学坏很容易。但是邓小平还是不太放心，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对立面不是别人，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似乎是深谋远虑地继续说道，“组织路线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被按住了（第二卷第197页）。”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第三代的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第三卷第299页）。”秋老师，邓小平在选定接班人的问题上，都是非常注重与无产阶级的接班人相对立的阶级属性的，而且这样的接班人都是必须要“听话的”，‘左’倾的不要，右倾自由化的也不要。比如说胡耀邦和赵紫阳，这样的接班人，邓小平就不要，为什么呢，这就要根据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是否适应于意识形态这个上层建筑来决定。说穿了，因为邓小平开辟的是一条卖国主义道路，其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必须在封建管理模式下进行，而如果中国发展成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那就会瓦解封建管理模式下的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那就会与邓小平的卖国主义道路相冲突。而且，由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人民民主与集中型的政治模式，而只要是它改变了性质，变成了官僚权贵集权型的资产阶级专政，那就很容易退回到封建管理模式的政治模式。所以为什么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就是这个原因。

秋老师，《毛邓论》第二卷中的矛盾运动，反映在邓小平这个方面的，反映到他选择接班人方面的，虽然是表现为邓小平这个方面的物质属性，但是，它始终是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不断阶级斗争的一种矛盾运动。所以，邓小平始终是战斗在一线，尽管他厚颜无耻地说道，“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不是假话。从整个事业看，我现在还不可能退休，我想大家也不会赞成（第二卷第227页）。”其实，邓小平在这里说的并不是谁赞成还是不赞成的问题，而是他必须要这样做的问题，因为他必须要严格把关，特别是把关不能让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成为接班人。比如他说，“对青年人我们要具体分析，有少数青年人受‘四人帮’的思想体系的毒害很深，至今还不悔悟，我们决不能选这种人当接班人（第二卷第222页）。”其实这个问题对邓小平来说，一直进行到《毛邓论》第三卷的时候，邓小平才终于在1989年3月4日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怎么解决的呢？那就是，他的接班人，都必须具有法西斯的本能，即使《党章》和《宪法》修正过也都必须能踩在脚下，只要能维护卖国主义道路就行。“当然，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违法的就要取缔。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第三卷第286页）。”这个法西斯的上峰宝剑，从邓小平开始到今天，他的接班人不是执行得很好吗？因为只有这样执行，才什么事情都可以干，才能顺利地开门揖盗，甚至于今天拿转基因毒食品来毒杀全体中国劳苦大众都可以干，而且干了也是白干；而要是谁敢反抗，包括一些游行示威之类的，必须是坚决彻底地进行镇压。所以，秋老师，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多不可理喻的事情，其实都是邓小平早就设计好了的，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一样，邓小平也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就是要他要将中华民族完全彻底地葬送掉，因为他干的事情已经不仅仅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而且他也知道，出卖中华民族，这种触及到民族底线所决不能容忍的结果，不是极度严惩就是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他的表现，就看起来处处都是在跟毛主席对着干，因为这是矛盾运动的同一性规律所致，不是他将把中华民族葬送掉，就是中华民族反过来将他葬送掉，而且这种反过来将他葬送掉的性质，必须是像周总理处理顾顺章叛变一样，必须是灭杀叛变者全家。所以，邓小平的这个理论体系，就牵涉到了他的家人，这是叛卖祖国的性质和程度所决定的。而他的家人，竟没有一个是迷途知返的，包括他的儿子和女儿们，都是执行这一理论体系最坚定的幕后继承者和发展者，这既是邓小平家族十恶不赦的原因，这也是导致中华民族今天一步一步面临着被葬送掉的原因。

秋老师，在前面我已经交代过，邓小平在60年代都擅自篡改党性，妄想把无产阶级的政党修正为全民的政党，如果这个党性的修正不能完成，别说什么卖国主义道路，为民族资本主义服务的道路都无法践行。所以，在“七五”《宪法》被修正后，《党章》也必须跟着修正，怎么修正呢，只要去掉“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为纲”这两条就行了。所以，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才能够说，“三中全会不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二十多年的问题。大家可以回顾一下，经过这三年的工作，我们党的状况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领导班子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思想路线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不是说所有的问题统统解决了，但是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这是最重要的事实（第二卷第242页）。”这个“最重要的事实”，邓小平是一点都没有加水分的，《党章》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废除了，《宪法》对卖国贼的惩办和对人民自由的权利都废除了，1978年的三中全会把生产关系改变了，1979年的出访把卖国主义道路确定了，“四人帮”的所谓爪牙抓得差不多了，对毛主席的《决议》也快要定下来了，到1980年分田到户的生产关系在执行了，这些不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实吗？所以，邓小平这段话是没有说什么假话的，这完全是他真实的阶级本性的自我阐述，是他体现在与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中的矛盾运动的形态变化。这个已有的形态是相对于1978年而言的，这就是邓小平说的所谓的形势；而这个形态变化的趋势，就是邓小平说的所谓的任务。邓小平说的这个任务，是非常客观的任务，它符合邓小平的阶级属性的自然反映，他对这个形势的总结和今后任务的规划，也是非常讲究庸俗的实用主义辩证法的，他能够说出来“不是说所有的问题统统解决了”这句话，已经非常不简单。因为，他的对立面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心里清楚，仅有的这个形势，并这不是一了百了的事情，因为他要控制两个局面，一个是不能回头，二个是不能滑向俄罗斯似的资本主义道路。当然我们知道，邓小平即是有三头六臂，他也滑不到这个道路，因为“文革”已经把这条道路堵死了。虽然我们不能说这是毛主席帮了他的忙，其实这恰恰反映了，即使毛主席已经逝世了，但是，邓小平的阶级斗争的头号公敌还是毛主席。虽然已经不是毛主席本人，但是一定是反修防修的继续革命的伟大革命实践和理论。

秋老师，正是因为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对手永远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他必须时刻地都在注视着矛盾运动的形态变化。首先，他必须时刻关注着人们这样或者那样的疑问，而面对疑问，他也只能这样撒谎。“人们有这样的怀疑，中国这样搞四化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肯定地说，不会。现在，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资本家还有，他们的成分已经改变了。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第二卷第235-236页）。邓小平为了把谎言说得更加美好一点，他就必须在人们还没有深切感受到“狼来了”的时候，继续编造。他说，“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他们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第二卷第259页）。”邓小平每当在这种撒谎中，开始感觉自己缺乏自洽性而很难自圆其说的时候，就开始了耍赖。他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你看到了我是在搞资本主义道路吗，你瞎说，你说话可要负责任啊，人家美国才是搞资本主义道路，人家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而邓小平要想把这个耍赖说成一种根据，他会马上话锋一转，说道，“我们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批判了‘四人帮’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第二卷第165页）。”可见，邓小平是何等无耻，这颠倒黑白，偷梁换柱的弦外之音，就是给怀疑的人们加上一顶帽子。那你还敢怀疑吗，再怀疑，那你就是“四人帮”的“爪牙”。他这个时候不是把自己置于毛主席的对立面，而是神经错乱地把自己置立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他这个时候是把“四人帮”与毛主席是分开来说的，而且这样也符合已经形成的所谓大好形势。他说，“我们粉碎了‘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平反了大量冤案，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系列问题，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和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毛泽东同志生前多年盼望实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第三卷第165页）。”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二卷中，就是这样反复地在与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进行错位，进行自编自演的。他进行错位，并不是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与他自己对立，而是始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修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为自己服务，相当于是用毛主席来打倒毛主席。比如说他为了丢掉无产阶级专政，他就要说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他说，“这里涉及到如何理解和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的互相结合，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实质上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适合于我们的国情（第二卷第372页）。”邓小平的一个“更适合于我们的国情”，就把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打回了原形，原来是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资本家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原来是与中华民族相对立的卖国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所以，当我们要确定一个专政的性质的时候，如果谁要是把无产阶级这个具体对象，从人民这个抽象的范围中抹去，那就是为了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而只要是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确立资本家和卖国贼当家作主，才能合法确定无产阶级沦为劳动雇佣工，才有可能确定所谓的市场经济。但是邓小平接下来是这样来狡辩的，“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第二卷第236页）。”邓小平在这里说明市场经济，跟前面已经交代过的一样，偷梁换柱地把生产关系说成“经营管理办法”，把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雇佣，说成“经营管理办法”，把卖国对中华民族的葬送，说成“经营管理办法”，这就是邓小平谈到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市场经济的本质。而之所以邓小平这种说法在当时具有较大的欺骗性，第一是因为把一个拥有27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公”变为“私”，具有庞大的物质基础，而这样的一种化公为私的生产力，用以满足于私人占有的生活资料，表面上看当然是发展生产力了。虽然这样本来就只是物质转移，把国家的变成私人的；而对劳动人民来说，也无非是把贡献给国家的，变成贡献给自己的。第二是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决定论”中，邓小平在这里只谈了经济，而不谈政治。如果一个经济实体，否定了上层建筑的实体存在，即国家的存在，那当然就不存在什么市场经济合法还不合法的问题了。那中国国土到底是属于谁，也就不存在了；那中华民族到底还需要不需要存在，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当邓小平在这里只谈经济，而不谈政治的时候，就可以让人们忽略中国这个国家实体存在的意义，就可以满足人们天生的自私自利的本性。而一旦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本性成为社会人的风气，那什么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那还有值得讨论的价值吗？

秋老师，邓小平就是这样善于循循诱导的，由于他的本性是自私、丑陋和毒辣的，所以，他就在谈到市场经济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人性化的心理学辅导。为什么能说邓小平是“伟大”的阴谋家，这个“伟大”不是随便能给的。他能够把人们“伟”到人性的动物化，这不能不承认邓小平的确是一个“人才”。他为了把这些辅导落到实处，他在精神上把限制这种人性动物化的枷锁卸了下来。他说，“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和谬论，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第二卷第208页)。”邓小平在这里把林彪与“四人帮”进行绑定，当然是指林彪在某些口号上把毛主席推向钟馗打鬼的这件事情上。但是由于林彪的篡党夺权不得人心，所以把林彪与“四人帮”绑在一起，就可以强化“四人帮”的所谓流毒必须要清除的作用。而只要是清除了“四人帮”的红色流毒，那真正的毒草才能在人们的精神中生长和固定下来。但是，邓小平这种心理辅导，他必须有一个度，因为他的对立面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他在覆手为雨的时候，必须又要反过来翻手为云。他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第二卷第315页）。”邓小平能够公开把生产关系由“包产到户”说是“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巩固”，这只有在人们的精神套上了邓小平的心理辅导的魔咒枷锁之后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只有当人变成了精神病之后，才能相信邓小平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如果说把人民民主专政，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把抽象性说成具体性，还不能完全让人分辨清楚的话；如果说把“经营管理办法”，说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具体性反过来说成抽象性，也还不能完全让人分辨清楚的话；那这回把“包产到户”的一种分开分散，说是成“集体经济”的一种合并集中，这种从精神病院出来的疯话总该让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吧，但是非常可惜，这样的疯话还是让人们相信并在生产实践中执行了。当然我们今天才知道，并非是人们真的相信了，而是人们“无奈”地执行了。这个“无奈”，一个方面是，邓小平透支了毛主席，让一部分人们因为热爱毛主席而相信了他；另外一个方面，邓小平预支了法西斯，让一部分人们因为不相信他而遭到清洗。由此可见，能在当时把一种非常明显的卖国主义道路说是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几乎在党政军中没有遭受到任何抵抗，那所谓“四人帮”的流毒在邓小平的“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指示下，可谓是真的灭杀得所剩无几了。

秋老师，在评论《毛邓论》第二卷中的邓小平的相关具体阶级属性的变异，真的需要一种耐心去完成。他与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矛盾运动，虽然其运动形态符合规律性，但是，其形态变异却缺乏人性。我可以这样认为，半生不熟的一碗饭，还不如熟透到底的一晚糊饭。与其要这样的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卖国主义，还不如要一滑到底的俄罗斯似的独立自主。为什么列宁说，当一种封建主义在统治着国家的时候，一定会有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因为这是历史进步的自然规律。而当一种卖国主义以封建模式进行统治中国的时候，一定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都要比邓小平似的卖国主义要先进，要进步。所以，不懂历史规律的人，总是以共产党的名称是否存在为依据，来变相维护了卖国主义的道路；而不知道应该是以共产党的核心内容是否已经改变为根据，来反对中国特色的修正主义所践行的卖国主义道路。可以说，这样的一种辩证认识，是衡量每一个人是否真正具备马列毛主义认识论的检验标准，否则，它跟今天的当局一样，不是挂羊头，就是卖狗肉。邓小平在与毛主席的矛盾运动中，就是这样反复挂的，他的意思一个是为了利用，二个是为了把这个“羊头”挂臭。而由于这样的一种矛盾运动，必须是始终以邓小平的阶级属性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敌对，所以，也无论邓小平是如何高高挂起，但是，它总是要回到矛盾运动的规律本身。所以，邓小平在后期再次高高挂起的时候，如同他在跳脱衣舞一样，他就仅剩下底裤了，而他自己底裤的颜色终于显露了出来，这就相当于一种妓女卖肉的形象，一种既为演员又为小丑的猥琐。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必定要产生于一种官僚权贵买办用封建模式来管理国家的质变中，这是历史的自然演变，这是毫无疑问的。而这个时候，邓小平又用挂羊头的办法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一定会露出马脚。他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第三卷第123页）。”这就相当于是邓小平在掌自己的嘴巴和脸，为什么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就没有这样的“一种思潮”，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可以说，这是邓小平相当于在为“文革”平反的一段话，尽管他不是不知道这段话的“毛病”，但是他必须是硬着头皮迎上去，用社会主义来反对资本主义，来维系他所创建的卖国主义。他也硬着头皮说出来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什么“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的习惯势力，还顽强地纠缠着我们（第二卷第162页）。”他甚至无意中说出来了，自己就是“走资派”，什么“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第二卷第174页）。”但是尽管这样，他还是必须把这一切都与“四人帮”挂起钩来。那么，他在这里所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已经不是什么方针政策了，而是一种像反物质一样来对付它自己的一种修正的工具。他说，“尽管如此，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现在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第二卷第166页）。”

秋老师，邓小平的这段话，时间是在1979年3月30日，这刚好就是所谓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刚刚结束之后，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他为主子效劳的一场战争，但是，这场战争也同时为他捞取了能更加肆无忌惮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资本。他不是对以上所产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采取限制的态度，而是故意地开拓其生成和发展的空间。因为，产生这个自由化，是党没有管政的原因，而如果继续把党政分开，那就是继续让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自流。他说，“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第二卷第321页）。”当然，邓小平也不仅仅只是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开拓空间，他是明知道为了更好地卖国，必须要进行党政分开，而这一分开必定会带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自由化是各种资本主义制度，如封建的，殖民的，是它们的必然结果。所以，邓小平所谓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完全就是妓女行为，当妓女必然会产生性病，但是妓女反对性病，这算不算是故作玄虚？而至于妓女治疗性病如同邓小平治疗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样，包括这种东西所带来的一切无耻堕落的丑恶现象一样，是不是可以说成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虽然如此，邓小平还说要将这样的一种故弄玄虚进行到底。他说，“一些青年男女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认真注意。我们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一代，一定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那些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第二卷第177页）。”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于1980年8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继续玄虚道，“现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近一两年内，通过不同渠道运进了一些黄色、下流、淫秽、丑恶的照片、影片、书刊等，败坏我们社会的风气，腐蚀我们的一些青年和干部。如果听任这种瘟疫传布，将诱使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道德败坏，精神堕落。各级组织都要严肃地注意这个问题，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予以查禁、销毁，坚决不允许继续流入。在国内经济工作中，歪曲现行经济政策，利用经济管理工作中的漏洞而进行各种违法活动的个人、小集团甚至企业、单位，也有所增加。对于这种反社会主义的违法活动和犯罪分子，也必须严重警惕，坚决斗争（第二卷第338页）。”仅仅从1978年到1980年，资产阶级的丑恶现象就泛滥到这步田地，如果不是邓小平自己能够总结出来，谁敢相信？但是，邓小平对这个问题一定会是重视的，因为，卖国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完全确立下来，而一旦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走到了前面，仅仅只是在农村进行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后，就产生了如此多的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丑恶现象，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个卖国主义的道路，不就证明是失败的吗？所以，邓小平并非怕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担心这个自由化的过早反映，会给他的卖国主义道路带来麻烦。所以，他就必须“痛苦”地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限制。

但是，邓小平又必须要否定，否定这是由于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所带来的恶果，否认这是他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的必然形态。“现在我们看到的问题就已经不少，经济犯罪很严重，好多案子又处理不下去。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文化领域，都有严重的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总之，四个保证这四件事情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长期搞下去。我们不搞运动，但是，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要坚持四个保证，一天也不要丢掉，要把它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工作和斗争。这四件事情当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有阶级斗争（第三卷第409页）。”为什么“好多案子又处理不下去”，其实这是邓小平耍的一个花招。他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是不干净的人，我们在否定阶级斗争的前提之下，一定要抓紧进行卖国主义道路，那否则的话，各个领域的“严重的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就要小心一点了。因为之前邓小平已经于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强调了“抓紧时间”的“决定性”作用。意思就是如果不抓紧把卖国主义道路全面彻底地落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如果走在了前面，恐怕大家都不好过日子。他说，“我们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从今年元旦起，只有二十年，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如果四个现代化不在八十年代做出决定性的成绩，那它就等于遭到了挫折。所以，对于我们的建设事业说来，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性的。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二十年，时间看起来长，一晃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第二卷第241页）。”邓小平的第一个十年，就是从1980年算起到1990年为止，卖国主义的道路必须要把“基础搞好”，而且这个是“决定性”的。而这个正好符合邓小平1992年南巡的最后定夺，将650吨国有黄金运往美国，取得了“决定性”的卖国主义道路的胜利。邓小平的这种形势的估计和任务的具体时间规划，不是具体执行得非常到位吗？而至于他一本正经一样说的，“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第二卷第218页）。”这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典型证据，不是在警告他的爪牙必须是义无反顾吗？而至于他掏心掏肺说的，“比如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的、国家的机密保守得比较好，很少泄露出去。现在有些干部的子女可以随便看机密文件，出去随意扩散，个别的甚至向外国人卖情报，送情报。这是我们现在许多事情保不了密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卷第219页）。”这些出卖中华民族的卖国主义典型证据，不是在严诫他的爪牙们必须是死心塌地吗？而至于像他说的，“我们的高级干部现在并不是工资太高，而是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宽了。这样就要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风气带坏了，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所以，对于实行这个规定，从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起，大家都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有困难要忍耐一下。只有这样，我们大家才有发言权（第二卷第220页）。”这只是邓小平给其他人打气的一个暗示，意思就是说，如果以后我们的卖国革命运动完全胜利了，还愁这点什么工资啊，待遇啊，什么子女能够以0.4﹪的比例能拥有中国70﹪的财富啊，这些到时候不是顺理成章，指日可待的吗？而至于说以前说的什么真理啊，实践啊，请大家放心，别的真理可能检验不了，但是，把这个国家卖完，我们好发大财，这个是可以检验的。总之一句话，“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要过一两年，修修补补（第二卷第201页）”，反正能哄老百姓一天就算一天，什么狗屁标准，我们每隔一两年修修补补能混到那天就算胜利了。

秋老师，《毛邓论》第二卷，大概就是这些东西，记录的是邓小平与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在第一个5年计划中的矛盾运动的基本形态。这个形态，反映出来的邓小平的卖国本质，在《毛邓论》的第三卷中，他自己说明了其实行卖国主义的原动力。他说“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三卷第22页）”，其原则必须是实用主义。虽然他未曾用过这个主义，但是从他与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对话中可以反映出来这个主义。美国记者问他，“看来，中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关系比同苏联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好一些，这是为什么（第三卷第168页）？”邓小平是这样回答的，“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同上）。”邓小平与美国记者的这段对话，时间已经是在1986年9月2日，这个时候邓小平还没有与戈尔巴乔夫会面，等到1989年5月16日与戈尔巴乔夫见面的时候，他们共同效忠于美国的任务算是完成了。网传的一段“戈邓对话”不知是真是假，因为没有出处，跟邓小平在务虚会议上说邓力群预见了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带来了“工人下岗、女人卖淫、黄赌毒满天飞”什么“太过分了”一样，戈尔巴乔夫希望一滑到底，而邓小平希望牢牢地把握乡间小道同往高速公路的方向盘。这一段预见和一段对话，我倒是相信有这么回事，因为通过我以上的分析，邓小平可谓是阳的一套，阴的一套，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一段预见和一段对话又算得了什么？1979年1月28日至2月4日他出访美国，同年2月17至3月16日就发生了所谓的自卫反击战，明明就是投美抗苏，走的是一条卖国主义路线，在这样的实用主义的原则下，哪里还有什么制度而言。而所谓中美关系的具体情况，无非是因为有“文革”，卖国主义肯定不可能一滑到底；而所谓的中苏关系的具体情况，是前苏联跟中国不太一样，前苏联可以一滑到底，而中国却不能。这才是邓小平与美国记者对话的那段话的真正意思。邓小平如此坦白地说清楚了自己卖国主义的原动力，那当然就希望他的徒子徒孙们前赴后继，韬光养晦了。他说，“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当然，发达国家会对我们戒心更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第三卷第320页）。”邓小平这段看似一位慈祥老人在谆谆教导他的徒子徒孙，其实，这是在变相警告他的徒子徒孙们决不能轻举妄动。意思就是，哪怕是这个国家有再大的阶级矛盾，在对外的问题上，对主子一定要遵守君臣关系。而由于这个时候，社会主义道路的国民经济的根本基础，即农业的生产关系已经彻底改变，所以，邓小平这个时候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可以说邓小平是可以随便定评毛主席了。他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第三卷第116页）。”

秋老师，邓小平的意思就是说，毛主席没有像他这样无耻，钻营革命，背叛革命；意思就是说，毛主席没有像他这样开创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没有像他这样神经混乱，颠三倒四，没有像他这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以，正是因为毛主席没有像他这样或者那样，所以，“毛主席就有一个重大的缺点”，所谓“忽视社发展会生产力”。为此，邓小平就可以更加恬不知耻地说道，“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第三卷第306页）。”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庞大的物质基础进行化公为私，使其在某一个阶段必定会出现发展生产力的现象，即通过物质的转移，从国家建设转移到以生活资料为主的社会商品现象，称之为发展了生产力，其无耻言论是昭然若揭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一句话可以为他下个结论，“如果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在非洲，那非洲人民都会饿死，为什么呢，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质就是抢劫。”正是因为这是一种抢劫的发展，所以，金融资本，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国家资本主义集团，就必然要通过掌控货币流通来更加源头更加集中地进行抢劫。所以，通货膨胀，在市场经济中是必然的现象，而一旦这样的靠造钱手段来掠夺人民财富的极端运动导致商品的供应与人民社会化购买能力脱节的时候，资本主义的通病即经济危机就会到来。而一旦到来，将会形成恶性循环。而邓小平在这里为什么敢说出“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是因为这个时候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还没有全面启动，还有平抑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危机的资本能力。所以，邓小平在这里希望他的接班人，按照他的这种方法干下去，留下了使其好过日子避免经济危机早日到来的余地。他说，“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第三代的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第三卷第229页）。”邓小平这段话是于1989年5月31日来说的，这个时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公开反对邓小平的第三年，邓小平自知自己不能把所有的好处都抹干吃尽，所以必须要留有余地。所以当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第三卷第373页）”的时候，他当时是有这个“底气”的，因为他还没有对国企全面开刀；而当他进一步讲“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同上）”的时候，准备拿国企开刀的歪理学说就完全铺垫成功了。后来他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上）”就完全成为了前面说过的“经济管理办法”，而没有了生产关系相对应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顾虑了。

秋老师，《毛邓论》第三卷是邓小平从1982年记录到1992年，长达十年的时间，他用一卷就解决了，这不能不说明，邓小平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日子是比较好过的。毫无疑问，这个时候，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全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上。比如说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他不仅下马了众多重大的在线在研的军事国防的高新技术和尖端工程，而且连已经试飞成功的“运十”大飞机也要格杀勿论。杀完了，他就开始意淫起来。他在1988年即“863”计划第二年，他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说，“说起我们这个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我先讲个故事。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第三卷第279页）。”邓小平正是因为看到了长远的卖国利益，所以必须将中国独立自主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科学技术生产力扼杀在萌芽状态，这种贼喊捉贼的行为，如果仅仅只是如此，那大不了说明是邓小平在掩人耳目，但是，事情可没有这么简单。众所周知，“863”计划，是邓楠根据四位科学家的请示向邓小平引荐的，一直到“973”计划出笼，整整十一年，中国在科学研究和技术领域，可以说是毫无建树。但是有一个细节我们必须注意，无论是这十一年的两个计划，还是从1991年的“211”到1998年的“985”这个八年的两个工程，都有一个重要的领域一直都在进行，那就是生物工程的运用和发展。时至今天，我们终于看到，当年促使“863”计划出笼的邓楠，竟然最后是转基因毒杀中国劳动人民的幕后推手。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邓小平有两件事情必须找台阶收场。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说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第三卷第374页）”这段话是邓小平于1992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之一，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沿海地区相对内陆地区、东南部地区相对西北部地区的较大范围的两极分化，跟他自己于1985年提出的“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第三卷第142页）”相违背，那么接下来是否能够“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如果事情还是实现不了，邓小平就下不了台来。第二个事情，就是邓小平于1987年10月13日在《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中说的，“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第二个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个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第三卷第256页）。”显然，邓小平在二十世纪末所谓“达到小康水平”没有实现，非但没有实现，中国劳动人民的五大福利也给剥夺了。而历经到今天已经有五代领导人从1978年算起有36年的改开历史了，前面的目标没有实现，现在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将来的目标更加不能实现。那怎么办，那就说明了邓小平已经完全没有台阶可下了，其卖国主义的嘴脸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所以，正是因为邓小平知道自己不可能有台阶可下，所以，他就必须铤而走险地找另外的一个台阶下。那就是，他的卖国，不仅是越货，而且还要杀人。一个是为了灭口，二个是怕受到清算，三个也符合美帝主子彻底解决对华政策的需要。当然，这也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主张，凡属于是与邓小平同流合污的人，已经堕落成汉奸美国贼的人，都会是这样的主张。所以，邓小平的科技之路，不是为了兴国，而是为了杀人，这已经通过转基因可以确定是毫无疑问的了。由此也可以证明，邓小平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尽管他总是自以为是主动性进攻，但是由于他是邪恶的，所以，邪不压正，总是让他处在道义被动的极端悬崖上。

秋老师，刚才说的是他在科技上是这样做的，那他在军队的建设上又是怎么样做的呢？前面我已经交代过，邓小平对军队的在役情况其实是很不放心的，他总以为很多三四十岁的人都受到了所谓“四人帮”‘左’的思想的影响，所以，如果不搞垮一个曾经“军民团结如一人”的人民军队，那他的日子也是不好过的。他是如何实现这一步的呢，他首先把亲历中国革命历程的老同志请下台，解除实权，搞出了一个所谓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当然他自己没有下台，说人民需要他）。然后于1984年10月22日在《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第三卷第90页）。”邓小平这样打了一下，又摸了一下后，那就不客气了，直接对军队实现渐变，实行商业化，实行雇佣军化。他说，“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第三卷第99页）。”邓小平这句话是于1984年11月1日在《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的军委座谈会上说的，可是没想到15年之后，军队的经商，军队是垮了，堕落了，但是，军队作为是一种保护国家机器的机器，这种比一般国家机器还要机器的自然属性，它的经商势必就在阻碍着外资的进入，妨碍着卖国主义路线的进一步践行。所以，表面上看，所谓1998年江泽民宣布“军队不再经商”是好事，但是，没有了军队的商业割据，国际资本更加是如囊中取物，如入无人之境，畅通无阻。邓小平的本意是为了用经商来搞垮军队，没有想到军队的经商又在妨碍着卖国。所以，从1996年开始私有化运动之后，军队的经商到1998年就必须要叫停，这是卖国主义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也是江泽民于1989年上台9年后，做得让邓小平死可瞑目的事情。如果说邓小平在世的时候，还有什么最重要的事情需要交代，需要他的徒子徒孙们必须要贯彻执行的，那就是主要防‘左’。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第三卷第375页）。”邓小平在这里说的“右的”，是指新自由主义而言；而这里的“‘左’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是，他在这里进行混淆，把左派与‘左’倾进行了等号。他的意思也无非就是，对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特别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坚决彻底地进行否定。事实上，邓小平的徒子徒孙们都做到了。所谓肯定毛主席在1949年之前，甚至是肯定毛主席在1956年之前，甚至是肯定毛主席在1966年之前，其实都是在否定毛主席。只要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在否定毛主席。而否定这个，而肯定那个，那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能够作威作福的合法地位，那都是为了维护他们继续实行卖国主义路线的实用手段。

秋老师，《毛邓论》第三卷中最滑稽可笑的就是邓小平对“89学运”的相关立场和态度。这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从1986年闹到1989年，其实罪恶的头子还是邓小平自己。是他的儿子公开官倒才引起资产阶级的左翼不满，又因为这些所谓的左翼，都是一些学生，而导致他们把握不了运动的方向，而被资产阶级的右翼利用。前面已经说过，《毛邓论》中邓小平的公开言论，不管政治立场如何，不管是如何反动，其表面上看是一本正经的。但是，其背后其对家人徇私舞弊的，甚至是纵容、放任、鼓励的罪恶行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他说，“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第三卷第297页）。”这段话是邓小平于1989年5月31日跟两位中央负责人讲的，其所谓“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这样的不要脸，我想只有邓小平做得出来，连卖国都能做到，其公然袒护自己儿子违法乱纪，虽说是纸包不住火，但是又算得了什么呢？虽说最后的清场指令和行为，是卖国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一场斗争，但是，相对于卖国主义而言，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它又是进步的。当然，相对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言，像现在的俄罗斯一样，它们都是反动的；只是一种假的社会主义，包藏的是卖国主义的，要更加反动一些。可以说，这些问题，很多人都是糊涂的，只考虑到阶级矛盾的对立，而没有考虑到卖国主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各个阶级的最不能容忍的民族底线对立。那么，从上面邓小平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所谓的反腐败，都只是贼喊捉贼而已。这段话的意义也可以引申到今天，难道不都是贼喊捉贼吗？凡是对美国有害的腐败，坚决彻底地予以消灭；凡是无害的，甚至是有利的腐败，那就要坚决彻底地进行保护。难道今天不还是这样吗？

秋老师，邓小平就是这样在《毛邓论》中一步一步把人带到沟里去的。他一边说“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第三卷第29页）。他一边又说，“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第三卷第43页）。”他这样“反”一下，又所谓“正”一下的意思，就是走几步，站一下；或者是走几步，退一步。他的卖国主义，明明就是在制造各种唯利是图的商人，但是他又出来假装反对一些这样的商人。这就是如何把人带到沟里去的邓小平理论。他一边说“外国有的评论家说，中国的现行政策是不可逆转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第三卷第114页）。”他一边又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第三卷第110页）。”他又是这样“反”一下，“正”一下。该出现的早就出现了，什么“两极分化”，什么“资产阶级”，什么“邪路”，都出现了，但是，既然已经带到沟里去了，那就义无反顾吧。因为，这个“不可逆转的”政策，是邓小平看来是“正确的”卖国政策。还有，他一边说“我们开放了十四个沿海城市，都是大中城市。我们欢迎外资，也欢迎国外先进技术，管理也是一种技术（第三卷第65页）。”他一边又说“现在，我们是背着大包袱前进，每年几百亿元价格补贴，越背越重（第三卷第160页）。”他这小两段话的意思就是，其一，即使背负着再大的“包袱前进”，也要“欢迎外资”；其二，因为背负着包袱，那对不起，没有钱让人民群众“欢迎五免”。而关于最明显的领土主权的问题，他一边说，“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我访问日本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我当时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第三卷的87页）。”他一边又说，“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同上）。”邓小平把主权问题归结到是因为名称不同，那也就是说允许日本对中国的领土进行命名和进行收括，他把这个因为名称不同就可以进行争议，而这个争议的问题又要留给他的徒子徒孙，请问，谁能解决得了？邓小平是反复不断地“正反合”的，在他在世的时候，他是亲自来弄这种《毛邓论》的，如果说最经典的最壮观的“正反合”是什么，那就是他一边说，“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三卷第25页）。”可是如今他一边又在阎王爷的面前说，“怎么现在有这么多农民工都被我卖掉了啊，都卖到殖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狱里去了。”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中，其歪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手段，其实跟他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是一模一样的。他说，“马克思主义又叫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第三卷第254页）。”他为了说明这个“基本原则”，他用一种实用主义的逻辑思维进行推演。他说，“什么是按需分配？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达，没有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怎么搞按需分配？马克思主义讲的共产主义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生产力不断发展，最后才能达到共产主义。‘四人帮’荒谬的理论导致中国处于贫困、停滞的状态（第三卷第228页）。”粗略一看，邓小平的这两段言论不无道理，但是他这个唯生产力论，是在抽离了生产方式下所进行的逻辑思维推演。意思就是，在卖国主义道路的进程中，唯生产力论，也会达到这样的一种结果。那如果是这样，还需要马克思主义吗？像斯密的《国富论》，就是讲究“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的，像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就是讲究追求剩余价值量的原因的，这样的一种生产力论，不正是邓小平所需要的一种唯生产力论的理论依据吗？可是他偏偏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可是他偏偏把基本原理与基本原则进行了混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通过阶级斗争，在改变了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之后，在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之后，再来发展生产力，而这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使其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运动，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邓小平在这里进行了偷梁换柱，死口不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第三部分的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生产关系，是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恐怖运动，来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人的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关系；而在这个生产关系下，实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两个决裂，以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而邓小平这样的一种唯生产力论的生产关系，是用当亡国奴的生产关系，最大限度地最快速度地出卖中华民族根本利益。邓小平用最简单的任何社会都需要发展生产力为标准，用最简单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丰富的物质为标准，用最简单的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不存在”剥削和压迫为标准，来忽悠人民群众，来欺骗人民群众，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不是非常神经质的胡言乱语吗？

秋老师，邓小平从第一卷到第三卷，在《毛邓论》中，就是这样胡言乱语的。他说，“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三卷第63页）。”邓小平这里已经坦白交代得非常清楚了，他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卖国主义道路下的马克思主义。意思就是说，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他修正了一次；然后他再用这个被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再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卖国主义道路。同样，他说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卖国主义道路下的特色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嘴里的马克思主义，是服务于卖国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所以，邓小平嘴里的马克思主义，是修正马克思主义来打倒毛泽东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虽然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第三卷第116页）。”但是，由于他剔除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根本要求，即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所以，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地地道道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为此他用这样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来修正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使之成为卖国主义道路上的生产力发展的一种要求，这就是他攻击社会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叛卖社会主义的罪恶原动力。而至于他所说的，“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第三卷第116页）。”这是他完全在用历史虚无主义来污蔑和诽谤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他否定了新中国之前是半封建半殖民的一穷二白的历史背景，他否定了新中国红色政权在世界帝国主义包围下需要加强国防建设的历史背景，他否定了新中国用仅仅27年的时间完成了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需要300多年才能完成的巨大成就。而且，他身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亲历者之一，他完全否定了新中国以农业为根本的原始积累服务于国防工业革命的历史事实，他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服务大局的革命精神，他完全是用放弃国家利益来服务于资产阶级个人利益的荒唐言论在为改革开放开路；他完全是用放弃民族利益来服务于帝国主义利益的卖国言论在为自己辩护。总之，他就是用最无耻的自私自利在诱导人们由人变成鬼，他就是用最恶毒的残暴不仁在诱导民族由天堂下到地狱。这就是邓小平修正马克思主义，与马列毛主义进行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的本质属性。

秋老师，《毛邓论》第三卷中，邓小平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危害到自己的卖国主义路线，他用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他为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危险到自己的卖国主义路线，他用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性。而无论是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与经济性，都是经过他修正过的，以服务于他的卖国主义路线为前提的。所以，当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起进攻的时候，他说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第三卷第46页）”，其实就是利用修正过的马克思主义；而当他的卖国主义受到质疑的时候，他说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第三卷第28页）”，其实就是用修正过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所以，他说的什么“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第三卷第137页）”，其实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主义一起反掉，所以，他说的什么“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同上）”，其实就是将共产主义在卖国主义的道路上被蹂躏撕碎。为此，他说的什么“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第三卷第139页）”，就肯定只能是一句空话；为此，他说的什么“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第三卷第63页）”，将决定性地要求他进一步地改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对立的经济基础。而当这一经济基础随着私有化的不断深入和加强之后，邓小平要求彻底变革上层建筑的动力就随之深入和加强。他最后说道，“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第三卷第176页）。”邓小平的这段话，对于验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科学论断，是何等具有讽刺性啊。原来邓小平是多么懂得马克思主义啊，时机一成熟，就要大张旗鼓地要求他的徒子徒孙们可以前赴后继了，就要功德圆满地将650吨黄金运到美国去荫护他的子孙后代了。事实上，“江朱时代”对国企的大刀阔斧的砍杀，血流成河，不是很好的证明吗？事实上，“胡温时代”对主子的救美救欧，责无旁贷，不是很好的证明吗？而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直到现在，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转基因毒杀，各种疾病导致不孕，导致重病，导致致死，这如同另一种形式的尸横遍野，也不是很好的证明吗？而直到今天民族危难深重之际，裸官被挟，鸡毛令箭，“核地雷”将埋，各种现象将表明国将亡，民将死，不复生，这是最不可逆转的亡国灭种，也不是很好的证明吗？而作为我生活在深圳已经20年，当看到邓小平这样的言论，“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第三卷第52页）！”我忍无可忍的愤懑就要把五脏六腑炸开了。

秋老师，以上全部为邓小平的《毛邓论》的矛盾运动形态，涉及到政治的，军队的，理论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民生的，等等的各种形态。而这些形态的运动和发展，无非在说明，邓小平记录的与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其矛盾运动的规律，是遵循着阶级斗争运动的同一性规律的。他曾经被毛主席打倒，后来他打倒了毛主席。从结果上来看，决不存在所谓的“毛邓合”；从过程上来看，而他所谓用毛主席的话来说明事情，是从“正”的角度来达到“反”的目的。从数学上来看，是“正”的方面前进一步，是“反”的方面前进无数步；从政治上来看，是“反”的方面前进无数步，再从“反”的无数步中后退一步表示“正”。其结果，是在“反”的方面大踏步前进。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这样，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这样。所以，所谓的“正反合”，实质上是“正”服务于“反”的目的的，这个是邓小平自己在《毛邓论》中说出来的；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正”与“反”是在不断地在斗争，不是“正”战胜“反”，就是“反”战胜“正”。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是这样，继承他的理论的三个代表、科学发展和中国梦现在也都是这样。所以，不要以为谁说了几句毛主席的话就觉得是什么，如果他不是在改变生产关系，改变经济基础，他的这个上层建筑的“正”，跟邓小平一样，都是服务于“反”的一种卖国本质的，所以，所谓的“正反合”和“毛邓合”都是唯心的，都是反动的。秋老师，以上所评论的《毛邓论》的矛盾运动形态，可以证明刘少奇和邓小平不是马克思主义吧，是在修正马克思主义吧，而实质也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吧。那他这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运动，跟反对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矛盾运动，又有什么区别呢，难道它们的运动形态不是同步在进行吗？特别是从邓小平身上所反映出来的对立面，即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难道它们不是一个整体都一并在被邓小平在反对吗？在颠覆吗？在葬送吗？而如果像您所说的，“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是反对马克思主义”，那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卖国主义，难道邓小平同时也运用毛泽东主义也证明毛泽东主义是卖国主义吗？秋老师，一些刻薄的话我在这里一句话也不想说，如果您真的想了解“正反合”和“毛邓合”是一种什么东西，请您向邓小平学习，他会告诉您什么是“正反合”，什么是“毛邓合”。别人的评论最多是别人在说，听邓小平自己说，最直接，最真实，最深刻。最后一句话，不要把民族统一战线与“正反合”和“毛邓合”进行混淆，也不要把合法化斗争与它们进行混淆，一个是原则问题，一个是策略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