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October 27, 2014

何承高: 何承高致公开信批“新社会主义论”(六)

六、评新社会主义论



秋老师,因其他事情的影响,我写给您的公开信还没有写完,还有第六和第七个副标题的内容没有写完。所以,我必须得抓紧时间,争取尽快完成这个收尾工作。前些天以您为主导的所谓“新社会主义研讨会”终于在北京举行了,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因为这可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正与反的任何事物,它们都一定会自然产生和发展,而且它们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一定会从一种形态发展为另外一种形态。而既然它们有着这样的普遍规律,属于自然过程,而且又由于它们特别适应于这个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属于是必然产物,所以,我们任何人都不要违背客观规律,或视而不见,或者是否定它们的社会存在,这应该是唯物主义者们的基本世界观。不过要说明的是,秋老师说自己越来越有信心了,这其实是秋老师在阐述自己的推动作用,具体来说是在阐述自己在引发“新社会主义论”的这场论战中,所起到的使这场论战从一种形态变为另外一种形态的矛盾运动的推动作用。而推动作用力的大小变化,秋老师是满意的,而且是越来越有信心了。其实,这又是秋老师的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表现。

第一,秋老师具有马克思所说的“正确本能”,对一些抽象性的对错,进行了选择性地判断。在一些非常表面和简易的是非问题上,秋老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比如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共产主义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在一些比较隐秘(如哲学)和深刻(如唯物辩证)的原则问题上,秋老师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反马克思主义。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的前两个部分,秋老师基本上是完全否定的。而既然选择了否定前两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应该接着否定,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都是紧密相连的。而且是,没有第一个部分就没有第二个部分,没有第二个部分,就没有第三个部分。但是,秋老师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违反辩证逻辑地表现出来了一点点“正确本能”。必须要说明的是,秋老师的这个“正确本能”,是用了一些心思的,在如何颠三倒四地搞乱人们正常的辩证逻辑思维方面,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例如,您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前两个部分,实则就是否定了毛泽东主义的革命理论基础;而您又在高举着毛泽东主义的旗号来反对着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一部分人在您这么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动之中,或许是因为太激动,却不知道或者是没有关注到您同时也将毛泽东主义反掉了。

第二,秋老师的“正确本能”,是有着其它针对性的。在新自由主义看来,您的这种反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将毛泽东主义进行反掉的步骤,像新媳妇见公婆一样,是羞羞答答的。他们不太喜欢您,是因为您太保守,会说您,既然不守妇道,何必在夏夜的躁动中,还包裹得严严实实,所以,他们有强奸您的欲望。其实,他们与您之间的矛盾,就相当于他们与特色集团之间的矛盾一样,在反马列毛的根本方向上没有区别,只是根据各自的利益需要而实施的步骤不同而已。而您这种“正确本能”,相对于特色集团而言,您还没有特色集团保守。特色集团虽然在反马列毛的实践中已经迈出了一大步,已经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全部反掉了,但是在哲学上,它们还打着唯物辩证的旗帜(如各个大学哲学教本还有马哲课程),即使它们也同样塞进了唯心主义的私货,干的是历史虚无和实用主义的勾当。虽然您也口口声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但是您将毛泽东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石都抽走了,您说哪一种性质让马列毛主义会死得更惨?!虽然您的这种釜底抽薪,更多地是倾向于新自由主义,介于特色集团与新自由主义之间,但是您的这种推动作用,可以逐步瓦解马列毛主义,所以从根本意义上,您的这个“正确本能”之外的折扣部分,是符合新自由主义的利益的,是符合特色集团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因此,您的这个“正确本能”,是非常安全的。

第三,正是因为您的这个“正确本能”是非常安全的,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主观上,您把握得非常准确。但是,您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唯物辩证的自然过程。因为,正反双方的任何力量,任何人的力量,都必须受到正反双方和任何人的相互影响、制约或抵消。而如果您引发的这场论战,没有人去回应,您的作用力就近乎为零,就相当于您打了一个嗝,叹了一口气。但是,这不符合国情,不符合辩证法,不符合对立的统一。因为您提出来的这个针对性论题,是在影响、刺激或干扰着他人,而不是真正像你打嗝和叹气只是作用于空气那么简单,那么,别人的反作用力,就势必会对您进行反影响、反刺激和反干扰。所以,就肯定会出现一部分在您看来是比较尖刻的批驳,左和右的都有,但是左的批驳会更多一些。您就可能会把这样一部分人对您的反作用力理解为人身攻击和谩骂,其实秋老师,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首先是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歪曲、攻击和取消,反马克思主义者是欢迎的,而捍卫马克思主义者,一定是讨厌的。而如果一律都是欢迎的态度,恐怕连您自己也都不会相信。而至于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立场来欢迎您,那是因为您的反马克思主义言论,可以锻炼马克思主义者们怎样捍卫马克思主义。如果说您要谈到什么信心,那就要相信每个人的作用力在合成为平行四边形的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是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您这个所谓的信心,就是来自于这个交互作用的矛盾体的自然反映。而我这个被您激发起来的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信心,也是属于这个自然反映,与您构成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是因为您的存在而存在,因为你的消亡而消亡(是相对于您的言论而言,但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会永不停息)。

秋老师,在这次北京研讨会的正反双方的阵营中,我发现您方阵营的将帅序列里面,新社会主义的认识论,也是对立统一的。在这点上,您说了大实话,说您的新社会主义论跟其他的人还不太一样,其实,这是矛盾运动基本规律的反映论,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和结果。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修正马列毛主义,实质为反马列毛主义。将马克思所说的“正确本能”之外的部分进行了折扣,不是您方阵营的将帅们不具备“正确本能”来甄别哪些是马列毛主义的,哪些是非马列毛主义的,而是这些将帅们都知道,折扣一部分“正确本能”,对他们来说,是绝对安全的。因为,这个被折扣的部分,是已经被特色社会主义打了折扣的部分,无非是这些将帅们是想折扣多一点还是想折扣少一点的问题。其实,无论折扣多少,留下多少,这都是一种附和,一种依附,一种实则为投降主义的阶级本能。当然,像郭松民老师等人的世界观,如哲学的;认识论,如阶级和阶级斗争分析法的;方法论,如如何改造这个世界的;他们中间有些人还的确与您秋老师是不太一样的。虽然说只要是提出了这个所谓的新社会主义论的,其阶级本能与您的阶级本能都有趋同性,但是性质还是有天壤之别的。我认为,有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可以改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利益被其它资产阶级挤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利益被整个无产阶级专政,这都是属于是物质决定意识的指令性作用。而有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不可以改造,而且还要把这种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论体系固定下来,带到棺材里面去,把物质决定意识的指令性作用颠倒过来,把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进行绝对化,其实,这就是一种对马列毛主义进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对其完全彻底地进行消灭的资产阶级思想。

秋老师,您的固执己见,真的快要滑到这个不可改造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边缘了,不管您对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新”的包装,用多么美丽的图案,用多么动听的辞藻,然而只要您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二元论的基础之上的,那您的理论体系就是逻辑混乱的,就是形而上学的,就是反马列毛主义的,就是为彻底颠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服务的。您说您跟卢麒元先生的新社会主义论不一样,的确是不一样。不过我认为,即使卢麒元先生的世界观带着很浓厚的资产阶级情结,但是都没有您举着红旗反红旗的新社会主义论的危害性质那么大。因为,卢麒元先生的“正确本能”,是由于其阶级本能和个人利益的需要,他还没有与资产阶级世界观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其“正确本能”被折扣的部分,是真实透明的,是很容易区分得开来的。但是尽管如此,尽管他从一开始只是从民族主义出发,只是向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分靠拢,但是,他还属于是可以改造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而您呢,您出身于工人家庭,现在个人生活水准相当于“无产阶级”,有人说您还有点神似毛主席,加上您天天高举着毛主席,那您说,如果您在您前期铺垫好的而且现在越来越扩大影响的泛左翼圈子里面搞点什么破坏,那危害是不是更加大一些呢,性质是不是更加恶劣些呢?反过来说,即使卢麒元先生现在天天在攻击马克思和毛主席,只要他能够敢说敢当,“光明正大”,这都不算大事,这只能说明他的资产阶级思想观还没有改造好,还需要继续改造。而这种很容易区分的反马列毛主义的言论,是危害不大的。而您呢,您天天明里从口号上敢说毛主席伟大,敢说江青同志伟大,敢说“文革”伟大,而暗里从行动上却将奠定毛泽东主义的唯物辩证的基石都抽走了,将毛主席一再肯定和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否定了,您这样的一种举着红旗反红旗,难道不是危害更大吗?秋老师,我们判断某一事物的危害程度,一个是看范围,一个是看本质,而且还必须要辩证分析。来自于堡垒外部的危害,影响再大,范围再大,只要没有危及到堡垒内部的事物存在,其危害是相对小的;而来自堡垒内部的危害,影响再小,范围再小,只要是危及到了堡垒内容的事物存在,其危害就是相对大的。而在这点上,秋老师您这次在北京研讨会上,继续讲“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难道您不知道特色理论从外部来瓦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变化的条件,而像您这样从内部来瓦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变化的根据吗?而且这样内外一夹攻,就可能会导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土崩瓦解吗?而由于“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假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旦土崩瓦解,演变成了您曾经提到的新社会主义的实质即“毛邓合”,那您这样的一种作用,难道您不知道您作为内因来瓦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功劳将会是第一位的吗?

秋老师,您在北京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在第四个副标题《为什么要提新社会主义》中,提出了“共产主义运动要不要反思和升级”的第一个问题,其实,这是您在偷换概念。我们的问题可以这样提及,“共产主义运动要不要反思和总结”,而您是直接把总结变革为升级,其目的就是为了变革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共产主义运动,我们认为,是不断对私有制和私有制观念进行革命斗争的政治性运动,其革命斗争运动的时间,是无限向前的,其革命斗争运动的空间,其形态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其形态变化的政治意义,只有前进和后退之分,只有进步和落后之分,而没有所谓的升级之说。而您这里所提到的升级,不是指“共产主义运动要不要反思和总结”的问题,而是指要不要改变共产主义运动方向的问题。我们同时也认为,共产主义运动,肯定要反思和总结,之所以要反思,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已经面临着失败;之所以要总结,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必须要朝着成功和胜利的方向继续前进。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要说明的是,反思与总结的唯物辩证,必须是物质决定意识的一元论。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从诞生那一刻开始,她就具有着客观实在的物质属性。她一定会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外一个阶段,从一种形态发展到另外一种形态。她的诞生到灭亡的过程,是直到私有制全部消失,直到私有制的观念被不断地禁锢(被不断的革命运动禁锢为万恶之源的自我革命的革命精神),直到阶级消失,直到国家消失,直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处在一种高度辩证,高度自律的状态之下。而她的灭亡,是意味着她以另外一种高度自为的共产主义运动而诞生,形成更加高度自为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陈代谢,形成更加唯物辩证的物质循环的矛盾运动。 秋老师,请注意,这个物质循环的矛盾运动,虽然她需要我们今天和未来的共产主义者在思想和理论上去不断地反思和总结,在行为和实践上去不断地努力和推动,但是,她必须遵循这样的一种基本运动规律。那就是,共产主义运动,是历史唯物辩证世界观、阶级斗争分析认识论和消灭私有制以及私有制观念的社会变革论的三大革命运动的对立统一,其矛盾运动的基本轨迹,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其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反复运动中,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在这点上,列宁和毛主席都依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第一、第二、第三个里程碑的运动、继承和发展中,锤炼出更加能指导共产主义运动从不断曲折走向不断胜利的马列毛主义。

秋老师,请您在这里特别注意如下两个问题,第一,抽象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三大具体革命运动,是不可分割的。而如今,既然您已经明确地否定了前面两大革命运动的本质,篡改了这两大革命运动的方向,请问,您那种还经常挂在嘴边的共产主义运动,那还是共产主义运动吗?而且,这个被马克思用严密的逻辑来论述的三大革命运动规律的理论体系,被列宁和毛主席用艰苦卓越的革命斗争来检验这个理论体系真理性的实践证明,容得您这样断章取义、舍本求末和缘木求鱼吗?或者说,您都改变了前面两大革命运动的方向,而您这种奔向资产阶级怀抱的修正共产主义运动,那还会奔向共产主义前方吗?或者说,您这种反思和升级的本质,难道不是在愚弄别人的同时,也是在自欺欺人吗?第二,马列毛主义的一体化,在今天来说,相对于共产主义运动而言,她也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是,她是革命理论与实践、再理论与再实践相结合的自然产物,不是历史杜撰、冠名和虚拟的主观愿望;二个是,她是真实客观完整地阐发出了三大革命运动的普遍规律,而且由于其中因为有毛泽东主义的战无不胜,使其在今天看来,更加显得是承前启后和唯物辩证,是伟大正确和光辉灿烂。但是,秋老师,您又是如何来对待马列毛主义的呢?果不其然,您又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三大革命运动的原则一样,又来了个断章取义、舍本求末和缘木求鱼,请问,秋老师,您这样立场坚定地去分割马列毛主义,去打倒马列主义,那毛泽东主义还会独善其身吗?还会有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灵魂吗?您把毛泽东主义的革命理论基础都抽走了,您这样的一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和升级,难道不是彻底地反马列主义,不是彻底地反毛泽东主义吗?秋老师,我认为,您的反思和升级,与邓小平的反思和升级可以属于是同一种类型。邓小平是用“贫穷”来反思社会主义,您是用“失败”来反思共产主义;邓小平是用升级来改变社会主义道路,而您是用升级来改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秋老师,您与邓小平如此心灵相通的一种思路,这难道只是一种巧合吗?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是导致“贫穷”的根本原因,所以必须变革社会主义道路;而您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所以必须变革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秋老师,这恐怕就是您提倡“毛邓合”深层次原因的一个根源吧?!不过,秋老师,尽管邓小平的“贫穷”反思和您的“失败”反思都属于是同一种类型,但是区别还是很大的。邓小平的升级最终走向了卖国主义,而您的升级现在还停留在民族主义阶段,而如果您不立即悬崖勒马,继续服务于“毛邓合”,继续为创建“毛邓合”的新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奔走,那您也必将随着特色集团的卖国主义道路,一路滑下去,会堕落到突破民族主义底线的深渊。

秋老师,您说“不少同志并不反对秋石客文章内容,而反对新字,主张提科学社会主义,劝我去掉新字。很多反新社会主义人反对新字是可笑的,哪有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出新的道理?”秋老师,我非常敬佩您的敬业精神,起码在这点上,我要深深地鞠躬向您敬意!您的新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其实质内容都是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为什么有些人,又到底是哪些人要您以假充真地来冒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难道您的理论体系只是去掉一个“新”字就可以了吗?或者张冠李戴地按上一个“科学”二字就可以了吗?难道您说的“不少同志”对您的新社会主义论的认识只是这样的一个衡量、甄别和判断标准吗?难道这些“不少同志”都只是这样的一点新的马列毛主义的认识论吗?秋老师,您的这个报道确实让我感到吃惊,如果您的这个报道是真实的,那您的反马列毛主义的反作用,就是最珍贵和最深刻的反教育。所以,我非常感谢您引发新这场社会主义论的论战,非常感谢您以高风亮节,以求真务实的学者风范,不将新社会主义论归纳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因为您的新社会主义论,本来就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对立,即使您的理论体系一定是以反对马列毛主义为目的,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因为您的理论体系,只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候,所出现的那些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过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所以,您的理论体系,可以叫做任何主义,可以叫做新社会主义,也可以叫做最新社会主义,这都是您的自由。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您这个“新”或“最新”,都有那么一些不太光彩的部分,都有那么一些不太辩证的部分。说您不太光彩的部分,是说您总是喜欢把毛主席拿出来垫脚,虽然看起来是您把毛主席抬得很高,其实是摔得最重,因为您抽走了毛泽东主义的理论基石,实质最终是把毛主席踩到了脚下。本来您的理论体系就是反马列毛主义的,但是您为了达到在泛左翼人堆里面搞出一点什么动静,就举着毛主席的旗号,这样就会影响一大片,甚至还可以蒙蔽一大片。从这个方面,就可以对前面肯定过您的所谓高风亮节打一个大折扣,那我就可以说您有点喜欢搞阴谋诡计了。说您不太辩证的部分,是说您为什么只在泛左翼这个人堆里面搞这些动静,而不在新自由主义那边,在特色集团那边去搞这些动静。因为您的理论体系,是介于新自由主义和特色主义之间的,应该来说,您的理论体系是可以暂时性地解决它们之间的纷争的。而只要新自由主义后退一步,特色主义前进一步,这样就可以解决它们的纷争了,就可以解决它们的矛盾了,这样不是很好吗?虽然特色主义暂时性地是它们矛盾运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新自由主义只是暂时性地处在次要的地位,但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必然会向新自由主义招手,特色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主次矛盾的转换,也必然会此消彼长。而一旦新自由主义将来独大,您秋老师的理论体系,就是非常有利于新自由主义的;而只要您那个时候叉掉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您就完全可以把您的理论体系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了,这不才是实事求是的吗?所以,从这个方面,就可以对前面肯定过您的所谓求真务实打一个大折扣,那我也就可以说您真是有点不识时务了。

秋老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反对出现新生事物的,相反一定会相信在一定的条件下,会诞生出适应这个生存条件的新生事物的。新生事物之所以能够诞生,必定有它存在的生存条件,就如同在资本主义要向帝国主义过渡的那个阶段,必定要出现马克思主义一样,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为消灭资本主义而诞生出社会主义而作的革命思想、认识、理论、宣传、动员、组织和行动的准备。但是必须要同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从诞生那一刻起,除了有她自身从生到死的矛盾运动,还必须有她能够存在的生存条件的矛盾运动。而这个矛盾运动,就是她的对立面,与之形成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的方方面面。那么,各种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形形色色的新马克思主义就必然会诞生和存在。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反抗,不存在新马克思主义的反抗,世界上一切都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那马克思主义就一定会马上消亡。因为这不符合辩证法,不符合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所以,对于一些新的马克思主义,新的毛泽东主义,新的马列毛主义,我们都会欢迎它们唯物辩证地到来。而如果它们不到来,那才证明了马列毛主义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已经没有了她们存在的生存条件。所以,我们绝对会欢迎像秋老师这样的新社会主义论不失时机地到来,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对秋老师的言论进行分析,进行甄别,进行分类,进行斗争。因为作为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我们是捍卫马列毛主义者的一方,而秋老师是反对马列毛主义者的一方,在性质上,我们与秋老师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这是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的。不过在斗争中,我们必须要遵循如下三大原则。如果说,秋老师能够改变自己的歪理学说,不再歪曲、攻击和取消马列毛主义,我们可以改变斗争的性质,秋老师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甚至可以在某一个民族革命运动的并肩作战中,成为我们的同志。如果说,秋老师能够放弃自己的歪理学说,并能够公开作出深刻的检讨,变成完全拥护马列毛主义,我们还可以改变团结的性质,秋老师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同志,甚至只要秋老师要求不断进步,还可以在马列毛主义的捍卫、学习、继承和发展中,成为我何承高真正革命同志式的老师。但是,如果说以上两种可能都不存在,如果说秋老师完全不能放弃自己的歪理学说,坚持将反对马列毛主义的反革命行动坚持到底,那秋老师就一定会成为我们越来越深刻和越来越尖锐的革命式批判,这是必然的。而且这一切,都处决于秋老师这一方,我们矛盾运动的激烈程度将随着您的变化而变化。或许我们将来会在您某一个致命的反动立场上进行猛烈地攻击,因为,我们这一方是正义的,而且直到现在都是有理有节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都没有容忍度,无止境地容忍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明打,对毛泽东主义进行暗打,对马列毛主义进行乱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有信心将捍卫马列毛主义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而且有信心一定会取得捍卫马列毛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最终胜利。

所以,秋老师,您说的“不少同志并不反对秋石客文章内容”,证明这些“不少同志”是缺乏马列毛主义认识论的火眼金睛的;“而反对新字,主张提科学社会主义,劝我去掉新字”,证明这些“不少同志”是盲人摸象,是非常糊涂的;“很多反新社会主义人反对新字是可笑的,”这点您说得没错,因为各种“新社会主义”它一定会到来;而“哪有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出新的道理?”这句话就是您的移花接木和偷梁换柱了,因为我们不反对新生事物并不代表我们不对新生事物进行分析,不代表我们不对它的性质进行甄别和分类,不代表我们不对反马列毛主义的歪理学说进行斗争,是吧?所以,我们一方面是欢迎您的到来,另一方面是要打开您送给我们的礼物,看看您这个礼物的“新”字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是不是这样?比如说世界银行于1995年11月开出《1996财年中国国家经济报告》的药方来帮中国搞改革开放,如今这个药方已经被证明是化公为私,是贱卖国资,是破坏生态,难道说世界银行于2012年又送药方来帮中国继续搞改革开放,民族主义者杜建国先生就不能说这个药方是毒药吗?比如说转基因推手们于1995年开始引进转基因,在中国搞所谓现代的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战略,如今这个战略已经被证明是殖民发展方式,是生物战争,是自取灭亡,难道说转基因推手们于2012年以来,继续把这个所谓的战略当成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我们中国人民就不能反对这个断子绝孙的战略吗?比如说“核地雷”(AP1000)的推手们于2005年引进“核地雷”,在中国搞所谓的现代能源的战略发展,如今这个战略发展已经被揭露是为加固殖民发展方式,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财团即三井集团所收购和控制,是自废武功和自寻死路的战略发展,难道说“核地雷”的推手们于2014年又要加快东部“核地雷”的核电建设,我们中国人民就不能反对这个万劫不复的战略发展吗?秋老师,以上的药方、转基因和“核地雷”,不都是新生的事物吗?难道我们不需要去分析、甄别和分类,就一味地都去接受吗?而至于走资派们无条件地去接受,甚至是主动去引进,那只能证明国内阶级矛盾的剧烈程度,已经达到了无比尖锐的程度;而至于走资派们为了漂白原罪,不遭日后清算,清除这个如芒在背的梦魇,去勾结和投靠美帝从而走上铤而走险和杀人越货的不归之路,这不是顺理成章的吗?这不证明毛主席所预言的“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是无比前瞻和正确的吗?所以,秋老师,既然邓小平的资本主义道路,到今天已经恶化成为了卖国主义道路,那么他昨天所谓的“贫穷”的反思,不是已经被证明他的反思是为了他们少数官僚权贵的“富贵”该如何早日到来吗?从而才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升级的吗?而您的新社会主义论呢,我们是不是也要懂得吃一堑长一智了,要对你这个“新”的本质进行认真地研究了?所以,秋老师,问题不在您的“新”要不要出来,什么时候出来,会出来混多久,而在于您的“新”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新”,是反对和攻击马列毛主义的,还是拥护和捍卫马列毛主义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所以,秋老师,我们就要研究一下您的“新”了,看看您的“新”,到底具有哪些新生事物的生命力。经过研究,我们发现,您所说的“新”,就是指事物根本属性的变革,是一种物质对另外一种物质的否定。比如您在这次北京研讨会上所说的“五四新文化、新民主主义论、新中国、文革中的新生事物、立四新”,这五个“新”中,除了“文革中的新生事物”算是中性以外,其他的四个“新”,都表示是一个阶级集团对另外一个阶级集团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实行坚决否定的革命运动。“五四新文化”的“新”体现在,是以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联盟为集团,对地主和买办阶级集团的封建殖民文化统治,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论”的“新”体现在,是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上,为追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各个爱国阶级联盟集团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买办阶级集团统治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革命斗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革命理论。“新中国”的“新”体现在,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胜利,为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的三大改造提供了政治基础。“立四新”的“新”体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一切封建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风俗和习惯进行革命斗争的社会总动员,这也是“文革”在大民主的革命运动中,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从集中到民主、从特殊到普遍的社会反映。秋老师,您所说的这四个“新”,有必然性,也有突发性,而突发性,也是必然性的阶段性结果。在这四个“新”的历史阶段中,每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突发性,都是每个历史事件在历史演变规律中的沉淀和爆发,都是来自一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到相反作用或是决定性作用的客观反映。在“五四运动”之前,追溯到1840年之间,中国已经是一个任人蹂躏的半殖民和半封建国家,在国家与国家的世界关系中,在民族与民族的世界依存中,中国在这个历史阶段,是处在一个被世界帝国主义分割、剥削和压迫的地位上。那么,这样一定的殖民和半殖民关系,就决定着这个历史阶段的中国,其上层建筑是被殖民化的,其经济基础是被殖民化的,其生产关系是被殖民化的,其生产力是被殖民化的生产关系所束缚的。而且这样的一种殖民化,被封建主义的历史延续统治固定了下来。那么,既然生产力与之所决定的殖民生产关系发生了矛盾,而且是在封建主义统治的固定之下,而由于封建主义的统治是以“孔家店”的愚民文化统治为基础的,所以,要想使生产力脱离殖民生产关系的束缚,必须先将封建主义统治的固定枷锁进行打破,包括上层建筑国家机器的和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的,等等。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反封建和反殖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萌芽,就是一场要打破半封建和半殖民的经济基础和解放这种生产关系下所束缚的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端。而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这样的一种萌芽、开端、累积和扩张,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化,这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暴力革命运动打了基础。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分割中国殖民主义的扩张和侵略战争的爆发,这种必然性的突发性结果,势必会导致中国各个阶级的革命运动内部矛盾运动的对立统一,必然向着为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方向发展。而随着抗战的胜利成果将要被美帝的代理人所攫取,旧中国的命运又将面临着新的殖民主义的扩张和统治的挑战,所以,以毛主席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彻底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缔造了新中国,为在新中国实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政治基础。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过程中,所有制的改造必须与政治思想的改造齐头并进,私有制与私有制观念的两个决裂必须是齐头并进,而这个必须又存在唯物辩证的矛盾规律,而其中的周期律就是来自于统治阶级不能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导致。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必须实行大民主,必须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代表者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利益。否则,历史周期律就会重演,广大劳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所以,秋老师,你说的这四个“新”,都是有生命力的,而且都是有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是代表着进步、文明和革命意义的生命力的。而这个生命力的旺盛和繁荣的活跃程度,即一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客观社会反映,都是来自于一定旺盛和繁荣的经济基础的生命力的决定性作用,而最终是来自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要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生产力的发展代表者生命力的强弱程度来决定生产关系的。所以,这四个“新”的生命力,就是代表着一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的。所以,秋老师,您说列举的这四个“新”的“新生事物”,是必须要出现的。但是,这跟您的那个“新社会主义论”的“新”字又有什么关系呢?秋老师,我不得不说出来,这跟您的“新”字出现的历史意义是完全相反的。您的“新”的历史意义,是在特色主义的历史背景下,自主席逝世后和社会主义道路被颠覆之后,特色主义由于化公为私的私有制制度的逐步形成和确定,来决定需要对马列毛主义进行肢解和修正的理论形成和确定。所以,秋老师,并不是您的“新社会主义论”能不能出现,而是它一定会出现,是一定会在这个服务于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生产关系上出现。所以,您的“新”的本质,在介于特色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时候,必须是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又必须是暗地修正毛泽东主义的。而由于您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盘否定既不符合特色主义,又相对保留一点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又不符合新自由主义。所以,秋老师,虽然您的“新”的历史意义符合特色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利益,但是,您这种欲抱琵琶半遮面的“新”,还是两边都讨不到好的。因为,特色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还没有从形式上完全否定唯物辩证观,而您这种势必会导致任凭洪水滔天的唯心上帝论,也是不符合世界资产主义的实用主义精神原则的。因为意识形态的精神作用,一定影响到上层建筑的领域中,而一旦上层建筑太过于精神泛滥,势必会影响到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和社会稳定。因为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会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一旦精神泛滥的经济基础又进入到决定上层建筑的正常轨道时,上层建筑就远远地赶不上经济基础前进的步伐。而一旦精神泛滥的经济基础又要求上层建筑作出改良和变革时,上层建筑就可能会在再一次的精神泛滥中崩溃。所以,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管理模式,都一定程度地实行了阴阳权术。政策和法律是阳的一面,贯彻和执行是阴的一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甚至在今天还出现了一个世界影子政府,与之相对立的就是那个表面上的联合国政府。这样的一种辩证法,连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阶级都非常清楚,它们怎么可能去接受一个像秋老师这样的不能自圆其说的缺乏自洽性的理论体系呢?而我前面所说的,一旦新自由主义独大,只要秋老师叉掉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秋老师的理论体系就可以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但是,这个历史过程是非常瞬间的。因为新自由主义与特色主义的斗争,在还没有取得胜利的时候,是向往着民粹主义的,而一旦它们取得了胜利,它们又会朝着特色主义的道路上迈进,这就如同它们共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危机一样,从繁荣走向衰退,从衰退走向危机,以此循环反复。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持续和稳定,也必须是权贵资产阶级用国家机器进行集中、集权和统治,所以,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度,只有具体的少数人的自由和民主,而没有绝大多数人的抽象的自由和民主。这样一来,在资本主义的世界范围内,只要有国家的存在,在国际关系中,就会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运动的主次之分,就会出现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现象,就会出现殖民地的分割、人权的践踏和经济的掠夺等一切剥削和压迫的世界现象。而这样的一种世界格局,必然会使国与国之间出现两个极端和中间游离的国际关系现象出现。所以,新自由主义,实质为一种幻想中的民粹主义,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不可能以无政府状态的民粹主义的国家主义出现。而只要它们打着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取得了胜利,它们马上就会转身对其它各个阶级进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如同轮流坐庄的资产阶级政客一样,难道他们之间的权利争夺,不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他们所代表的那个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的吗?难道他们这个“更好的服务于”,不是以世界劳动人民更多的被剥削和压迫为代价的吗?难道在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用最文明的手段实质为用最野蛮的残暴来清除世界所谓垃圾人口的计划,不是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吗?

所以,秋老师,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你的“新社会主义论”的“新”,与前面您列举的四个“新”的历史意义,是完全对立的。它们都具有斗争性和革命性,只是您的“新”的斗争性却走到相反的反革命方向上去了。但是,您却在这里进行了混淆视听,把它们并列在一起,以此妄想在逻辑上做到同一,好蒙混过关。其实,秋老师,您这样做又有什么意思呢?正常人的思维逻辑一定会是这样的,您所列举的四个“新”是对四个“旧文化、旧民主、旧中国和四旧”的革命斗争,这都是阶级斗争的矛盾,难道您把“新”与“社会主义”安放在一起,是想与“社会主义”进行革命斗争吗?与“社会主义”有阶级斗争的矛盾吗?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两个决裂,而您的“新”与两个决裂进行斗争,不就是证明您的“新”是为了反对消灭私有制吗?不是为了反对消灭私有制观念吗?秋老师,您在很多“新社会主义论”的帖子中,反复把斯大林时代的前苏联称之为“旧社会主义”,和把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称之为“新社会主义”,其实您就是在搞乱社会主义的定性。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刚才已经说过了,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决裂。而这两个决裂是运动和发展的,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这两个决裂一直贯穿在这个过程的始终,直到共产主义的到来。当然,社会主义运动,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赘述。秋老师,您把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拿出来对比,您是用什么样子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谁是进步的,谁又是落后的?我来告诉您,一个是要看她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内和国外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具体情况,二个是要看她们在进行两个决裂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与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所以,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允许有不同,那是因为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但是本质不能变,那就是必须是进行两个决裂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而只要是她们都在进行着这两个决裂的革命运动,那么,她们就都是社会主义的,而没有什么新的与旧的社会主义之分。而至于如何比较她们谁进步些,谁落后一些,那就要看她们谁把两个决裂与具体情况结合得好一些,谁在这个结合中把产生的矛盾进行分析、处理和解决得好一些,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兄弟国家和对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的矛盾解决得好一些。显然,斯大林在结合中的矛盾解决方式是有些问题的,在国际关系上的矛盾解决方式,也是有些问题的,而这些问题,都属于是马克思主义者需要自身完善和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毛主席是看得非常清楚的,评价也是非常准确的。不过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社会主义阵营基本上阵亡的惨烈,像斯大林这样的革命导师们的错误和缺点,我们在重视的同时,就一定要有包容的态度。而他的遗体最后被鞭尸,这难道不是走资派们干的?而走资派们为什么要鞭他的尸,不正是因为走资派们仇恨斯大林式的道路?而在所他领导下的前苏联,难道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唯物辩证地去看待前人的不足,就需要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去看待问题,看矛盾运动的主要方向,是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还是向着资本主义滑去的。而正是因为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有所不足,而毛主席看到了这样的不足,所以毛主席在分析、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问题的方式方法上就相对要好一些。

秋老师,在评价革命导师的问题上,我想深入地谈一下,因为这个深入可以涉及到您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五段论的问题上。我碰到过这样的微词,有些人说,虽然我们在情感上不能接受说毛主席有任何失策,但是,这是唯物辩证的吗?难道说毛主席就没有任何失策码?比如说该不该让邓小平1973年复出,该不该让华国锋成为接班人?虽然从正的一方面来说,这个能够说明毛主席是宽宏大量的,从历史教训的角度来说,这是毛主席给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上了深刻的一课。但是,从结果上来说,是不是太惨烈点了呢?如果说中华民族在这次生物战争面前没有挺过去呢,那这样的反思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言,是不是太沉重点了呢?关于这个微词,不能说这样的认识论没有道理,但是我认为,如果真正想研究毛主席这个方面的所谓失策,那就既要从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方面的唯物辩证来看,也要从理论和实践对立统一的国际国内的综合面来看。有人说,从理论方面,他老人家的所谓失策,不是识别走资派的政治敏锐能力有所不足,不是他老人家解决走资派的政治战略决策有所不足,而是他老人家对阶级敌人的残忍度相对于走资派而言而有所不足。如果我们只是纯粹从理论上这样去分析和认识,其实这是单方面的,是机械的,因此实质是唯心的。而具体的实践和过程又是怎么样子的呢?就拿一个具体的纠正“五风”来说,毛主席都要耐心地在成都、南宁、武昌、上海和两次郑州等会议上做工作。如果按照性质来说,所谓的“五风”,其实都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是‘左’倾,就是右倾。如果从理论上来说,毛主席可以从政治层面上来解决这些问题啊,但是为什么不直接从政治层面来解决这些问题呢?这个问题我在上一个副标题的帖子中已经阐述过了,它的道理跟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只能首先解决军事问题而不能首先解决政治问题一样,是既要唯物,也要辩证的,主要是看客观事物的实际作用,是什么在决定着什么,是谁在决定谁,这才是最关键性的。遵义会议要解决红军的出路问题,首先的条件是红军不能灭亡,决定着首先要解决军事领导和指挥权的问题,这是第一性的。而至于“五风”的问题,虽然主席前瞻性地看到这是走资派们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破坏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这样的口号不能直接说出来,因为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认识和觉悟还没有那么高,所以必须要拿事实说话,必须让牛鬼蛇神们都跳出来,这样才能让人民相信你是对的,这样才能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所以主席在纠正“五风”的问题上,不是从政治层面入手,而是从生产力和协调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方面入手。而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入手之后,再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入手。所以主席一方面在各种会议中,甚至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拿事实说话,对走资派们进行苦口婆心地教育;一方面,主席在理论上把这种教育上升到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层面上进行斗争,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曲折的。甚至在7000人的大会上,主席也只能是采取一种折中主义的方式,还为走资派们承担了所谓的部分责任。我们有的人,仅仅只从这个方面来歌颂毛主席伟大,歌颂毛主席伟大的胸怀,当然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如果毛主席不这样做,也必然会导致全党分裂,就会导致新中国的红色政权在美苏的核讹诈下支离破碎,一盘散沙,这也是必然的。有的人甚至埋怨毛主席为什么不斩立决,其实,这只是秀才们的逻辑思维,不理论联系实际,不实事求是,不知道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比如说1964年12月28日,距离1962年的7000人大会才过了2年多,毛主席都要被边缘化,都要拿着《党章》和《宪法》去开会,去进行斗争。如果我们只是从毛主席与走资派们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一个方面去看待问题,不去认真分析美苏分别对中国进行核讹诈的这个外部环境同时去看待问题,我们就会陷入机械唯物主义的漩涡之之中。

秋老师,有一位从事军事战略研究的吕先生分析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真正原因,我认为他说对了一半,因为他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的。不过,他从国际国内的军事战略角度来分析“文革”,阐述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及时性、必须性和必要性时,在这一方面,他显然又是有些正确的。这位吕先生的可爱之处,是在军事战略上采取了唯物辩证,但是在政治立场上,采取了形而上学。所以,我们看待问题,不仅要从两个方面来看,而且还要看这两个方面的主次之分和主要方面,是向着社会主义发展的,还是向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还要把问题置身于当时的国际局势中来看。比如说“刘邓林”等,都是亲苏派,其本质因为他们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很容易”的“走资派”,所以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前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儿子党”。但是,如果中共真的成为了“儿子党”,并使中国成为了前苏联的马前卒,就极有可能在美越战争未知的变化中,在刘少奇那种越来越形左实右的无限援助的口号中,与美国直接交战,让美国最后孤注一掷地把战争继续升级,采用核武器,进行速战速决,以防止前苏联趁虚而入西欧而实施东撤西进的战略转移。像这种直接从外部用非对称性和非对抗性的战略武器,直接会造成敌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陷入全面瘫痪的外因,其实还是以内因为根据的。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前进、进步和文明的内因;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言,剥削、压迫、侵占、掠夺、杀戮,等等,资本的驱动,甚至不惜动用军队和高科技战略武器,还是为了经济利益,阶级斗争还是内因。因此,与其吕先生所言说毛主席是为了避免核战争,才发动的“文革”,还不如说,这是因为贯穿于人类历史前进的阶级斗争的内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才让毛主席有这个根据来实施这个伟大的战略转移。而这个战略转移,不仅在越南战场上成功地实施了,而且还为今天一些世界战略家们如梦方醒,如同醍醐灌顶。这个实则为战略撤退的战略转移,以守为攻,不仅对美苏进行了战略牵制,而且还使其在世界格局中以对立为主,以不能强强联合的矛盾状态得以保持,这就为中国在核战略武器还处在非对抗性能力的关键时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在“刘邓林”等人的“亲苏政变”开始升级、暴露和有的失败(林彪)之后,在取消了刘少奇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之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也许我们当时的确是看不到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的世界性战略影响,而当我们今天终于得以比较全面地评价她时,我们不得不为毛主席高屋建瓴的战略布局而惊叹得近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她的伟大,不仅是体现在与私有制观念实行决裂的践行和方法上,不仅体现在创造性地发展了无产阶级实现大民主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上,而且从军事战略上,她挽救了中国,挽救了越南,挽救了美苏等一切在可能一触即发的核战争下不可控灾难的国家和民族,挽救了这些国家和民族中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而这些,如果不学习军事和战略,肯定看不到这些,只抓着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尺子到处度量;而这些,如果不学习哲学和历史,肯定不能够完全地唯物辩证,尽管“文革”有着这么伟大的战略意义,但是她的一切世界作用和影响,都还是来自于阶级斗争这个最根本的根据。

秋老师,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阶级矛盾和革命斗争,可以反映到世界格局的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上。民族矛盾成为阶级矛盾的放映论,因每个国家的阶级矛盾的不同而不同。所以,这就注定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变革,因其不同的民族矛盾的反映论,而必然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而由于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梦魇,必然会导致世界资本主义必定要对她进行围堵和扼杀,所以,对于实行两个决裂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必然成为是整个社会主义对整个资本主义实行两个决裂的革命运动。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这是千真万确的。反过来说,在帝国主义统治薄弱的环节,曾经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虽然暂时性地取得了突破和胜利,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到底是谁战胜的根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不仅仅是与私有制进行决裂,而且还要与私有制观念进行决裂。而在这两个决裂的矛盾运动中,私有制作为物质是第一性,私有制观念作为意识是第二性,虽然私有制决定着私有制观念,但是私有制观念的反作用,会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就决定了与私有制观念的决裂,将是一场从灵魂深处彻底改变人们政治思想认识的革命运动。而即使在某一个国家已经取得了与私有制进行决裂的暂时胜利,但是,只要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还存在着科学发展和物质丰富程度的差距,那么就存在私有制观念会反作用私有制死灰复燃的可能。或者说,只要世界资本主义还存在,就有世界社会主义被颠覆的可能;或者说,即使全世界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了,只要是还没有到达消灭阶级和国家那一天到来,全世界社会主义还有退回到资本主义的可能。从这个意义方面来说,私有制观念的决裂,必须要有普遍的非私有制观念的形成,累积、扩大和规模化,而它对应的私有制本身,对应的生产力本身,对应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本身,必须是到了高度糜烂的地步。所以,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只有到了高度发达和高度腐朽的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进行得自然和得以顺利完成,才能完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质的飞跃,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当然,这样的普遍规律并不代表特殊,但是,特殊规律,一定是包含有普遍规律的运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五段论,就是站在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来阐发的,是唯物辩证地从两个决裂的矛盾运动中来阐发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的。请问秋老师,这有什么不对吗?正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真理性地阐发了这样的一种普遍规律,所以,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们,就可以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请问秋老师,这又有什么不对吗?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普遍变修变色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规律,不正好说明了与私有制观念进行决裂将是一场伟大而艰难的革命斗争任务吗?而这样的一场革命斗争任务,难道不是需要整个无产阶级必须以高度集中、高度觉悟和高度纪律的革命热情来进行的吗?而如果这样的一种集中、觉悟和纪律,还没有形成与私有制观念进行决裂的革命热情,还不足以让整个无产阶级真正以高度自为的阶级力量,来捍卫与私有制进行决裂的革命成果,那从公有制退回到私有制,出现与私有制进行决裂的第一次成功和失败,这不正好说明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吗?不正好说明人类社会发展作为是物质运动而符合曲线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规律吗?

秋老师,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规律,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是因为资本主义高度腐烂的量变还没有彻底地完成,演变到社会主义的量变累积还没有完成质的飞跃。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即使像前苏联和中国能够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取得了革命斗争的暂时胜利,能够完成与私有制进行革命斗争的第一个决裂,但是,由于有世界帝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强大存在、垂死挣扎和围堵扼杀,由于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完成与私有制观念进行革命斗争的第二个决裂,所以,没有完成的第二个决裂,就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观念有趋同性。而没有完成的第二决裂,属于是社会主义从初级走向高级的决定性因素,而她作为内因,如果与资本主义的外因发生了妥协、合作或者是联合,那么,她就会在外因的条件作用下协助内因使社会主义的性质发生变化,使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历史的大倒退。对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言,由于其他各个国家和民族因地理、人口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发展有差异,出现了先进和落后之分,那么就为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分割这些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可能。这样一来,就缓解了帝国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就出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相对于殖民地的工人阶级来说,是一种工人阶级贵族的现象。而这样的一种现象,必然会导致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贵族,在意识形态上,产生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而只要帝国主义国家还能够从殖民地身上搜刮油脂,来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工人阶级贵族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启蒙、觉悟、精神和斗志,去进行两个决裂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所以,帝国主义国家要想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要达到高度腐烂的过程,而只有高度腐烂的量变累积将要产生质的飞跃的时候,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就会产生和到来。而这一过程是,当殖民地国家已经不能够或者说已经没有了油脂给予被搜刮的时候,当全世界的殖民地国家被残酷的殖民政策,被残暴的阶级压迫逼出红色风暴风起云涌的时候,当帝国主义国家再也无法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只得给工人阶级贵族断奶,让这个阶级贵族每况愈下的时候,让每个阶级阶层都出现了大量的无产阶级的时候,而他们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已经达到了需要马列毛主义理论来解决的时候,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发生革命运动的质变就会到来。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殖民地国家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时,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消灭帝国主义,相当于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包围城市而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秋老师,在以上规律的阐述中,我要提炼出如下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马恩在世的时候,帝国主义刚刚萌芽,帝国主义的运动和发展,使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国际关系,在资本主义的性质下,形成了梯形结构。而这个梯形结构的政治模式,就是一种封建等级的管理模式。而由于每一个殖民地国家需要维稳不能完全以一种封建模式的国际关系出现,所以,以金融寡头为最高级别的封建邪恶组织就自然产生了,它就成为了管理每一个殖民地国家上层建筑的影子政府即共济会。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世界格局中,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国家,就具有一种平行四边形的交互作用。而在这样的一种交互平台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就可以绝对要求每一个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根据自己本国的具体情况去发起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历史作用。而这种交互作用的合力,就是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革命力量,就是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推翻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革命力量,就是进行两个决裂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革命力量。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其五段论自然演变的历史规律,是在这样的一种绝对要求下来进行的。而这样的一种普遍规律,就成为一种普遍真理去要求我们只能搞马克思主义,不能搞修正主义。这是第一个提炼。第二个提炼就是,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彻底性。殖民地国家内无产阶级的形成,是由于受着双重的阶级和民族矛盾的剥削和压迫而快速累积的。在帝国主义出现之前,殖民地国家由于落后,一般都处在封建和半封建的历史发展前提下,由于绝大部分农民阶级的封建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占主导地位,而这个时候的无产阶级刚刚处在萌芽和累积的阶段,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国家中,还只是处在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作为孪生兄弟诞生和成长的阶段。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在这些国家中显然不能提前实现和完成;那么,也只能在一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由越来越壮大的无产阶级来实现和完成。所以,马克思主义在马恩在世的时候,可以成为直接指导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绝对真理。而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真正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马恩的笔下,只能肯定其历史启蒙意义,而要批判和总结她的错误和教训。如果说,在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英国,一切质疑和否定资本主义的思潮和意识形态,体现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不是类似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而都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统治的英国,即使还没有达到高度腐烂的地步,都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初步胜利,起码是能取得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客观事实是,任何思潮和意识形态的交叉出现,都是客观存在的各个阶级阶层的观念反映。只能是在对立统一中曲折前进,而不能在一个早上全部统一起来,而不能在马恩在世的时候统一起来。所以,在当时最发到的资本主义英国,就不可能发生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而取得胜利。尽管如此,这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革命理论是错误的,而只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地揭示了这一社会变革的基本规律,绝对性地要求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去朝着这个方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而世界无产阶级在他们在世的时候,没有跟上他们的步伐,这只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马恩天才性的发现,而由此更加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

秋老师,第二个提炼还要说明的是,马恩作为是伟大的唯物辩证者,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意识统一于物质属于是物质的反映,属于是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就要反作用这个物质,使其按照人类社会发展从蒙昧走向文明走向高度文明的历史进程自然发展。这才真正地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观。在马恩在世的时候,在马恩的笔下,已经出现了资本的集中,已经出现了辛迪加现象。之所以马恩不能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因为这个还没有出现的帝国主义对殖民地进行普遍分割的现象,只能由后人历史唯物主义地进行总结,而不能形而上学地去进行预言。因为,帝国主义的本质,还是属于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腐烂到何种程度,只能由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去体验、分析和总结。这就如同几个兄弟国家的领导人请教毛主席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明天该怎么建设一样,毛主席说不知道,确实不知道。其实,这并不是毛主席不知道怎么建设,而是必须历史唯物主义地去看待问题,坚持了唯物辩证观。所以,为什么说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都是相通的。马克思在还没有系统性地研究经济学的时候,就没有随心所欲地去写经济理论著作,而是通过研究后,通过四十年的呕心沥血,才完成《资本论》。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矛盾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他没有随心所欲地说明天的建设该怎么办,因为他知道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不断地发现矛盾、碰到矛盾和解决矛盾,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是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前进的,而不是想当然地忽视矛盾的客观存在而顺利进行的。秋老师,第二个提炼还要说明的是,殖民地国家由于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所以,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进程进行了提速,这就加快了这些殖民地国家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而一旦资本主义的助产婆诞生和成长了越来越壮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时候,加上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资本主义的双重统治,让这个国度的民族存亡条件达到极限之后,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就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发生质的飞跃。而由于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是共济会影子政府封建管理模式下的最悲惨的劳苦阶级,所以,他们的革命觉悟和性质就更坚决一些,更坚强一些,更彻底一些。所以,一旦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就会在交互作用的合力中,爆发出排山倒海的革命威力,去推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等一切反动的统治阶级。基于这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完全符合今天的世界格局的。因为每一个帝国为中心的殖民统治体系,在完成了殖民分割后,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帝国主义内部也有矛盾,它们的殖民分割还将不断地进行内斗,这就更加加剧了世界无产阶级的疾苦,这就更加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早日到来创造了条件。

秋老师,这两个提炼说明完之后,就要站在帝国主义的角度上来说明一下问题。世界无产阶级最终要用马列毛主义来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问题,人家帝国主义也在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这个性质,是完全敌对的,其方向,是完全相反的。为什么马克思说,资本主义解决经济危机的手段会越来越少,其解决经济危机的手段,会变得越来越极端,将伴随着大批的工人阶级死亡,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在越来越糜烂的过程中,其解救药方越来越少,其垂死挣扎的残暴本性,将越来越强烈,必将穷凶极恶地把雇佣劳动力抛落到万劫不复之地。即使帝国主义已经到了高度腐烂的地步,他们也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还要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他们一方面采用一些改良的所谓阳光政策,进行腐蚀、拉拢、迷惑和诱惑,以缓解矛盾;另一方面,由于世界资源过度开发的枯竭已经与他们无止境的社会化大生产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所以,在改良的政策背后,他们又同时进行了人口和人种的剿灭计划,以消灭最可能爆发革命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以改善他们影子政府下面的封建管理模式和秩序,以最终妄想继续维护它们的法西斯殖民统治。秋老师,我必须要在这里强调的是,我说的这些第一不是危言耸听,第二不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而我是站在马列毛主义的认识论的基础之上来阐发的。帝国主义的残暴不仁,不仅仅是在一些云谲波诡的所谓顶层设计中搞些阴谋诡计,而是在今天实实在在地在实施这个惨无人道的法西斯计划。而这个计划的残忍度,因为不是直接像枪炮刀剑来得那么血雨腥风,能激起革命运动的自动对抗性爆发,而是像糖衣炮弹那样来得那么甜甜蜜蜜,让丧失了战略警惕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自动消亡。比如说转基因这个高科技手段,既能发展生产力(不增产但能节省劳动力),决定殖民地国家的生产关系;又能作为生物战争武器,消灭所谓的垃圾人口。而一旦一个殖民地国家的农业都被转基因物种控制,这个国家就丧失了进行革命运动的战略能力,那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力量,就只能在自杀似的革命运动冲锋中或在悄无声息的取消革命中灭亡。而这些,都是马恩列斯毛没有看到的一种帝国主义的高度腐烂的程度,用这样的一种极端手段来解决它们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政权危机。所以,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必须要理论联系实际,不能退守在上个世纪热兵器时代的瞭望塔上去看待今天的世界军事战略,不能退守在上个世纪冷战思维时代的瞭望塔上去看待今天的世界政治战略,而应该实事求是地根据帝国主义腐烂程度的加剧,根据它们残暴手段的加剧,来分析和判断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共同敌人有哪些,而这些共同的敌人是否共同有求生的欲望,是否共同有反抗的意识和精神,是否共同有能力去取得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胜利,是否共同能促成国家和民族救亡图存的统一战线。而在这个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能否成为排头兵和领头羊,这才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所应该学习和拥护的革命战略思维。因为,当一个殖民地国家的阶级斗争的革命运动还不能立即到来和不能保证取得胜利的时候,一定是具有高度集中、觉悟和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革命热情还没有形成,那么就不能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质的飞跃。那么,一定的国家和民族的革命运动,就会点燃这个革命热情,去锻炼无产阶级去具备这个革命热情。特别是由于转基因生物战争具有时间限制的战略特性,这就要求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具有战略眼光,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首先取得国家和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基础上,去继续完成两个决裂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艰巨任务,直到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获得了解放,就继续朝着世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而前进!

秋老师,关于您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五段论的言论,我以上的这些反驳先说这些。从我反驳的言论中,您应该可以看出我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那就是基本原理要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如果不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没有任何取得革命胜利的战略眼光,那就是机械论和取消论。如果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相结合,采取了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那就是自由论和唯心论。在以上的反驳中,我也间接说明了为什么社会主义阵营会变修变色,会发生历史性的大倒退的问题。因为这也是前几个副标题中我要回答您的问题,所以就顺带一起说明了一下。而关于您攻击说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属于是马克思主义,而列宁作为第三国际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属于是列宁批判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本来是准备在这个副标题中来详细谈的,但是我觉得既然您的逻辑思维是处在一种混乱的情况下,过多的梳理,可能让您更加糊涂。那么我在这里,只需要简单地说明一下,就可以了,就可以抓住您的本质了。您的混乱逻辑是什么呢,像您用毛泽东主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一样,您这是用列宁主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最后您想表达的是什么呢,用列宁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把列宁主义同时也反掉了;用毛泽东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也一同可以把毛泽东主义反掉了。因为您打着的毛泽东主义的旗号,是您已经抽掉了革命灵魂的毛泽东主义的旗号,是已经变了颜色的毛泽东主义的旗号,所以,您像第二国际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成为了东方的新毛泽东主义者,也最终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新社会主义者。而您的新社会主义论,既不讲究逻辑,又不联系实际;向着诡辩论的思辨领域的中心主义回归,既不是为了革命理论,又不是为了革命实践。但是尽管这样,您还要趾高气扬地说您9次打败了马克思主义者,秋老师,您不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可笑吗?您说您的“新社会主义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深层批判邓小平封建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秋老师,这些内容在哪里呢,恐怕您说反了吧?!邓小平再反动再卖国,他也没有直接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开刀啊,他假不假还总是把自己说成马克思主义者。而您呢,您彻彻底底地将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灵魂都否定了,难道这样的反马列毛主义者,能深层次地批判邓小平吗?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而为什么我能够说您介于特色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是因为您的理论体系偏向于新自由主义,当然也就与特色主义有矛盾,与邓小平有矛盾。但是,这能说您的言论就是回归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言论吗?相反,您修正毛泽东主义,而且把这个所谓的新社会主义论强加在毛主席的身上,请问,您到底是什么主义?尊敬的秋老师,本人在这个副标题的评论中,没有原封不动地引用一句马恩列斯毛的语录,没有一丝对您表示客气的态度,是因为我只想用我的认识论来对您进行坚决彻底地反驳。而至于说对您不太客气,是因为您在这次北京研讨会上的言论,已经超出了研讨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社主义理论的范围,在性质上,已经是彻彻底底的反马列毛主义,反社会主义。所以,对这样的新社会主义论,难道不应该进行坚决彻底地批判吗?所以,秋老师,我尊重您,对您的新社会主义论能唯物辩证地到来,我表示热烈地欢迎;但是,对您的言论的反革命论调,我必须进行坚决彻底地批判,这就是我评新社会主义论的革命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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